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野
殷謙，獨立學者、作家、文藝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理事。早期以筆名“北野”發表詩歌作品，在詩壇影響巨大。在各報紙副刊以及文學雜誌發表文章約6000篇，很多作品被譯為英、德、日文等多種文字在國外文學、學術報刊上發表。目前主要從事人類學、文學
正文
莫言先生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大陸突然掀起的“莫言熱”，其勢洶洶，絕不亞於神九飛天的航天員。而在“諾獎”官網和中國某網站的調查顯示，據稱“超半數網友之前不知道莫言是誰”——這位被媒體譽為“中國首位具國際影響力的當代作家、中國乃至亞洲文學的領軍者”，不但外國讀者感到陌生，甚至中國讀者也不熟悉。近幾年的諾貝爾獎，除物理、化學、生理、醫學、經濟獎之外，“文學”和“和平”兩項獎，尤其前者充滿懸疑和神秘色彩，評選結果總是令人感到震驚和意外。
一、隻有中國才有的“一種病”
不難發現，“諾獎”中，物理、化學、生理、醫學四項為科學學術，這個需要循名責實的，不大好糊弄，唯有“和平”和“文學”兩項獎的評選有蠙可乘，後者獨甚，更沒有法脈準繩，定規無處可尋。所以，個人認為，如果恪守諾貝爾先生的遺言，將文學獎授予“在文學領域裏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傑出作品的人士”，根據對該獎的獲獎標準以及曆屆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的質量來看，諾貝爾文學獎最公正、作品質量最高的巔峰時期當屬“威爾森時代”的那30年，公元1931年之後，也有幾部好作品，但整體質量明顯不如從前。一直到公元1993年之後，實質意義上的諾貝爾文學獎已經名存實亡，該獎（包括和平獎）已經淪為政治工具，成為瑞典政府在國際間的外交關係中伸手示好的一枚橄欖枝。援引在某屆文學“諾獎”之後中國官方的話來說：“諾貝爾文學獎已經被用於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評。”同樣，這句話在今天也適用於莫言。
這也是1993年以後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總是令人意外和感到陌生的原因。之所以陌生和意外，才刺激和引發了人們的好奇心，於是也就製造出了一個個文壇神話和市場奇觀——媒體報道鋪天蓋地：“莫言獲獎後手稿價格一夜飆升百萬元”、“莫言文學館將擴建”、“《中國文學史》教材將改寫，莫言成就比肩魯迅”、“高密政府宣布要重建莫言紀念館”、“旅遊部門擬將莫言舊居開發成景點”、“兩家出版社稱考慮將莫言作品編入中學教材”……就差為莫言立一塊碑，以及封其母為“當代孟母”了，可謂是“中國文壇道豐年，聽取《蛙》聲一片”。全世界除了莫言，這恐怕是曆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都不曾得到和無福享受的殊榮和待遇。
莫言獲獎，一向都對“諾獎”嗤之以鼻，甚至不屑一顧的中國官方的態度更有了前所未有的轉變，不僅承認“諾獎”，還一度強調“諾獎”的“權威性”，並將“諾獎”提升到了“可以使中國文學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高度。大概與文學這兩個字扯不上什麽關係的外交部也公開表態，捐棄前嫌，措辭與先前截然不同，對作家莫言給予了高度評價：“莫言是新一屆茅盾文學獎得主，他的文學造詣有目共睹。”……暫且不說這些平素道貌岸然的外交官們到底從莫言的作品裏讀到了什麽，總之，從地方到中央的政府及相關機構和領導都紛紛致賀，其中除了熱情洋溢，也不乏過甚其詞的吹唇唱吼，更有大陸許多的尤其是體製內的各色作家借坡下驢，紛紛掇臀捧屁起來。莫言獲獎之後說：“這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言的時代。”