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上海

           初到上海和在上海的小學生活（1940-1945）

 

我是八歲(1940)那年秋天由大舅店裏的一位職員將我帶去上海的。要我去上海，看來主要是大舅的意見，母親是絕對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的。大舅要接我去隨後又接母親去上海的原因，首先當然是姐弟情深，其次也不排除與當時父親在上海的銀行工作，對大舅的業務有一定幫助這一因素有關。因為後來大舅派店裏的另外一位職員到常州接母親去上海時，他對母親說：“光沈先生在店裏賬上的錢，就足夠你用多少年了”。這說明父親在這個時期內的光景還可以。其實接我去上海時，大舅家住得也十分擁擠，石庫門房子的一間廂房，住著舅婆、大舅夫妻和兩個孩子，兩個傭人則晚上在公用的客堂搭臨時鋪，所以我去，對他們家實在是很大的不便，這隻有在重視親情的年代才會如此，在人情淡薄的今天是不可能有這樣的事的。雖然用現在的水平來看，那時大舅家的居住條件太可憐了，然而大舅的事業卻正蒸蒸日上，經濟上比較寬裕，常常在節假日帶著表弟妹和我一起到附近南京路的大三元、冠生園等去吃早茶，品嚐叉燒包、雞球包等廣式早點的美味，有時晚上帶我們去看京劇（小孩不要票），我們感興趣的當然是武打場麵，但是大舅他們從來沒有是在戲院開場時就去的，而總是要等戲演到一半的時候才去，因為名角兒演的是壓軸戲，都是在最後的。而這些壓軸戲往往是大段的唱腔，對我們小孩來說實在沒味兒，隻是覺得戲院的氣氛熱鬧好玩罷了。不過憑著看“閑書”得來的知識，再根據台上的表演，胡猜帶摸地也能對劇情的梗概說出一二來，這會使看了半天仍在“五裏霧”中的大舅母等人驚訝不已，給於“真聰明”的讚許。有時散戲時碰上下雨，也會坐祥生汽車（祥生40000是當時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車公司）回家，大人小孩擠坐在車內，透過布滿雨滴的車窗看著兩邊閃過的五光十色的街景，聽著車輪從潮濕的路麵上駛過時發出的噝噝聲，有一種說不出的安全感，隻希望路程越長越好。

我獨自寄居在大舅家大概一年左右的時間，這一段時間內，好像沒有進學校。41年秋母親帶著隆弟也來了上海，恒弟則隨著祖父回到焦溪。大舅一家搬到天津路比較大的房子裏去了，原來北京路的房子就讓給母親住。那一年正好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國民黨的地下工作者在一些日方單位製造了爆炸，我們住的北京路宋家弄口的一家日本株式會社也被炸，日軍當即分區進行封鎖，我們被鐵絲網圍在由北京路、浙江路、廈門路和石路（福建路）為四邊的方塊內。幸好看守鐵絲網的是類似於農村村公所之類的偽組織，塞幾個錢，很容易地跳出了這個封鎖圈，臨時住到天津路大舅家。

那一年秋，我進入石路（福建路）上的一間叫景海中小學的學校，唸四年級。這是一所典型的上海的弄堂學校，小小的一棟弄堂房子，居然能夠容納得了中學和小學，而且連校長的一家也住在裏麵。至於教學質量也就可想而知了，盡管我從常州轉過來，中間又停學了一段時間，仍然能夠在這個學校混得下去，照樣可以順順當當地升級，不能不說是這所學校的差勁了吧。第二年，恒弟也從鄉下上來，我們一起轉入了錢江小學（解放後改名為寧波路小學）。顧名思義，這所學校是和錢（塘）江有關，它是由杭州同鄉會創辦的，校址就是原來的杭州會館。這個會館占地很大，弄堂的一側從弄口一直到弄底全部都是它的範圍。我們入學時學校在會館的前半部，可能是原來會館的主要活動場所，後來因為該處改建商業樓，學校遷到會館的後半部。和原來唸的景海小學相比，不論在校舍、教學設施，尤其是師資質量方麵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了。學校還有以校長席公石為名的“公石圖書館”。我進這所學校後馬上就暴露出基礎差（當然更主要的是自己不好好學習）的原形來了。結果是五年級上學期留了一級，五年級下學期又留了一級。六年級雖然沒有留級，但是也差一點小學畢不了業。因為我當時有兩門課即算術和外語（英語和日語）不及格，按照規定，如果補考後仍舊有一門課在45分以下，就不能畢業。我補考的成績是算術60分，英語60分，日語30分，平均的外語成績為45分，剛好達到過關的最低分數線。這樣巧，我想恐怕多半是哪位老師故意放我一馬的吧。我這樣不爭氣，使母親在親戚麵前丟了臉 。

