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謙：神話韓寒會導致“天才”過早夭折

    不知哪裏開罪了韓寒，令他的一些粉絲憤怒至極，連日群起而攻之。我曾寫過一篇《韓寒：閃光的不隻是金子》（發表於《文化藝術報》2005年9月），那時候也有很多人說我拍韓寒得馬屁，事實上我沒有因“拍”而得名。前幾天我在一篇雜文中提到韓寒，其實我並沒有批判他的意思，隻有數語僅止於批評，主要是希望愛護韓寒，不要將其神話。而很多人卻說我罵韓寒是炒作，而事實上我也沒有因“罵”而出名。“名”這個勞什子能讓一個人正常的生活變得不正常，能讓一個正常的人變得不正常，我並不稀罕，多年來也力勸和我一樣的寫作者不要太注重此。可悲的是，如此之勸告於古或能行之有效，而於今則被人譏為扞格之謬論，有如東風射馬耳。總之還是希望不論是誰，包括韓寒的粉絲都能理智、正確地看待韓寒，什麽“偉大的、英雄的韓寒”實在是不名譽，一個人一旦被真正的神話，那他也隻能成為一個傳說了。

    韓寒的某些作品確實可以博人一粲，裏麵有遊戲性質的鬧劇（如《他的國》）；也有諷刺和調侃（如《光榮日》），但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喜劇，真正的喜劇是與悲劇有著相同之價值指歸和精神語法的；還有近乎胡鬧的愛情遊戲(如《一座城池》)，但很難看到真正意義上的“杯具”；韓寒蔑視崇高，所以在他的小說裏有小情小調的感傷(如《長安亂》)。韓寒的走俏與走紅與王朔同出一轍，正是因為他們以無價值的東西滿足了一些讀者低俗的心理需要，僅此而已。如果說郭敬明的作品賺足了粉絲的廉價的眼淚，那麽韓寒的作品則賺足了粉絲的消極的心理，而後者的危害遠遠大於前者。但是他們為什麽能走紅？因為當今之時，一切皆淪為商品，作家的名字猶如商標，名氣越大，其作品之商業價值就越大，作家的“大名”能讓讀者和出版社的編輯喪失鑒別的能力，能讓評論家失去評判的自信，隻要看到作家的大名，編輯會不擇手段地去出版，而評論家則會失去原則地強加溢美之詞，賦予作品一些其實並不具備的特征、價值和性質，他們的粉絲也會情不自禁地產生一種膜拜和趨奉的心理衝動。

    有人說韓寒誠實、坦率、敢說別人不敢說的話，因此成為不少人心目中“敢掄敢砍”的“英雄”。韓寒的“坦率”和“誠實”，確實贏得了不少人的歡迎和信任。他敢於自我作賤，所以他說“文壇是個屁誰也別裝逼”，在一個具有“仇智傾向”的社會，挖苦知識分子無疑是一種明智可行的策略。他能很“聰明”的說出Crotch of the Central這樣的話，“暗喻”一種一些人聽了非常“解恨”的某某，同樣成功地迎合了一些人的消極心理。說穿了這就是後人跟著前人揚黃塵，這種王朔式的坦率和誠實並不是積極的道德姿態，它就是一種麵對“大眾”的話語策略，是逮住誰就滅誰的“叛逆”和“激進”，如果把類似於這種“造反”性質的話語策略當成是針砭時弊的“革命”，那也不是什麽具有理性目標的“革命”。與其說韓寒因誠實和坦率贏得了讀者，不如說他是用“痞”味十足的語言，進行意識形態化的“起哄”和調侃，而受到了一些人的歡迎。

    韓寒說自己“是全世界最聰明絕頂的人”，其實他的俏皮僅止於那些市井小人無聊的文化笑話，他的油滑也僅止於那些街頭巷尾閑談的政治笑話，的確在某些特定的場合這種笑話是紮人的，紮疼別人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韓寒一臉的壞笑。韓寒這種嘲弄一切的“玩主”做派，恰恰給那些充滿內心壓抑和失去價值觀的人，提供了釋放的話語資源和安全通道，滿足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消極的心理需要。他“聰明”到用幾句話就能概括一個時代，但也僅止於“維持大麵，皆大歡喜”，他“英雄”到能把政治放在玩笑中“憤世嫉俗”，其實隻不過是嘴頭滿足，略有刺激；他把喜悅的與悲傷的，粗鄙的與優雅的，調侃的與嚴肅的各種語言拉到同一水平線上，所以他說“低級趣味也是趣味”。Crotch of the Central即便有萬般不是，但把它當做“革命”目標的人也不見得有多道德和高明。如果說Crotch of the Central像他認為的那樣的可惡，那麽他跟這種“可惡”的東西在一個精神平台上比長量短，這更不能說明他的智商是全世界最高的。