接著，政府機構給莫言一些名不符實的讚譽：“莫言以自己成績卓著的文學創造成果，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承認，也贏得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當代文學和當代社會正確的認知。”——這個“雙贏”的“後一贏”是一句大實話，莫言的確讓全世界人看到了醜陋的中國文學和他筆下的醜陋的中國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彼得·英格倫（Peter Englund）對莫言極其獲獎作品《蛙》的評價耐人尋味：“……通過諷刺手法的運用，莫言讓讀者從書中閱讀出社會的陰暗麵，因為這個原因，他的作品也被認為是粗俗而淫蕩的……莫言書中所寫的故事是我聽到的最恐怖的故事。”
按說被18個瑞典人（內裏也不盡然）評定的莫言忽然在國內被理所當然地“欽定”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代表”，處於政治需要，這也無可置喙，但作為知識分子群體精英之一的文化學者、教育家和那些長期占據著文壇地位的作家們卻集體逢迎，這實在異乎尋常而令人莫測。官方說“沒有改革開放就不會有文學當前的繁榮”，換言之，沒有“出版言論自由”的黨的好政策，就沒有你莫言的今天，進而推之，也就沒有你們這些文人揚眉吐氣的今天；既然官方這麽說了，那麽人在體製內身自不由己，再說那些個體製內的向莫言花唇獻媚的作家們，以圖將來柳下借陰，這似乎也能理解，讓我無法理解的是，對於本身就存在許多嚴重問題的莫言的作品，我們的批評家和文藝評論家卻在瑞典宣布莫言獲獎後集體噤聲，而平時則不同，無論是誰，即使筆大如椽者也不留情，隻要是誰動了祖師爺的斧頭，便群起而上筆誅墨伐，橫掃千軍。這次，在文壇“資曆”平平的莫言獲獎，雖然也有批評家和評論家出來說話的，但都是一些溢美之辭，以至於像大躍進時期的“浮誇風”，一夜席卷大江南北，有很多在夢裏都能說出“釣魚島是中國的”的中國人一時間都把愛國熱情轉為愛莫言了，甚至一些人還因為莫言《蛙》中所提到的“杉穀義人”而對日本頓生好感……
也許國外的漢學家和作家更了解中國文學，也許他們對文學的認識與我這樣的“傳統”認識不同，所以他們對莫言極其作品的評價更是令人咋舌：“莫言是世界級的作家，可能是魯迅、老舍以來最有前途的中國作家，但這兩位前輩的文學才華卻不如莫言。”……取得這些令人觸目驚心的讚譽，而且是來自國外漢學家的，這和莫言素來媚西、親日的情素是分不開的。如果說一些連漢話都說不好的外國人對莫言大肆吹捧，“捧”之所至，情既可原，但這樣的情形若出現在偌大的中國，實在令人費解。甚至諸如“中國首位具國際影響力的當代作家、中國乃至亞洲文學的領軍者”這樣不知輕重的話也被中國多數媒體爭相報道——舉國大肆宣傳，新聞漫天紛飛，很多讀者頂禮膜拜，焦頭爛額地瘋搶莫言作品，以至於“莫言作品各地書店賣斷貨”、“莫言獲獎後各書店緊急備貨，出版商將爭搶版權 ”……這種情形在中國大地上並不鮮見：瘋狂的大蒜，瘋狂的食鹽，前幾天甚至聽說過瘋狂的“神水”……神州大地可以說是無奇不有，層見疊出。而這一次中國大陸出現的“莫言熱”，就如莫言一樣，把母親的衣服撩起來，讓全世界都看清楚了母親身上曾經留下的尚且是“新鮮的、流著膿水”的瘡疤。
中國人把中國人推向文學“神壇”也許引發不了多大“地震”，而當外國人把中國人推向中國乃至世界文學“神壇”的時候，情況就顯得不同尋常了，“山摧地崩”之後是“天雷滾滾”，就連那些本來有質疑的人頃刻間也失去了自信，跟著“熱潮”歡呼起來。很多人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墮落和異化所表現出的是一種令人吃驚與困惑的麻木和寬容，隻要聽到作家獲得了國外大獎，也不管他的作品究竟如何，逐影吠聲，首先是條件反射式的鼓掌，接著就是驚聲尖叫地喝彩。尤其是聽到“諾貝爾文學獎”，頓時膝蓋發軟，言不敢出了，作家和批評家幾乎喪失了自己應有的真誠態度和批判立場，要麽裝聾作啞保持可恥的沉默，要麽就是舌頭打個彎兒，附膻逐腥，討好和巴結的獻媚之態表露無餘。