在錢江小學這三年時間，有些人和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學校總體方麵來講，一是教學水平高，以語文課為例，同時有兩本教材，一本是白話文的，一本是古文的，兩本並行教學。白話文教材的內容除了一首劉半農寫農家生活的詩還依稀記得“…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下人多心不平……”幾句。其他的課文就沒有什麽印象了。但是古文教材中很多名篇如歐陽修的“醉翁亭記”，柳宗元的“小石潭記”，以及戴**的“愛蓮說”，甚至還有苦澀難懂的“陳情表”，至今還能斷斷續續地背誦，這對打好古文基礎不無幫助。音樂課的教學水平也較高，學校有一間配有鋼琴的教室，各個班級都在這間教室上音樂課。音樂老師也有很高的音樂素養，所教的歌，除了一般的兒童歌曲如描寫春遊的“風和日暖天氣好，旅行到春郊……”，勸惜光陰的“……時光不久留，努力趁年少……”，李叔同的“憶兒時”等等一類之外，還有古詩詞的如“古從軍行”，也有世界名曲改編的如“我和你是少年，精神好身體健……”、“雙雙蝶，對對飛……”、“平安夜”等等，都是健康向上的歌曲，這和當時一些學校的音樂課隻是唱一些流行歌曲相比，其差異是巨大的。學校的另一個特點是具有愛國主義的精神。當時日偽當局為了加深奴化教育，從小學五年級起就加設日語課。我們的日語老師是曆史老師袁老師的哥哥，是一個日本株式會社的職員，被派來兼課，他對學生不願意學習日語完全采取同情的態度，從不惡語相向，以至於學了二年日語的我，還隻會說最簡單的“你好”。還有一個更可以說明有愛國思想的例子是在一次畢業典禮上，音樂老師公然上台高歌抗日歌曲“嘉陵江上”。

錢江小學的老師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兩位，一位是我剛進該校唸五年級時的語文老師，也是級任老師（相當於今日的班主任老師），是位男老師，叫楊仲通，年約四五十歲，揚州江都一帶人。為人和藹可親，雖然因為我成績不好，也常常被他“關夜學”，但此時他也是和顏悅色的，甚至有時英語老師對我的態度太凶狠時，他會像維護自己孩子那樣出來為我解脫，所以，他給我留下了慈父般的印象，可惜後來他因為身體不好，回到老家去了，此後就再也沒有看見過他。另一位是我六年級的語文老師和級任老師，是一位年約三十多歲的女老師，本來叫葛華子，抗戰勝利後改名為林慈子。和楊仲通老師相反，她留給我的印象是凶狠無情。其實因為我愛看閑書，除了“蜀山劍俠傳”、“江湖奇俠傳’等半文不白的武俠小說之外，也半懂不懂地生吞活剝“聊齋誌異”、“子不語”、“閱微草堂筆記”等文言文的神怪小說，所以我的文言文基礎相對較好，我用文言文寫的作文，常常被張貼出來作為範本。但就是這樣，這位老師還總是視我為仇敵。曾有一段時間要我下課後去跪在她辦公室的桌子邊上，其唯一的效果隻是最大程度打擊我的自尊心罷了。從此人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改名的事實來看，我總覺得似乎有一些政治背景。或者是她原來和日本人有關係，日本人投降後，為了逃避追查。不得不改名換姓；或者她是化名的國民黨地下工作者, 勝利後恢複真名。但是從她的所作所為來看，似乎更符合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本性。除了上述正反截然不同的老師外，還有一位翁老師是，是一位年約四十多歲的中年女老師，是學校的教務主任，也是一位比較慈祥的老師。

