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公和堂叔們（2）

                                            我的叔公和堂叔們（2）

 

五叔公雖然學曆不高（好像是高中），卻是祖父輩五兄弟中混得最好的一個。因為抗戰勝利後他一直在上海，加上和我大舅在業務上有往來，所以也是幾個叔公中和我們聯係最為密切的一個。早年，他和父親都由親戚介紹進入上海中國實業銀行工作，後來父親因為吸食鴉片而被辭退，五叔公則一直在該銀行工作很久。抗日戰爭期間五叔公去了重慶，進入了川幫的建業銀行，據前幾年修輯家譜時所收集到的資料表明，該銀行是由周恩來授意龔飲冰（地下黨的高級幹部）和範旭東（民族資本家）一起創建的，共產黨也投入了大量資金，將建業銀行作為共產黨在金融界的一個陣地。因為範旭東的弟弟範旭疇是五叔公的姑父，由這個關係，五叔公進入該行並擔任襄理的職務，勝利後成為上海建業銀行的付經理。該銀行的地址就在天津路景行裏口，和大舅的商號相距不過一二十米。作為以投機買賣為主的商業資本家，大舅需要經常向銀行透支或者貸款，而作為銀行經理的五叔公也需要有一批業務往來的客戶，雙方的相互需要，使得親戚關係更加密切起來了。解放後，私營銀行全部被淘汰，建業銀行也未能幸免，五叔公也隻能進入鄉親徐朗星的搪瓷廠做職員。 五叔婆為人非常仔細，平時對我們也很關心。五叔公的封建思想很重，盡管他的年齡比父親大不了多少，據母親講，有一次因兩人意見不一，他竟然伸手就打了父親一個耳光。但是他對我作為第三代能夠盡到贍養祖父的責任，極為讚許。解放初期，曾有人通過他集資辦一個電器廠，隻要集資兩千萬（相當於今日的兩千元），即可介紹一人入廠。當時二舅認了一份，母親希望能借此機會進廠，但五叔婆以外婆會不舍得為由，介紹了另外的人。其實，真正的原因恐怕是怕母親去當了工人，這個銀行經理會丟麵子。如果當時母親能夠進廠當了工人，憑著母親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和一定的文化程度，工作上一定會非常突出，很可能成為先進工作者。而且如果母親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我們家的發展也會是另外一種情況。後來當五叔公他們覺得當工人並不會丟麵子時，對此事也曾流露出悔意，但已時過境遷，毫無用處了。

五叔公有四個兒子，後來還領養了一個女兒。 老大受傳統道德觀念的影響較深，恪守孝道。早年畢業於中華工商學校，也許是在那裏參加了三青團。抗戰期間，去了當時抗日前線的安徽屯溪，抗戰勝利後返回上海，好像在三青團上海團部工作。我記得他曾送給我們家一些脫胎漆器的杯、碗之類的東西，大概是作為“接收大員”所得的吧。可惜我們不知道這些東西的珍貴，隻當作平常用具使用，都用壞了。上海解放時，本應撤去台灣，但他考慮到年老的父母，就留了下了。上海解放後，他立即去公安部門坦白交代，雖然被戴上了“曆史反革命”的帽子，但因表現比較好，所以一直沒有吃太多的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過造反派的打，但和其他人相比，還是算輕的。他在解放後也進入鄉親徐朗星的九豐搪瓷廠工作，當時還沒有公私合營，一切仍舊由徐的侄兒在主管。後來他好像被安排當了輔助工，這當然是在公私合營之後的事，不過工資好像沒有減少。他在解放後和一位中學老師結了婚，就住在五叔公家。由於五叔公的封建家長製觀念以及他的“孝順”，致使夫妻關係不很和諧。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在美國，另外一個在澳大利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夫妻兩人同去美國探望兒子，後來他回來了，女方卻一直居留在美國，他則獨自居住在上海，直到他患肺癌去世。在去世前兩天打電話給我在上海的三弟，說自己隻有三天時間了，希望三弟去看他一次。三弟他們馬上趕過去，總算見了最後一麵。但那時他自己的子女並無一人在身邊，其孤獨之情可想而知。據說他的妻子和兒子最後還是趕回來的，但是是否來得及見上一麵就不知道了。最後歸葬故裏，和五叔公、叔婆葬在一起，墓地是他在安葬五叔公時預先買好的。