如果說莫言的獲獎是“中國文學的一次契機”，我想除了市場契機外，唯一的好處可能就是，預示著共產黨會適度地放寬出版政策，這是很多作家的期望。倒也不指望能放多寬，隻要能放寬到莫言的《蛙》的這種程度，我想在大陸這就算是奇跡了。果然可能的話，那麽撇開一些必然的消極因素來說，中國當代文學還是大有希望的，那麽《蛙》的獲獎在這個層麵上來講還是有它的實際意義的，果能使出版及言論政策寬大，則莫言先生功不可沒。希望《蛙》的出版和獲獎對國內出版政策是一次“突破性”的刺激，而不是適得其反，非但政策沒放寬，反而金箍越勒越緊了，這個也是很多作家非常擔憂的事。
二、“蛙”聲一片的背後
諾貝爾獎評委會對莫言的著作《蛙》給出這樣的獲獎理由：“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品融合了民間故事、曆史和當代”——聽起來頗有些嚼頭。“魔幻現實主義”起源於拉丁美洲的一種文學流派，其實這在中國早就有了，比如《封神演義》、《西遊記》、《聊齋誌異》等等文學著作，在那個時代都屬於“魔幻現實主義作品”，這在中國戲劇藝術中更為常見。與我們當代文學寫作普遍運用的手段如出一轍，比如“引古喻今”，放在現實生活中與“借刀殺人”是一個意思。作家怕因言獲罪，所以通過描寫“神魔鬼怪”的故事來達到抨擊現實社會的目的。如果這是《蛙》獲獎的唯一理由，那麽在中國當代文學這座爛泥塘裏，也許什麽都缺，唯一不缺的就是所謂“魔幻現實主義”的作品。
雖說莫言的《蛙》模仿了西方魔幻現實主義文學流派的敘事策略，但也隻是停留在形式上。在這部小說中很難看到諾貝爾文學獎所要求的“具有理想傾向”——理想熱情和精神力量，也看不到有價值的道德主題和更為深刻的思想，看到的隻是他筆下的那些人物的瘋狂的體驗和病態的激情。從《蛙》中，看不到真正意義上的魔幻現實主義，而所謂“融合了民間故事、曆史和當代”，隻是莫言蜻蜓點水式的將一些“中國元素”生拉硬扯地塞進自己的小說，基本可有可無。還有，他在這部小說中還牽強地塞進一些德國、俄國、法國、西班牙、歐洲等這樣的字眼，就連家鄉“高密”唯獨一家“家寶婦嬰醫院”也是“中美合資”的，這就是某些人吹捧莫言之所以獲獎，就是其中所包著大量的、豐富的“國際元素”。事實上《蛙》在很多地方都襲取了名著《堂吉訶德》，細看之後更有福克納的影子，嚴格來說這是模仿別人的創意，而並非他在“先鋒文學”的又一次創新和突破。
由於生活和文化乃至信仰的差異，倘若沒有在別國生活過，又要去寫別國的生活，那大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雖然效仿歐美文學來寫，但是他的文字往往顯得做作和呆板，單調和空乏，很明顯缺少那種節奏性的靈動，隻是徒有其形式，盡管他在文字上費心雕飾，然而還是無法寫出如別國作家筆下那種原生態的耐人尋味的勁道。在《蛙》第四部分，他筆下的“高密”人好像穿越到歐洲的某個時期，搖身一變成了高雅的紳士，張口“尊敬的先生”，閉口“尊貴的夫人”，坐在一家“堂吉訶德餐廳”裏，吃著外國免費的麵包，拉著中國的屎——彷佛身穿西裝和馬褂的莫言，手裏握著半截烤地瓜正站在高密一家法國風情的酒館門前張望。
莫言擅於模仿西方文學的風格，這在他以往的小說裏就了了可見，從走進“堂吉訶德餐廳”之後，莫言就“忍不住想說幾句洋文”，而這種突然的視點轉換不但沒有為他的小說增光添彩，反而他精心設計的“中西結合”導致小說的情節構織和人物之間的關係發生“混亂”，與他的小說《檀香刑》一樣，從《蛙》的人物對話來看歐化色彩十分濃重，再加上他不斷采用間接引語這種方式，使得這部小說顯得東零西散，雜亂無章。這些反映出莫言是極其喜歡西方文學的，同時也反映出他具有非常強烈而濃厚的“諾貝爾獎情結”。
莫言說：“作家要勇於寫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蛙》這部小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確實毫不留情地將那個時代中國底層人“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扒了出來。由於他的恃性、隨意和大膽，在他的筆下的“高密”人似乎每天隻想兩件事——在哪裏“交配”，在哪裏“下蛋”；計生工作者每天就想做一件事——到處找大肚子的女人，然後“用一根鐵鉤子”伸進女人的下體。男人就像《西遊記》裏的妖魔，而女人則像“唐僧”，男人都在想方設法吃“唐僧肉”，追趕、施暴、殘殺，直到把她們肚子裏的嬰兒殘忍地掏出來為止……直到最後，莫言隻是講了一個發生在“高密”的“黑色幽默”：“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下”，男人要“找根麻繩把女人的家什都縫上”，而女人要將男人的“那根管兒紮上”……表麵看如是，但實際上莫言的筆頭誇張到聳人聽聞的地步，從而也失去了文學作品應具有的分寸感。小說可以虛構，但虛構也要有最起碼的客觀性和真實性。
