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周總理匯報"九一三"飛機失事】

孫一先： 我向周總理匯報"九一三"飛機失事

　　作者    孫一先

 

   "九一三"事件發生時，正任我駐蒙使館秘書，曾親到墜機現場，並參加了中蒙五輪徹夜談判。其撰寫的回憶錄《在大漠那邊——親曆林彪墜機事件和中蒙關係波折》一書，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於2001年1月出版，本文即選自該書。

 

領受任務

   　　1971年9月17日7時10分，我們從失事現場回到了烏蘭巴托。

   　　返抵使館，許（文益）大使顧不上吃晚飯，馬上去打電話，向外交部辦公廳符浩主任做了匯報。打完電話，許大使講國內要使館派人立即回國詳細匯報，越快越好。許大使同黨委成員商量後，決定派我回去擔負這一任務。為了旅途安全，許大使讓中國建築公司駐蒙古公司安排回國探親的蒙文翻譯賀喜與我同行，並要小劉連夜打照會，給我和賀喜（對外已轉成使館工作人員）辦理簽證。沒想到我們二人的簽證，18日上午送去蒙古外交部領事司，下午就辦回來了。看來他們已猜到我回國幹什麽。

   　　19日上午，收到國內發來的幾個指示，其中一個要求注意觀察蒙方和駐蒙蘇軍有無戰備動作。我和小王驅車到烏市周圍去轉了一圈，特意根據使館司機提供的線索，到烏市西區陶拉蓋圖的北山溝，看看蒙軍的防空導彈陣地。看到發射架裝上了防空導彈，旁邊的探測和搜索雷達一直轉個不停。回到市區，注意觀察來來往往的蘇聯軍用汽車，似比往常有所增加。烏蘭花北山上的幾部遠程警戒雷達開足馬力，晝夜轉個不停。而蘇軍集團軍指揮部所在地的烏蘭花一條街，入夜後燈火一片通明，直至深夜。

   　　列車20日9時28分離開烏蘭巴托，我看到鐵路兩旁的蘇聯軍事基地格外繁忙，氣氛異常。離烏市70多公裏（鐵路裏程，直線距離約50公裏）的大型後勤基地上，已不像過去看到的無事閑逛和午間足球賽的蘇軍大兵，代之的是進進出出的載重車輛。離後勤基地不遠的一片幾十個橫臥的戰備油罐群，不僅用鐵絲網圍了起來，還少見地加上了崗哨，說明都加滿了油。離烏市100公裏（鐵路裏程）的巴彥機場，飛機不斷起降，空中一個個編隊飛過。而且，拉出機窩停在滑行道旁的一排殲擊機，都脫掉了機罩。我心裏想，中國和蒙古之間現在沒有什麽緊張局勢，隻不過一架中國民航飛機在溫都爾汗附近失事墜毀，這也值得駐蒙蘇軍來湊熱鬧嗎？

   　　深夜11時45分，列車開進我國邊城二連。邊防檢查站王站長在站台上等著我，把我接至他的辦公室。我看到車站內外，解放軍明顯增多，幹部們都佩帶手槍，感到有些異樣。在我詢問下，他悄悄地說："現在是一級戰備。"我心中陡然一驚，無怪乎蒙古境內蘇軍活動異常，難道真的同失事飛機有聯係？

   　　清晨6點多鍾，被車站上的嘈雜聲驚醒，原來已到內蒙古的集寧車站。我掀開窗簾立即看到，一列軍用列車正在卸下各種軍車和重型武器，相當數量的部隊在忙來忙去。

 

約法三章

   　　9月21日下午3時29分，國際列車準時抵達北京站，停靠在1號站台。一下車就看到站台上的外交部辦公廳符浩主任和秘書王萬慧，我以為他們是來接什麽重要人物，上去打招呼後就東張西望尋找接我和小賀的人。王秘書上來把我拉到符主任麵前，符低聲說："我就是來接你的，已安排好你暫住外交部招待所。"我解釋說在北京有家，他說："不，要先住在外交部招待所。"我向他介紹了同行的小賀，他問明是中建駐蒙古公司的陪同人員，未去過飛機失事現場，也不了解有關情況，就叮囑他關於飛機墜毀的事，沒有公開前絕對不能對任何人講。之後，就讓中建公司對外局的人把他接走了。

   　　到了外交部招待所，符主任讓我把從使館帶來的文件、資料和現場拍攝的膠卷，統統交給王萬慧，並交代王馬上把這些東西帶回部裏，文件交部值班室主任徐連儒保存，膠卷交給孫秀娟衝洗，然後對我說："先休息一下，做好匯報準備，可能隨時找你。"同時對我約法三章：第一，暫住招待所，不許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內到處走動；第二，不要同外麵聯係，包括親屬和所屬單位；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就說臨時回國送文件，現在正等回件，隨時準備返館，有關失事飛機的事，一句也不能講。

