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一）

                                                             我的父親(一)

  我的父親於1908年農曆12月初八在江蘇常州焦溪老家出生，1983年1月15日在長沙我二弟家中去世。父親在江蘇江陰唸的中學，在他的履曆上有上海宏才大學畢業的學曆，對此我深表懷疑，因為他是和他五叔一進入上海中國實業銀行的，他五叔比他要大幾歲，好像隻是中學文化程度，從年齡上來推算，父親不可能當時已經大學畢業，所以，這所宏才大學很可能和錢鍾書筆下方鴻漸唸的“克萊登”大學一樣，是一所根本不存在的或者隻要付一點錢就可以給一張文憑的學店。父親從小生活在小鎮上，小鎮的儉樸謹慎的生活環境以及祖母小氣的生活作風，對他的性格形成有很大的影響。從他寫的字就反映了這個特點。他的字完全是畢恭畢整的印刷活體字，寫得極其慢，極其工整。按理說，這樣拘謹的性格，    年青時的父親
應該不會犯什麽錯誤了，然而，他年紀很輕時就染上了毒癮（開始是鴉片，後來是海洛因）
，從此便走不上正道，雖然在祖父和母親的監督下，也曾經多次戒毒，但都是剛戒完不久，便又吸上了。甚至就在被關在家裏監督戒毒時，還在偷偷地吸。祖父和母親對他的絕望心情可想而知。隻是到解放後，社會上完全杜絕了販毒 和吸毒之後（指上世紀五十年代），他才從毒品的地獄中重生。在這一點上，祖父是從心底感激共產黨的。其實，如果不是受毒品之害而又沒有毅力從中自拔，他的一生中是有好幾次機會，可以在事業上有一番作為的。他的第一個工作是上海中國實業銀行，這是一家根基紮實，實力雄厚的老牌銀行，在解放前上海三百多家銀行錢莊中名列前十幾位（我工作的國信銀行排名第八十五，便也已算是老資格的銀行了）。總行在上海北京路香港路口，現在漢口還有一座作為文物保護對象的中國實業銀行大廈。父親和他五叔進入這家銀行好像是由一位有相當地位的親戚介紹去的，加上大概父親天資還算聰明，所以一開始頗得重視，工作沒有幾年，便擔任稽核，代表總行派往蕪湖等地核查當地分行的賬目，後來又任同孚路(今石門路)支行會計主任。也就是此時，開始染上毒癮，在中國實業銀行的影響一天天變壞，終於被清理出門。如果不是因為吸毒，而能夠在中國實業銀行好好幹下去的話，也許可以在銀行界有一定地位，至少可以是中國實業銀行的高層人員了。他從中國實業出來後，又曾經到廣州市銀行工作，據父親自稱擔任會計主任之職。那時正在抗日戰爭初期，日本飛機對廣州狂轟濫炸，不知是因為廣州淪陷還是什麽其他原因，父親又回到上海，進入一家叫複興銀行工作，好像也有一個小頭頭的名銜。這家銀行實力比較強。他在此期間曾經幫了大舅和大舅的鄰居陳逸民等人很多忙，自己可能也發了點小財。1941年大舅派店裏的一名職員到常州接母親來上海時，母親擔心父親不爭氣，此人勸母親不必擔心，說：沈先生（父親）光是存在我們店裏的錢就足夠你花費多少年的了。可見那時父親的收入是不錯的。不過父親還是保持著祖母遺傳的小氣作風。在母親還沒有來上海，我住在大舅家時，他從沒有為我買過點什麽。我因為蛀牙疼痛，他隻是到中藥店化幾角錢買一點薄荷之類，說是消消火氣即好。有一次，總算要帶我去看電影，他原本是準備帶我到屬於二三輪的麗都電影院的，那天麗都恰好客滿，我吵著要到對麵屬於頭輪的金城大戲院去看，他起先不同意，被我纏得沒辦法，才勉強同意了。我還記得看的那部電影的名字叫“惱人春色”。這倒不是說父親待我刻薄，其實，他對待自己，除了吸毒之外，其他也是一樣小氣的。父親在複興銀行的好日子畢竟未能維持太久，之後他又進入大舅參與投資的瑞華商業銀行，擔任會計主任。此時，母親已經從常州來上海，正式在北京路安了家，因此我可以看到父親的生活和工作情況。他每天吸食海洛因到半夜，早上卻遲遲不起。因為作為會計主任的他掌握著銀行庫房的鈅匙，有幾次銀行開門後他卻還在家中睡覺，銀行不得不派人來家中取鈅匙。瑞華銀行是一家小銀行，資金薄弱，所以存在的時間不長。在瑞華之後，在家失業了一段時間，正巧一位堂叔要去大後方，父親就隨他到了安徽屯溪，該地當時為國民黨第三戰區首腦機關所在地，不少國民黨的黨政機關都在此地。時任在屯溪的中央日報社社長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東南辦事處特派員的國民黨紅人馮有真（解放前因飛機失事身亡）和父親是同學，由堂叔引見後，馮問父親是不是國民黨員，堂叔馬上幫父親回答說：“是的”，其實父親根本沒有參加過國民黨。馮也許是講同學交情，也許是為了擴充自己的親信，隨即安排父親擔任中央日報的發行科長和中央宣傳部東南辦事處視察的職位。應該說這兩個職位還是有一定份量的，尤其是前者，在抗戰勝利中央日報遷回上海之後，如果他能好好幹，是可以做出一番成績來的，可惜他既沒有這樣的能力，也沒有這樣的雄心壯誌，他所關心的還隻是弄些小錢以供吸毒，影響日壞，最終被中央日報登報除名。又失業了一些時間之後，通過他的一位在國民黨政府擔任糧食部次長的遠房堂叔父的關係，到安徽當塗的一個糧庫工作。。在當塗大概工作了一年左右時間，我印象中當年春節，他從當塗回上海過年，帶回來一些鹹魚。父親一生從未有過桃色事件，但是在當塗時有一張照片，是他帶著一個四五歲模樣的小孩照的，母親問他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關係，他當然說沒有。看來母親也隻是說說而已，並沒有太多的懷疑。父親離開當塗糧庫的原因到底是因為表現不好被介雇呢還是糧庫被撤消，我也不清楚，反正後來無處可去，隻能到大舅店裏混，曾經被大舅派去南方，從廣州後來到了香港。但是大舅在香港的業務開展得並不順利，所以父親在1950年又從香港回到了上海。正值東北招聘團在上海招聘人才，他便應聘去了撫順，在撫順礦務局財務處工作。從此父親真正戒掉了毒品，有了一個穩定的工作。他那時在撫順的工資有八十多元，按當時的工資水平，不能說是太低，一般大學畢業生的工資不過六十元左右罷了，但是由於他對家庭的責任心不強，既沒有按月給母親寄家用，也沒有承擔瞻養祖父母的責任，隻是我二弟隨後去東北唸高中，他才不得不承擔二弟的生活費用。母親於58年間也去了東北，大躍進開始後，浙江要發展煤礦，向東北撫順礦務局要求人才支援，父親借此機會提出南調，被調到浙江長興的長廣