莫言有描寫“冷酷”、“血腥”以及“暴力”、“性”的癖好，小說《蛙》不是第一次，包括他以往的十部長篇小說也是如此，比如其中的《檀香刑》，讓他這種癖好更是發揮和展示的淋漓盡致。難怪“諾獎”評委會主席就獲獎作品《蛙》評價說：“是粗俗而淫蕩的……所寫的故事是我聽到的最恐怖的故事”……好像這是彼得·英格倫有生以來第一次，並且是通過中國的莫言先生終於看到了地獄。
西方國家多有拿“計劃生育”指責中國的人權，對於這個持久熱門的政治話題，莫言的投機非常成功，“人道情懷”的大旗被他順手掂來披掛在自己身上，終於通過西方國家針對中國的“人權問題”博得了國外作家、學者，尤其是政治家對他的好感。國外作家認為莫言的《蛙》站在了世界的高度，遺憾的是莫言沒有能力駕馭這樣的一個高度，在我看來，他隻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講述了一個“恐怖故事”。他對自己筆下的人物沒有絲毫的尊重，沒有點滴的同情，反而不遺餘力、近乎瘋狂地進行扭曲、貶低和醜化，直到把他們剝得一絲不掛，並從容自若地將他們推向國際“T型台”……這也是他能夠拿到“諾獎”的原因之一。
《蛙》以“蝌蚪”給一個被他稱之為“親愛的杉穀義人”的日本人寫信的形式講敘了“蝌蚪”和“姑姑”的一些經曆，雖不知莫言選擇日本人引線的用意何在，但就他寫給他的“日本友人”的“信”來看，其中談及到侵華戰爭時，莫言所流露的那種曖昧不明的態度就值得警惕。日媒對莫言的高調熱捧，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我不敢妄加猜測，不過就《蛙》這部小說，莫言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副徹頭徹尾的漢奸的嘴臉。
《蛙》是莫言設心積慮而寫的一部小說，就是直衝“諾獎”去的：他不但經常把“毛主席”掛在嘴邊，而且還有意識地強調這種“慘無人道”的事情發生在中國。作為國內作家，我們在小說中一般很少提及“中國”這兩個字，不但沒有必要，而且還顯得有點多餘，就是在莫言的其它作品裏也很少見到這兩個字。而莫言在《蛙》這部小說裏卻一反常態，好像不提中國就寫不下去似的，一部18萬不到20萬字的小說，其中就“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幾個字出現了3次，“中國”這兩個字出現了22次，這種情況出現在2009年在國內出版的一部小說中，令人匪夷所思，這是何故？難道不提“中國”兩字，讀者就不知道你寫的是中國的事嗎？
而在此前，莫言與諾貝爾獎終身評委馬悅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以及德國漢學家顧彬等國外一些漢學家和作家交往甚密，其中與他交往十年之久的大江健三郎曾在2002年到中國，並親自去莫言的家鄉，在那裏說過一句眾所知周的話：“再有10年，他能拿獎！”十年後的今天，莫言果然拿獎，現在看來，這位日本“三郎”不可小覷，不但是“世界級的文學家”，而且還是一位成功的“預言家”，簡直就是“先知”，如果不是，那這僅僅是一種巧合嗎？話又說回來，即使莫言等為角逐諾貝爾獎向“諾獎”權威們取經這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通過這種極力抹黑以及殺傷同胞們的人格和尊嚴換取來的“大師”頭銜，即使它是“世界級”的，也很不光彩。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對文學獎的標準是：“授予在文學領域裏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傑出作品的人士。”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在其著作《諾貝爾文學獎：選擇標準的探討》中指出，瑞典文學院早期對“理想傾向”的解釋是具有高尚的品德——在表現手法以及思想和生活觀上。也就是說，隻有那種充滿理想熱情和精神力量的作品才有資格獲得這項殊榮。若嚴格按照這個標準，諾貝爾文學獎的很多獲獎作品都達不到，莫言的《蛙》更是與純潔、高尚和理想這樣的文學性質沾不上邊兒。