   　　當夜11時30分有人敲門，是一位衣著樸素、麵龐清臒、神采奕奕的女同誌。她一進門就自我介紹："我是王海容。"接著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說："走，到人民大會堂匯報去。"說著，她把洗印好的飛機失事現場照片，及我帶回來的有關資料遞給我。

   　　我們從人民大會堂北門登上台階，兩名警衛迎上前來，緊貼著站在我麵前。我感到他們似乎在用暗藏的檢測器檢驗我的文件包。王海容向他們做了說明，我們就被客氣地讓進了大會堂的北門。

 

向周總理匯報

   　　王海容帶我走到福建廳門外，讓我坐下把照片分類整理一下。剛剛整理好，她喚我進去。我一進門，驀然間眼前一亮，坐在正麵中間的沙發椅上的不是周總理嗎？我頓時感到心髒急促跳動，胸悶得有些出不來氣，急忙走前幾步。總理伸出手來，握住我的手，目光炯炯地看著我，親切地說："回來了？好，請坐。"並向我介紹站在身邊的軍人："這是楊德中同誌。"總理示意我坐在他左邊的藤編沙發椅上，與他中間隔著半米寬的藤茶幾。我環顧了一下大廳，座位分作內外兩層，內層是十幾個藤沙發椅和茶幾，及一張藤編方桌，外層是一圈織錦緞大沙發和暗紅髹漆茶幾。在內層的座位上坐了幾個人，有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軍代表李耀文、副部長韓念龍、辦公廳主任符浩、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

   　　坐定以後，總理問我："一同回來的不是還有一個翻譯嗎？哪去了？"我答："他回家了。"總理立即麵色一沉，濃眉猛然一蹙，嚴厲地問："誰讓他回家的？"我看了看符主任，總理隨即轉向符更嚴厲地問了一遍。符浩回答是他讓走的，因為那個翻譯沒有到過現場，也不了解有關情況。總理說："那也不行，飛機摔掉了他總知道吧。"批評符浩："你當過兵嗎？你會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嗎？"符浩立即說："我馬上把賀喜找回來。"說完就到另外一個房間打電話去了。

   　　總理為什麽對這件事這麽嚴厲呢？後來知道當時林彪的心腹幹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四大金剛"，一個都沒有處置。9月14日，駐蒙古使館一位回國休假的幹部，離開使館前得知有一架中國的噴氣飛機在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機上9人全部死亡。他到了二連邊防站，向王站長講了這個消息。這當然是一件大事，王站長立即把這消息向內蒙古軍區報告，然後這消息逐級上報到北京軍區及總部。總理得知後，立即指示這個幹部所在的單位將其隔離，並限令北京軍區采取緊急措施，讓已知這個消息的26人誰也不許擴散。當然總理這個指示也傳達到二連邊防站，無怪乎我回國路經二連時，王站長不敢詢問蒙古境內的情況。

   　　總理問過我的個人情況以後，要我開始匯報。這時，服務員端來一碗熱湯麵勸總理吃一些，說從早晨一直還沒有吃過東西呢。總理說現在顧不上，聽完匯報再吃吧。

   　　我首先匯報蒙方對中國飛機失事事件的態度和雙方會談的經過。總理聽完，頭仰枕在沙發上，半思索半自語地歸納蒙方態度的特點，然後抬起頭來朝向我：　　"就是說蒙方還是比較友好的？"

   　　"是的，從幾年來中蒙關係看，這次是比較友好的。"我回答。

   　　"好吧。你談談現場情況。有沒有帶地圖來？"總理問。

   　　"我標了一張現場位置圖。"我說著就跟著總理站起來，走向那張方藤桌，把地圖攤開，外交部的幾位領導也圍過來觀看。我指著地圖上標出的紅圈，講蘇布拉嘎盆地（失事所在地）位置，及其與溫都爾汗、烏蘭巴托、我國國界的距離。　　總理問："離伊爾庫次克多遠？"我答直線距離700多公裏。

   　　"我國的山海關在哪個方向？"我回答說在圖的右下角。

   　　"多倫呢？貝勒廟呢？"我指出了這兩個點在地圖上的位置。

   　　總理立著右手掌從山海關開始，沿著這兩個點到溫都爾汗，用力地向前一畫，並微微地點了一下頭。我立即吃驚地意識到，飛機是沿著這條航線飛出去的，而不是由東北飛進關內，這絕對不會是迷航，而是叛逃。

   　　回到座位剛剛坐定，從門外進來幾個人，第一位是總政主任李德生，第二位是空軍司令吳法憲，第三位是空軍副司令兼民航總局局長鄺任農。我站了起來，總理隻向我介紹了李主任。這時，已是9月22日淩晨1點鍾了。

   　　"好吧，你繼續匯報吧。"總理說。

   　　我開始講失事飛機的情況。當我講到飛機肚子擦草皮著陸時，鄺任農插話："軟地麵不能放起落架，放了起落架就會像釘子一樣紮進地麵，飛機要翻筋鬥的。"總理馬上製止了他的插話。我借機仔細看了看剛進來的三位領導，李德生主任和鄺任農局長都神態自若，而吳法憲司令卻麵色蒼白，呆若木雞。