小學的同學中，能夠記得姓名的隻有三位。其中兩位是兄弟倆，哥哥叫倪光耀，弟弟叫倪光炯，兩人同在一個班。倪光炯曾和我是同桌，加上那時我們午飯都是送飯（大舅家送表弟的飯時，一起送了我和二弟的），飯後有較多的時間一起活動。記得有一次倪光炯教我看手相，神秘地告訴我其中一條是婚姻線。他非常聰明，盡管也有時在上課時在課桌下偷偷看小說，然而他的成績卻總是名列前茅。我曾經到他家裏去玩過，就在學校附近的直棣路上，家裏開了一家家具店，下麵是店，上麵是家。對麵也是一家家具店，是他的舅舅張中原開的，張是當時上海市的偽參議員。我和倪在小學畢業後未有過聯係，不知道他在何處，直到改革開放後，偶然在報上看到他和楊振寧合作的報道，才知道他是複旦大學物理學的教授。盡管那時我的女兒也正好在複旦念書，因為地位懸殊，也就沒有去高攀。另一位記得姓名的是我當時的班長，叫方朝華，是位瘦小的女同學，家住在山西路上的絲業會館裏。其他同學就沒有什麽印象了。其實還有一位同學就住在福建路上，家裏是開煤球店的，我也去他家玩過，但是再也記不起他叫什麽名字了。

上海唸小學的三四年時間，是我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為進入中學之後，便是住校，不再有和二弟嬉戲爭吵以及和鄰居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機會了。那時和二弟最容易引起爭執的是“鬥田雞”的輸贏，所謂“田雞”，實際上隻是用紙折疊而成的玩意兒。玩時兩人相對而吹，務必使自己的田雞鑽入對方的肚下，然後將其挑翻身，便算勝利。兩人常常因此而爭吵，但是因為這種“鬥田雞”的活動是被母親認為“不務正業”而堅決禁止的，所以即使爭吵也不敢高聲。不過就是這樣，還是常常被母親發現，除了被痛斥一頓以外，心愛的“田雞”也全部被銷毀。

那時同玩的鄰居僅限於春壽裏範圍內，春壽裏是宋家弄的支弄，相對宋家弄其他房子，這裏顯得比較正規一些，是典型的二層樓石庫門建築，與主弄用大鐵門隔開，鐵門平時都是鎖著的，住戶則由各棟直通主弄的後門進出。這樣，春壽裏弄堂便成為我們的天堂，踢小橡皮球，玩官兵捉強盜，尤其是夏日的晚上，各家聚集在弄中乘涼，講著各種新聞和趣事，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一塊小小的空間，給了我們無窮的樂趣。春壽裏一共隻有五棟房子，右側為20號和22號，左側為24、26、28號。其中26和28號為大房東自住，基本上是空著的，24號姓葉，隻有大兒子的年齡和二弟相同，其下的兩個都是女孩，而且年齡太小，玩不到一起。22號樓下隻有我和二弟兩人，三弟還隻有四五歲，不入夥。22號樓上也姓葉，是二房東，因為二房東存在剝削三房客的行為，當時上海普遍流行著仇視二房東的情緒，所以也玩不到一起。不過二房東的二兒子， 獨自住在亭子間裏，雖然年齡比我們大得多，但是因為聽我常常大聲吟誦唐詩，給他有一個好印象，所以常常要我們到他的亭子間裏去玩。他是個愛國青年，常用礦石機收聽短波，幢憬著抗日的後方，加上他對腐敗家庭的不滿，終於出走投奔抗日。臨走前還要我在他的紀念冊上題字留念。此人自此以後便沒有了消息，再也沒有回來過，隻能用“不知所終”來歸結他了。20號樓上姓陶，有兩個兒子，老大的年齡比我們大得多，不是玩伴，但是他常常做一些化學實驗，例如用牙膏皮和酸製成氫氣，引入紙球中使其升空，使我們驚歎不已。老二和二弟同年，身體比較瘦小，在群體中隻是嘍囉的地位。20號樓下有兩家，一家姓陳，是開“包飯作”（專門為單位提供夥食）的，兒子和我同年，摔跤時常常勝我一籌，所以常有“老大”的味道。另外一家姓包，兒子的年齡比我們大得多，常說一些下流話和做一些下流事，我們很少和他在一起。這一幫少年平時在弄堂裏的活動也隻是踢球、捉人之類，但有時也有出格的時候，有一次從曬台爬上屋頂，在傾斜的屋麵上走來走去，萬一失足，滑下去就沒有命了。隨著升學和搬遷，這幫少年也就各奔東西了。陳家首先遷走，聽說其兒子中學畢業後當了教師；陶家的老大大學畢業後分配去太原工作，57年被打成右派；老二在複旦大學數學係畢業後分配在上海科技大學工作，據說為了春壽裏的房產，兩兄弟關係緊張，鄰居都認為老二理虧。包**好像長期沒有正業，學唱旦角，不男不女，後來才算進了一家工廠。 這些人中，和我們交往最久的是24號的葉家，一則因為後來葉家的兒子和二弟同在哈軍工，二則兩家的關係也比較好，大概是“人以群分”吧，葉家的母親和我母親來往比較密切，七十年代母親來武漢我處時，正好葉家姆媽也正在武漢工作的女兒處，還專門來看望過母親。如今老一代人都已經不在了，下一代的人也因為拆遷而各自東西，不知音訊了。