　　首先肯定地說，我也喜歡韓寒，但我不喜歡被神話的韓寒。看到有一些很不著邊際的話，說韓寒伸張正義，為民做主，為“國計民生”而“冒著生命危險”與一切的“Crotch of the Central”對著幹，因此說韓寒是“當代魯迅”，把他塑造成一位“聖鬥士”，甚至將他塑造成當今的“救世主”。我也知道這是他的一些瘋狂的粉絲以及一些不負責任的媒體強加給他的“榮譽”。而韓寒的作品蔑視和躲避崇高，以及回避價值判斷實乃當代中國文學的一個消極現象，不宜簡單鼓勵，也不宜片麵肯定。我們絕不能前門趕走“假崇高”，後門請來“真小人”，更不能前門請走“偽君子”，後門邀來“小痞子”。這年頭小人層出不窮，並且泛濫成災，社會風氣中一些最起碼的“是非道義”近乎韜聲匿跡了，所以看待像韓寒這樣的“叛逆”和“激進”，需要我們客觀的分析和理智的選擇。

    對於韓寒的一些粉絲，我覺得他們非常“可愛”，這種九死不悔、之死靡他“效忠”韓寒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崇拜一個人不是為了做他的奴隸，也不能把自己變成非人，甚至跪在他的腳下，崇拜一個人是為了在某些方麵能像他一樣值得讚許。一切惡語和詛咒並不能阻止我質疑及批評他們不加節製地將韓寒神話，反而暴露出他們幼稚而簡單的認知方式。為什麽韓寒及其作品明明有很多毛病，卻要在批評麵前獲得豁免權呢？什麽叫“他有毛病又怎麽樣”？有“毛病”當然要治“毛病”了，否則這種“毛病”一旦長成氣候，那將是“不治之症”。如果善意的批評韓寒被認為是野蠻的，那麽不著邊際的吹捧韓寒是偉大的就很文明嗎。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地揭示和分析他作品中存在的問題，是負責任的態度。韓寒的一些粉絲不懂批評的功能和意義，說明他們缺乏最基本的平等理念和民主意識。不懂批評就會懼怕批評，就會誤解批評，認為批評他們心目中的“偉人”和“英雄”就是不懷好意的泄憤，就是“誰紅跟誰急”的攪局，他們不知道批評也體現著高尚的追求和嚴肅的態度，也是一種顯示尊嚴的文化行為。不能遭遇尖銳的質疑就懷疑別人的動機，就好像替他們心目中的“英雄”或“偉人”受了極大的傷害和委屈，以至於他們惱羞成怒，詛咒、汙蔑和謾罵批評者。

    韓寒並不是與常人不同的另一種人，他也和我們這些泛泛之輩一樣，隻要還在地球上，還在人間，就無權生活在不受道德律令約束的“他的國”裏。他不但不能放浪形骸、縱情聲色、為所欲為，更不能用文字“撒野”甚至“做惡”，否則，韓寒的一些粉絲想反對任何人用道德的尺度來質疑或衡量韓寒，那無疑是可笑的，因為藝術和審美的法庭一樣會受理因人格、趣味以及道德等原因而提出的上訴。詩意而善良的道德是文學藝術的靈魂，一切正常的文學藝術，首先意味著道德的純潔和人格的健全——你可以蔑視崇高，但無法改變崇高的文學是人格之花的事實；你可以逃避崇高，但無法否決崇高是道德之果的真理。

    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對應性”存在於一個人的人生觀和文學觀之間，一個人有什麽樣的人生理念，就會有什麽樣的文學觀念。反之似乎也成立：從一個人如何看文學，或多或少也可能看出他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不可否認，在一些“作家”看來，現代的文學是畸形的、變態的，作家越是沒有教養，越是粗俗，越能引起人們的關注和好奇甚至是崇拜。文學生根發芽之土壤，已經被嚴重地沙漠化了，一切優秀文學內蘊之正氣在當今時代已蕩然無存。在當今之文化語境下，文學在中國已經成為被羞辱和“惡搞”的對象，基本喪失了它曾經享有的尊嚴。許多關於文學的觀點，是我聞所未聞的，文壇絕不是韓寒所說的“是個屁”，也不是某些人說的文學是一種變態，更不是一些人所說的文學僅僅是供人娛樂或消遣的。文學是關乎尊嚴的偉大事物，倘若我們還尊重自己，那就更應該尊重文學；倘若我們將文學說得一文不值，那麽我們事實上是在讓自己蒙羞甚至受辱。

    文學不是把庸俗當做無聊的遊戲，也不是向人的弱點妥協的投降書，我認為文學表現的是人類為擺脫庸俗之奴役所進行的卓絕之努力，是人類戰勝自己弱點之光榮記錄。我反對很多“作家”退回到自我，僅僅在“內心現實”（Inner reality)之基礎上創作，因為文學是人類的事業，而不是作家個人的事情；它絕對是神聖而重要的，因為它會對讀者的精神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就算時代和現實社會變成什麽樣子，但文學大體就是這個樣子，至少不能把文學謬論成一種令人無法理解的怪物。

    是的，在沒有道德和人格的地方，有無所顧忌的放縱和粗俗，有出語驚人的嘲弄和調侃，有商業化的文學奇觀，但永遠都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