   　　我按提綱講下去，總理似乎對失事飛機不大感興趣。

   　　我講到機翼根部那個大洞，懷疑是防空導彈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麵沒有穿透，而且洞口鋁刺並不規則，所以難下結論，總理點了點頭說："這個要好好研究研究。"我一麵講一麵把相關的照片遞給總理，他看後分成兩遝放著，還不時地在有的照片後麵用鉛筆做了注記。我拿起一張照片，匯報說這是飛機上一床標有ＰＬＡ字樣的小型毛毯，估計縮寫字是巴基斯坦國際航空。總理點頭說："對，是巴航。"我當時理解是這架飛機去過巴基斯坦，後來才知道這架飛機與其他幾架"三叉戟"飛機一起是從巴基斯坦買回來的。

 

總理的關注

   　　當我講到死難者屍體時，已接近22日淩晨2點鍾，總理精神異常貫注，看不到一點疲勞的影子。我按編號一具具屍體詳細講，他一張張照片仔細看，有時還戴上花鏡反複看，他把這些照片全部看過一遍，然後攏在一起，用曲別針別起來，並附上紙條寫上一些字。我遞給他我們在現場墳堆前默哀的照片，他看也不看就放到另一遝裏。我愈加感到死難者中間有問題，但當時怎麽也沒想到會是一個大人物。

   　　最後，匯報死難者的遺物情況。總理全神貫注地聽著。我講到那個寫得亂七八糟的拍紙本，總理問寫的什麽內容，我說看不懂。總理看照片，因為拍照時已近黃昏光線不足，字跡分辨不大清楚，他似乎感到失望，但仍然把它和死難者屍體照片放在一起。當我講到現場發現一個含有機密內容的鉛印小冊子，總理特別注意，讓我講具體一些。我列舉了書中提到的幾項國防新產品的研製，總理態度變得嚴峻起來，問我為什麽不把它拿回來？我說視察現場前，雙方達成協議，現場物品隻看不取，蒙方最後一並移交。總理的口吻嚴厲而帶焦躁，批評說："對國家機密怎麽能這樣不負責任，應當誓死保衛嘛！你是不是共產黨員？看到國家機密處於危險之中，應該不應該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去保衛？"我屏息聽著，想解釋一下我曾讓小沈去取回，被蒙方人員阻止，但沒敢開口。我感到汗顏和後悔，如果當場察看時順手裝到兜裏，蒙方人員也不敢搜身索要。等到總理的語氣緩和下來，我繼續講這個小冊子，說到這個小冊子有殘存的紅塑料皮，內文前有"各位首長和同誌們"，最後有括號裏的"長時間熱烈鼓掌"，像是一個講用報告。總理聽了樂起來，哈哈笑著說："你為什麽不早講清楚這一點？！這個小冊子我知道，我這裏還有一本，回頭可以給你看看。"順手就把有關這個小冊子的照片扔到另一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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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理為什麽如此關注飛機上是否有機密文件呢？後來才知道，葉群和林立果決定外逃前，早已把國家高度機密文件，裝滿了整整一架直升機，在三叉戟256號專機從海關機場起飛後，它也從京郊沙河機場向蒙古方向飛去。但是，這架直升機9月13日晨被迫降在北京附近的懷柔縣境內，文件沒有受到損失。然而，葉群在北戴河還保有一套中央和軍委的絕密文件，有沒有帶走呢？他們叛逃以後才發現，葉群專用的小轎車的後備箱裏，擺著一個裝滿文件的皮箱，隻是因為他們奔往海關機場時十分倉皇，沒有來得及把這輛車同時開去。那麽，他們隨身帶沒帶機密文件呢？誰也不清楚，因為時間剛剛過去短短一個星期，掌管文件的部門來不及徹底清查核對。"九一三"之後，國內向使館發的第一個電報，就提到"未燒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轉交我們"，而我在視察現場時，囿於"中國民航飛機失事墜毀"的概念，把重點放在失事飛機上，對文字材料察看追究不夠。

   　　整個匯報結束時，已經是22日淩晨3點多鍾，總理指著我對外交部領導講，他剛回國就來匯報，搞得這麽晚，夠累了，帶他吃夜宵，然後讓他早早回去休息。接著又對我說，以後有事找李耀文同誌。

   　　王海容帶我在廳旁走廊的沙發上坐下，服務員端來雞絲掛麵，還有兩片哈密瓜。王海容親切地說："怎麽樣？累了，餓了吧？快吃一點，不夠吃可以向服務員再要。"吃了夜宵，王海容讓我同她一起，把蒙方提出的兩份《紀要》稿子各抄寫一份，她一再提醒我字要寫得大一些，後來聽說，這份稿子和那些照片，總理親自送給了住在人民大會堂118廳的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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