在我童年時代，也曾闖過不少禍，據說我曾經偷偷地將電熨鬥插頭插上，以致電熨鬥將桌麵燒焦了一大塊，幸被及時發現，才未釀成大禍，估計這是大舅家還在常州時的事。還有一次是我初到上海，那時大舅的店裏為了預防匪情，在店堂和對麵供居住的廂房之間，裝設了電鈴，用以在出現情況時告急之用。曾告訴過我不能去按它，但我在好奇心驅使之下竟偷偷地去按了一下，造成一場虛驚。不過，這些事我自己已經記不起來了，隻是後來從二舅口中知道的。然而，後來的幾件事卻印象極深。一件事是有一次我和二弟兩人一起租了一輛踏板車（一塊木板下麵四個滾輪，再加上一根掌握方向的龍頭，極為簡單）玩，走到老閘橋蘇州河邊，光顧著看野眼，結果車被小偷偷走，最後，出租踏板車店的店主上門索賠，母親隻能賠錢了事。另外一件事是我在錢江小學時，班上一位同學有一支自動鉛筆，給我看了一下，一定說是被我弄壞了，要我賠，這明明是訛詐，我卻毫無辦法。那個小無賴多次到家中吵鬧，母親也隻能賠了錢。這兩件賠錢的事，都是母親處境困難之時，這也就更加重了母親的困境和絕望的心情。現在回想起來，總是有一種愧疚的心情。但就被訛這件事，也說明我的懦弱和無能，這當然和家庭環境有關，注定一輩子謹小慎微，做不成大事。

另外有兩件小事，現在說出來有些可笑，說明了我那時的愛玩和偷懶。一件是為了想做一些肥皂水好吹泡泡，就在一次洗澡時弄了一點肥皂水放到邊上櫥裏的一隻碗內，我沒有看見這碗裏母親已經放了一些熬好的熟油，準備拌涼菜吃的。後來母親每次用這油拌東西吃時，總是覺得有股肥皂味，我也不敢說出事情的真相來。還有一件事是母親叫我掃地時，常常趁母親不看見時，偷偷將垃圾掃到床下或者櫥的下麵去。

小學畢業時，正值抗日戰爭勝利前夕，美國空軍不斷轟炸上海，祖父帶著我和二弟回到焦溪暫避，我並考入了當地的仲明中學。想不到的是日本很快就投降了，得到消息的那天，祖父將放在書箱內幾十年的一個爆竹取出，原以為不一定放得響，誰知道竟然砰然巨聲，響徹四方。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不久，我和二弟又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