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倘若名實相符，這是值得我們驕傲的事，但結果卻恰恰相反，莫言獲獎可謂是“盛名之下，其實難符”。我曾試圖從《蛙》中找出這部作品能夠獲獎的哪怕是一條能讓我為此感到欣慰的理由，可惜沒有，行內人說的話，想打個“擦邊球”都感到力不從心，無可奈何。莫言的自然主義中都是粗魯、殘忍和墮落，問題是，“諾獎”評委會主席明知莫言作品中有“粗俗”、“淫蕩”這樣的毛病，卻將諾貝爾獎授予莫言，這不但讓人懷疑他們背後的動機，而且對“諾獎”本身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諷刺，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就像歐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捷克總統的反應那樣，“一度不能相信這個消息”，簡直就是“一個笑話”。
三、“諾獎”《蛙》的真實麵目
《蛙》不但達不到許多中內外名著那樣“充滿理想熱情和精神力量”的作品，反之，這部作品扼殺了理想熱情，毀滅了精神力量——血腥和暴力，粗俗和冷漠充斥著這部小說的事象世界，雖然有陰冷的嘲諷，但你感覺不到沉重；雖然有莊重，但你看到的卻是笑談，從頭到腳一副那種嬉皮士的隨意和任性的嘴臉，所以被“諾獎”評委們稱之為“黑色幽默”。諸如：“姑姑氣憤地說，這是黨的號召，毛主席的指示，國家的政策。毛主席說：人類應該控製自己，做到有計劃的增長。”、“我哪裏能跟姑姑相比？王仁美說，姑姑是共產黨的忠實走狗，黨指向哪裏，她就咬向哪裏……這不是明擺著的事嗎？黨讓姑姑爬刀山，姑姑就去爬刀山；黨讓姑姑去跳火海，姑姑就去跳火海……”、“國民黨罵我們是‘共匪’……你罵我們是土匪，可見你連國民黨都不如……我知道你們咒我死後下地獄！共產黨人不信這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莫言：《蛙》，2009，上海文藝出版社）……除非想通過這種方式博取西方人權組織的好感，以及迎合國外一些野心昭然的政治家的特殊口味，以此來獲得全世界讀者的關注，否則身為中國作家的莫言把“毛主席”、“共產黨”等放進小說中作為嘲諷的對象，也不見得此舉有多高明。那些因莫言此舉而有了無比快感的人，也僅止於口頭滿足，實際上在莫言這部作品中，這些字眼就像坊間的“黃段子”，博人一笑而已。嚴格來說，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既然提出某個重大的問題，就會進行深入挖掘，使之主題更加的厚重和明朗，而不是僅僅停留在表麵上。在莫言筆下，曾經發生在“高密”的那些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而發生的那些毫無人道，慘絕人寰，滅絕人倫的暴行和罪惡，莫言並沒有對其進行一個深刻的、徹底的“清算”，他隻是在一種自我陶醉中眉飛色舞地為我們講述了一個他自己眼裏的故事。所以，說他勇敢，其實也隻是那種逮住兔子當老虎打的勇敢，而不是那種真正與統治者和權貴們叫板的勇敢。
正如莫言自我評價的那樣：“我平時是孫子，但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這樣一個作家，憑什麽獲得“授予一年來對人類作出最大貢獻的人”的諾貝爾獎？莫言的狡猾就在這裏，他讓諾貝爾文學獎評委認為他的作品看上去沒有被政治集團綁架的痕跡，“賊膽包天”地將“毛主席”、“共產黨”等一些在大陸出版政策上比較敏感的字眼塞進作品裏，以至於讓很多善良的讀者誤把莫言當成一個良心作家，一個不懼權貴、敢說真話的作家，一個敢於和統治階層發起挑戰的偉大勇士。而實際上看完這本書就會發現，他非但不敢直麵地進行批判和抨擊，而且還有意地掩飾和回避這些問題，身在體製內的他極力為那些曾被他描繪成雙手沾滿鮮血的惡魔進行無恥的辯護：