他在世時曾經主動和我通過幾次信，在曾祖父母、祖父母的紀念墓建好後，以及五叔公、婆歸葬後，他都曾給我寄過照片，並且也有他為自己和妻子預購的刻著紅字的墓位。97年我們送小外孫女去美途徑上海時，也特意去他的新居看望他，在他那裏吃了飯，還拍了照，如今已是一種紀念了。

五叔公家的老二受儒家思想影響較少，比較有反抗精神。他的一生，和老大成了相反的對比。抗戰勝利前有一段時間，他在上海北京路成都路口的一所中學念書，說是住讀，但有不少時間住在我們家中。勝利後，進入大夏大學，在那裏參加了進步學生運動。那時，他住在五叔公家三樓（老大住在二樓的亭子間），一些地下黨和進步同學經常在他那裏開秘密會議，作為三青團骨幹的老大明知道這些，並沒有采取什麽行動，隻是警告老二說：“你小心一些，不要給我鬧出什麽事來”！解放前夕，老二撤退到解放區，上海解放時，他隨軍進入上海，成為軍管會的一名幹部，後來在一個學會工作，定級為18級，並分到在威海衛路一棟洋房裏的很好的住房。但是在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右派，並因態度不好，升級為反革命，被送勞動改造，妻子也被迫離婚。他在勞改期滿以後仍舊留場勞動，一直到四人幫倒台後才得到平反，然而一生中的最寶貴的三十多年就在這樣冤屈和苦難中度過。從冒著殺頭的危險，投身革命，到成為共產黨監獄裏的政治犯，實在是莫大的諷刺。平反後，和妻子也複了婚。原來的住房早已為別人所占，領導上想另外給他分房，但他的強脾氣難改，“就要還我原來的房子”!領導沒有辦法，隻能照辦，也算是出了一口氣。他也有兩個兒子，也是一個在美國，一個在澳大利亞。

老三早年一直跟在五叔婆身邊，相對得到父母的寵愛多一些。小時候不甚用功，雖然和我同歲，卻和我二弟同級。小學考初中時，兩人都沒有考上什麽學校，都隻能進了常州旅滬同鄉會剛剛創辦的一所中學，在製造局路上 ， 一共隻有十八位學生，五叔公戲稱之為“十八羅漢”。第一學期的成績單是他代替二弟一起拿的，回來卻說兩張成績單被他夾在書包架上，在路上掉了。大家分析，其實是他的成績太差了，見不得人，隻能說是丟了。他後來參了軍，不知怎的，後來居然當上了河北省一個地級市的紀委副書記，這大概是祖父五兄弟這一係統裏職位最高的人了。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人，一個哥哥是曆史反革命，一個哥哥是右派、現行反革命，他仍舊能夠爬到這個位置，實在是不簡單的。

老四因為自小由奶媽帶養，所以原來和父母的關係不如老三那麽親 。他在徐州石油單位工作，在五叔公去世後，也曾經接五叔婆去他那裏住了一段時間，說明還是有孝心的。

還有一個養女，其生父是常州的一位教師，因家境不佳，所以將幼女送給了人家。當時五叔公家正是興旺時期，對這位養女寵愛有加。這個女孩天性老實，文革期間，受到毛澤東思想陽光的哺育，和資產階級的養父母劃清界線，回到常州生父家中，但是後來不知道什麽原因，又回到上海養父母處。上山下鄉運動中去了新疆，並在那裏和一位目不識丁的人結了婚，生活得很苦，後來在一次車禍（騎自行車被撞）死去。她的一生實在是離奇、悲慘的一生，至今我還常常會回憶中出現她小時候天真無邪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