煤礦公司，地點在長興煤山，開始擔任一個礦的會計，後又被調入財務處。長興煤山，是浙江和安徽廣德接界處的一個小鎮，當時的交通很不方便，要去煤山，必須先乘長途汽車到長興，然後再轉乘從長興到煤山的汽車（後來因為長廣煤礦的關係，從煤山到杭州通了鐵路）。但是風景卻十分美麗。在群山環抱之中，顯得小鎮的淳樸安寧。我曾先後去過兩次，第一次是搭我工作的工廠去杭州裝貨物的便車到長興，然後轉車到煤山。從長興到煤山的這段路，沿途不僅風景如畫，而且途中各站的地名也富有詩意。我第一次去時，父母親還住在鎮上煤山公社的招待所，一棟兩層的極其簡陋的建築，房間的牆和門都是竹編的。父母親占了一間，室內有四個鋪位。當時因為長廣煤礦是浙江省的重點，來此出差的人很多，有時鋪位實在安排不過來，女服務員老施也會和母親商量安排女客住進來。記得我去的那些日子，就曾經有一位女客來住過幾天。這種情況在如今是不可想象的。按理，母親完全可以拒絕，因為這間房是長廣煤礦包下給父親的臨時宿舍，招待所無權再安排其他旅客。但是母親的與人為善的本性，不忍眼看著別人因為無處住宿而路宿街頭，所以總是寧可自己不便，以救他人之急。由於母親的為人，那位叫老施的女服務員和母親的關係特別的好，她的丈夫是公社食堂的炊事員，我去之後，她曾代母親隻花五角錢打來一大碗筍丁炒蛋。那時正是全國最困難時期，安徽等地大批地餓死人，這樣的菜，在當時應該說是較為高檔的了。不過，這也說明了和相鄰的幾省（安徽、江蘇等）相比，浙江的困難情況相對要好一些。我第二次去煤山時，父母親已經搬到長廣公司的宿舍去住了，那是一棟破舊的兩層小樓，每一層不過五六間房間，其中一間北房為公用廚房，自來水在樓下戶外，父母親住在二樓一間朝南的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