“那些違規懷胎的男女們，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如果沒人來做這些事情，今日的中國，會是個什麽樣子，還真是不好說。”（莫言：《蛙》第四部分，2009，上海文藝出版社）既然莫言先生有這樣“深刻”的認識，那麽這部作品何以又被吹捧為“對生命強烈的人道關懷，貼近生活的史詩般敘述，反映新中國近60年波瀾起伏的農村生育史”的？那麽，這部小說的實際意義又在哪裏呢？繼而，莫言又為被他描繪的鮮血四濺、惡貫滿盈的“劊子手們”做免罪開脫：“這個女娃……被姑姑毀了，現在好了，他的爹是個種菜大戶，他的娘是個巧手媳婦，他們家發明了用牛奶澆灌芹菜的方法，生產出來的芹菜鮮嫩無比，每公斤賣六十元呢。”（莫言：《蛙》第四部分，2009，上海文藝出版社）這些溢美之辭是多麽地似曾相識，這種新聞聯播式的“歌功頌德”在莫言筆下顯得無比生動：“現在好了，這小子洪福齊天，降生到青州府一個官宦之家，孩子的爹娘都是國家幹部，孩子的爺爺是省裏的高官，電視上經常露麵。”（莫言：《蛙》第四部分，2009，上海文藝出版社）莫言的偽崇高和偽道義也就表露無餘了，對當權者的崇敬和讚美被他心巧嘴乖地表達了出來，似乎在他筆下的那些血淋淋的罪惡瞬間就煙消雲散了，瞬間就被黨的好政策“和諧”了，那些可怕的威脅和恐懼的記憶統統都沒有了，接下來，“高密”人都生活在一個能去“歐美餐廳”裏享用“免費麵包”的時代，一個每公斤芹菜能賣六十元的時代；生活在一個“爹娘都是國家幹部、爺爺是省裏的高官”的時代……
這部被譽為“史詩般”的作品，看到最後也看不出它“博大的人道情懷”在哪裏。既然是一部“60年波瀾起伏的生育史”，必定是一部沉甸甸的作品，但是從他那些冷酷和殘忍，暴力和血腥的文字，以及“黑色幽默”中看不到那段曆史的沉重。就表麵而言，莫言似乎能通過這部小說向我們時代提出一個現實中最為重大的問題，可是問題是什麽？莫言不僅沒有站在一定的高度來回答這個問題，反而對那些掌握著絕對權力的人和那些曾經製造出人道災難的人表達了他的服從和崇拜。莫言並沒有在這部作品中反思他筆下所描述的罪惡，也從沒有告訴我們如何避免那些悲劇重演。
與其說莫言通過《蛙》這部小說成為一名鬥士，不如說他是一個被體製妥協而遞交了投降書的懦夫。他以“蝌蚪”的名義告訴“杉穀義人”：“……盡管我可以用種種理由為自己開脫，盡管我可以把責任推給姑姑、推給部隊……幾十年來我也一直是這樣做的——但現在，我卻比任何時候都明白地意識到，我是唯一的罪魁禍首。”在這裏，他很大方、很自覺地將他筆下那些血淋漓的劊子手們所應該承擔的罪惡都統統攬在自己身上，也正是怕影響到自己的前途，於是他讓“蝌蚪”如是強調地為自己發“免責聲明”了。
《蛙》獲“諾獎”後，莫言對媒體說：“我一直站在人的角度上寫人。”但是透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一直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上寫人的。在《蛙》中，他筆下那些原本應該善良的同胞卻變得麵目可憎，實際上被抹黑和扭曲的，被羞辱和貶賤的是他筆下的中國人——粗暴、無知、愚昧、下賤、猥瑣……
《蛙》中，莫言對人物的想象也是殘忍而陰暗、病態而隨意、簡單而含糊的，將放縱和變態的性描寫視為“享樂主義時代”的文學時尚。莫言似乎對“性”描寫有一種特別的嗜好，無論寫人還是寫畜生，都少不了沾點“性”事：“我也知道這家夥心黑手毒，自從手持利器之後，殺心更重。他經常無端地刺樹，刺用穀草捆紮成的人形靶子，前不久還刺死了一頭正在與母豬交配的公豬。”（莫言：《蛙》第一部分，2009，上海文藝出版社）不知道莫言是以一種什麽樣的病態心理來塑造他筆下的人物的，即使為了交代一個心黑手毒的人，刺人也好，刺樹也好，就是刺豬也好，大可以到此為止，而莫言先生卻不甘心，意猶未盡地繼續展示他的病態心理，非要手持利器刺向“一頭正在與母豬交配的公豬”，為了加重他的“黑色幽默”，在這裏莫言似乎強調——正在與母豬交配的是一頭公豬，而不是別的什麽。
