我的外婆家(二)

                                                    我的外婆家(二)

 

 

 

隨著事業不斷發展，生活日益富裕，大舅也必然地步著暴發戶三部曲，即買洋房、買汽車、討小老婆。大舅買的洋房在當時的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慕爾名路口的康樂村1號，是一棟兩底三層的，前麵還有一個小小的花園。房子很大，底層除了由兩間房聯通而成的客廳和一間側廳外，還有廚房、汽車間和兩個衛生間；二樓有兩間主臥室，一間側臥室，一間仆人房和兩個衛生間；三樓也是有兩間主臥室和一間作為舅婆佛堂用的側房，一個衛生間，還有曬台和仆人間。此房原來的主人有很複雜的政治背景，雖說是一個日偽軍的師長，在和新四軍作戰中被擊斃，然而卻有蔣介石簽發的撫恤令。此人的老婆姓陸，據說是國民黨特務係統的人。經人（中間人叫彭德順，也是大舅運輸公司的合夥人，此人想方設法地哄著大舅，從中撈取各種好處）拉線，大舅花了一百多根金條（每根十兩）從死去師長的夫人手中買了這棟房子。但是雖然房子買下來了，房子裏卻住滿了人：一樓是一對夫妻，好像是國民黨區分部的什麽幹部；二樓是一位江湖騙子的眼科醫生；三樓是一位國民黨的炮兵團長。要這些“老爺”搬走，不花大筆的錢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大舅又花了多少錢，但是可以推想，如果不超過可以“頂”到相當原來所住的房子的錢，是打發不了的。當時上海“頂”房子和買房子的錢相差不大，所以大舅實際上是花了兩倍的錢才買下這棟房子的。而且至此，事情還沒有結束，國民黨上海市信托局又以此房是敵產（偽師長的產業）為由，要來查封，後因有蔣介石的撫恤令為憑，房子才算保了下來。可以想象，擺平這件事的過程中，必然又是要花錢的。經過這樣的幾番折騰之後，才由大舅的一個表弟傅方瑤（因為失業，在大舅店裏工作）負責此房的裝修和改造工程，包括花園內拆除原來的葡萄藤長廊，改鋪草坪和種植名貴花木，又花了不少錢。到全部完工，已是48年了。到49年，大舅已經忙著去香港之事，花費了如此精力和財力的房子，自己真正享受的日子並不長。這房子的最輝煌的日子，大概要算外婆的七十大壽了，那時房子剛裝修好不久，處處顯得富麗堂皇，加上大舅的生意也正是如日中天，借此機會大宴親朋好友，以顯示自己的“富”，光宗耀祖，這是完全符合大舅的性格的。那天專門從當時上海最高級的國際飯店訂了一百多客高規格的大菜（西餐），在家大擺筵席。是日，基本上所有的親戚、朋友都來了，車水馬龍，好不熱鬧，以致晚上散宴之後，我突然有一種“人去樓空”的感覺。用迷信的觀點來看，這棟房子並沒有給大舅帶來什麽好事，相反，卻是麻煩不斷，除了前麵提到的各種傷腦筋的事情以外，還有一些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的傳說。在此房裝修過程中，由母親陪著外婆帶著幾個傭人先搬過來住，其間，外婆病了一次，病中，在夢裏見一個穿軍裝的人要趕她走。其實外婆並不知道原來的房主是軍人。更奇怪的是傭人中有一個我們稱之為許師傅的男廚師，他睡在一樓，也說有一次他半夜起來看見一個身穿軍裝的人向樓上走去。我不知道這位許師傅的話是否真的，或許是一種幻覺，甚至本身就是一種惡意的恫嚇，但是外婆的夢是真的。我當然不相信會是那位死鬼師長的陰魂再現，很大可能是外婆的淳樸本性，使她從本來的貧苦生活，住到這豪華宅第而不安的潛意識作怪。大舅可能對這房子也心存芥蒂，所以在房子的三樓陽台上對外安裝了一麵八卦，以避邪驅魔。然而不幸的事還是出現了，大舅的第五個小孩盤民，就夭折在這所房子裏。盤民是由奶媽帶的，那年冬天，大舅在二樓他臥室的外間安裝了一台自動點火的燃油取暖器，奶媽就整天抱著盤民坐在爐子邊的沙發上，孩子受不了這樣的烘烤，加上室內空氣不流通，患上了白喉，不治身亡，年僅兩歲。這對大舅不能不說是一個打擊。此外，他的事業也逐漸走下坡路，盡管這是大陸資產階級的共同命運。這棟房子，解放後仍舊難逃被“充公”的結局。來接收的是當時華東海軍後勤部的一位姓張的部長。此人也是靖江人，據說這位張部長和死去的偽師長當初同時追求那位陸小姐，最後偽師長獲勝。張部長一怒之下，投身革命，一步步地爬到了師級幹部的位置，不過心裏還是時刻關心著舊情敵的情況。上海一解放，便立即來接管原來屬於舊情人的房產。接管也沒有任何正規手續，隻是這位張部長帶著警衛員和家屬來了，說是接管敵產，上了三樓，把住在三樓的外婆、姑婆和母親趕了下來，並限令幾天內要全部搬離此屋。當時大舅早已去了香港，康樂村家中隻留下老弱婦幼，我那時還不足16歲，便是年齡最大的男人了。一家之主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大舅母，看見背著槍的共產黨，當然隻能乖乖地服從，從康樂村搬回到天津路原來的住處。其實，大舅去香港後，上海的一切都交由二舅負責的，不知道因為他害怕共產黨還是其他原因，也不敢正麵去交涉，而是想采用國民黨時期那種托人說情的方法。也確實有一些自稱認識共產黨官員，可以幫忙疏通的騙子，借此機會欺騙敲詐，我就曾經陪同大舅母一起為此到浙江路五馬路附近的一家人家去過。結果當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白白送了不少禮，花了不少錢，卻什麽結果也沒有。其實，現在想起來，即使該房屬於敵產，要沒收，也應該由軍管會的有關部門來接管，然後統一分配使用，怎能會由有這樣關係的人直接來接管呢？這裏明顯有貓膩。這位部長在接管房子的同時，也接管了三樓的全部家具，包括紅木大櫥、紅木床、紅木桌及室內其他所有的設備，雖然也寫了借條，卻是隻借不還。後來聽也是靖江人的同事講起，此人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查出有貪汙問題，降級下放到一個小基地的後勤部門去了。這房子的事，後來也曾申訴到法院，雖然有買據等證明文件，但是因為解放前被中央信托局的事耽擱，尚未能辦理房產過戶，就解放了，因此，產權未能解決。以後各種運動，當然更沒有解決此種問題的政治空氣了。改革開放之後，原來的經手人二舅不久便去世了，在境外的大舅的子女，由於對國內政治情況的恐懼症， 不願回國過問，也就不了了之。前幾年上海建造高架路，正好經過該處，房子便被拆掉了。如今在延安中路上再也見不到這棟沿街的三層樓的洋房了。

與此情況相似，原來常州馬園巷老宅的房產，原本一直屬於大舅的名下， 曆來所有的房地產稅都是大舅名義交付，房子原本由外婆的弟媳婦居住，弟媳婦去世後，由大舅一位朋友的兒子借住。隨著城市發展，處於市中心的該房，地位陡升，大舅二叔家的子女突然提出該房應該屬於他們所有，由於此方無人出麵爭辯，最終產權歸屬於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