莫言那種隨意而大膽的想象可謂是空前絕後，他甚至能為自己突如其來的“靈感”弄出來的小段子配上一段“性景”，如“蝌蚪”的老婆仁美在和別人吵架時，當著一群孩子的麵竟然脫口罵出在莫言看來像詩一般美妙的話來：“呸！賠你個屁！你兒子摸過我的奶子，親過我的嘴！這棵樹，等於他賠了我的青春損失費！”莫言非常欣賞自己的這句話，從他平時喜歡寫一堆毫無水準的“打油詩”就可以看到這個毛病，但凡出自他筆下的文字，隻要語句押韻，即使是粗鄙和惡俗的，在他看來都是值得咀嚼和品味的，於是他接著寫道：“一群半大孩子為我老婆的精彩話語拍掌喊叫。”莫言認為這些東西即使是當著一群孩子的麵，也是值得一讚的“精彩話語”。
《蛙》第五部分：“陳眉：他們給你們植過眉毛嗎？黑衣人甲：植過，植過。陳眉：他們用的是你們的頭發還是你們的陰毛？黑衣人乙：什麽呀？陰毛也能變成眉毛？陳眉：如果頭皮全部燒壞了，那就隻有用陰毛，陰毛也比沒毛好啊，如果連陰毛也沒有了，那就隻好光溜溜，像青蛙一樣了。”……“色膽包天”的莫言大概永遠也不知道，文學絕不是無恥、墮落和醜惡的擋箭牌，更不是隨時隨地都可以藏汙納垢的遮羞布。莫言既然宣稱自己“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來寫人的”，那麽就應該知道文學不隻是從道德和情感上解放人，它還拒絕被作家當作發泄某種欲望衝動的樂園，拒絕作家那種無恥無畏的道德放縱。好的文學作品絕不是莫言筆下的那種樣子，應該還有起碼的美學價值，隻有那種內斂而分寸，含蓄而健康的性描寫才具有美學的特征，這種美學價值是一種倫理上的升華作用，並且是以人物的道德痛苦和心靈體驗為鵠的，以此來引起讀者的精神升華和情感反應。
在《蛙》中，他筆下的人物在很多時候都令人費解。比如在寫到“蝌蚪”的母親勸“姑姑”時說：“他姑姑，計劃生育這事兒，是你自己琢磨出來的呢，還是上頭讓幹的？”除非莫言筆下的“高密”婦女是先天性智障，否則一個再沒有文化的人也不會問出這樣幼稚的話來。莫言對這種病態的興趣的濃厚程度大到令人咋舌的地步：“聽到廣播的男人們，聚在一起發牢騷：媽的，有劁豬的，有閹牛的，有騸騾子騸馬的，哪裏見過騸人的？我們也不想進皇宮當太監，騸我們幹什麽？”很難理解莫言為什麽能將“廣播”和“皇宮”、“太監”聯係在一起，除非他筆下的“高密”人都是白癡，要麽就是有人在廣播裏吆呼：大夥聽好了，上頭要騸你們了，望你們配合黨的計生政策，否則就到恁家抓人！
莫言的《蛙》和他之前的十部小說一樣，無論在美學還是倫理上都顯示出一種消極散漫的自由狀態，缺乏一部優秀的小說應具有的分寸感、意義感和責任感，意義感的缺乏更是他在小說修辭和倫理方麵存在的嚴重的問題。莫言不但擅於將他筆下的“高密”人塑造成動物，而且他對女性同胞的歧視和偏見，甚至是嫚辱也可見一斑：“女人生來是幹什麽的？女人歸根結底是為了生孩子而來。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來的，女人的尊嚴也是生孩子生出來的，女人的幸福和榮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來的。一個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痛苦，一個女人不生孩子算不上一個完整的女人……”、“這是個尖嘴縮腮的老女人，當時已經六十多歲”、“這老婆子患有慢性氣管炎，她咻咻地喘息聲與產婦殺豬般的嚎叫聲混雜在一起……”通過莫言的這些描述可以看出，莫言最擅用的修辭手段就是重複，為了強調他要表達的“深刻”，他甚至是不懷好意、一臉壞笑地重複，比如，“尖嘴縮腮的老女人”也就罷了，他非要在重複一句“當時已經六十多歲”；產婦的嚎叫聲也就罷了，他非要補一句“產婦殺豬般的嚎叫聲”……難道這不是對女性的侮辱和不尊重嗎？難道產婦的嚎叫聲就是殺豬般的嚎叫聲嗎？好的重複和比喻給人的感覺是優雅而節製的，而莫言將這種重複變成一種控製別人的意識的流氓手段，換而言之，就是給別人一種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的消極感受，可怕的是，他妨礙了讀者獨立想象的空間，本來可以想象的美好一些，可他這麽一重複，你即使想象出來的也不可能那麽美好了。
在寫到男人結紮時，莫言對那種病態的興趣無法控製地勃然而起：“你們現在說得好聽，隻怕一上了床子，麻藥一打，恐怕不止是我們的蛋子，連我們的雞巴也要被她們割了去！到了那時候，我們就隻能像老娘們一樣蹲著撒尿了。”莫言對事物想象也是極其陰暗的，幾乎超乎想象：“取環時袁腮戴著口罩、墨鏡、橡膠手套，那鐵鉤子先用酒精擦了，又用火燎了，保證無毒……根本不用脫褲子，隻把褲襠剪一個洞就行。”莫言就這樣樂此不疲地對自己筆下的人物進行施虐，除了生理刺激之外，還有什麽價值？低下、畸形、粗俗、遲鈍、病態、麻木的趣味感正是莫言和他的小說作品中存在的問題：把嚴肅變為笑談，把穢辱當成批判，把挖苦變成反諷，導致他的作品缺乏應有的品質和氣質，在《蛙》中就看不到一種符合道德和審美尺度的內在品質。如果這是莫言為使他的作品更具“藝術現代性”而運用的荒誕手法，那我就負責任地告訴大家，莫言的《蛙》根本就沒有資格，也沒有品質上升到這樣一個高度，根本談不上深刻的藝術的現代性的哲學命題。
如果說不能給文學賦予太多的審美、倫理以及道德律令的話，那麽，至少一部文學作品也應該具有客觀、坦率和真誠這種起碼的品質吧。而在《蛙》中，莫言的誇張比比皆是：“楊主任，我聽您的，王仁美道，我今晚就去做。——她轉頭又對姑姑說——姑姑，您順便把我的子宮也割掉算了！……萬小跑啊，楊主任指點著我說，你這個媳婦太可愛啦！太有意思了——但子宮是不能割的，還要好好保護呢！您說對不對啊，萬主任？”
莫言從不善待和尊重自己筆下的人物，從他以往的小說以及到《蛙》，總是“我爺爺”、“我奶奶”、“我姑姑”地沒大沒小，雖然是第一人稱，無關現實真實人物的痛癢，但從感覺上來說也是有傷尊嚴的事，一個連身為自己長輩的“爺爺”、“奶奶”，“姑姑”都不去尊重的人能去尊重別人嗎？他變著花樣羞辱和虐待筆下的人物，直到把僅剩的一點人格和尊嚴從人物身上剝了去，甚至於將自己筆下的人物僅存的一絲善念也毫不留情地變成了仇恨：“姑姑說碰上難產她們就會把手伸進產道死拉硬拽，她們甚至把胎兒和子宮一起從產道裏拖出來。”就這樣，莫言把自己筆下的人物當成沒有任何疼痛感的玩偶來肆意糟踐，把自己塑造出來的人物降低為一群本能和獸欲的畜生。莫言說：“獲諾貝爾文學獎因我的文學素質。”真不知他的“文學素質”體現在哪裏，顯然，一個人文學素質是不能夠獨立存在的，在作品中同時也包含著一個作家自身的道德素養。
表麵上看莫言通過《蛙》這部小說來抨擊計劃生育這場“人道災難”，但實質上缺乏那種力量和深度。從真正意義上的人道主義層麵來講，施行計劃生育確實解決了人口大國的許多迫切的問題，從長遠利益來說，文明和科學的計劃生育本身就是一種人道主義的體現，當然在具體執行時，一些地方采取的那種野蠻和粗暴、殘忍的強製節育手段卻極不人道，這是需要抨擊和批判的。把“計劃生育”和“文化大革命”簡單地混為一談，這是一種極其淺薄和無知的表現。
《蛙》看似有很高的價值，很多捧莫言的人也被這部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作品的外表價值所“征服”了，那情勢就好像是認為莫言盯著“腥風血雨”和隨時都可能被“查水表”的風險說出了國人都不敢說出口的話，敘寫了一部“民族的血淚史”，了解莫言的作品以及他本人在現實中的身份後，你就會發現這種擔心是極其天真和多餘的。莫言先生隻是借著發生在中國局部一些落後地區在執行計生政策時的那種野蠻的、不人道的事件，站在自己的角度隨意而大膽地想象，為讀者講述了一個“恐怖”的故事，“甚至是粗俗的、淫蕩的。”實際上他也沒有抨擊政權，更沒有呼籲人權，從他在作品中反複向他的“日本友人”抒發“懺悔”之情時，就已經暴露出來了。大多數讀者不會去深入研究一部作品，所以他們看到的往往是這種虛假作品所展現出的表麵價值，所以通常都難以做出準確的判斷。
《蛙》缺乏力量和深度，莫言並沒有深刻地交代出這種場恐怖災難是如何造成的，應該由誰去負責，這筆血債應該找誰去清算？也沒有回答讀者，如何為贏得解放而克服壓迫，如何為獲得尊嚴而擺脫那種恥辱。《蛙》一書有編者總結莫言的這麽一句話：“揭示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靈魂深處的尷尬與矛盾,閃爍著對生命強烈的人道關懷和敬意……他在神龕前自省、懺悔、祈禱。”莫言揭示了什麽？又在“懺悔”什麽？我曾說過：“懺悔不是逃避而是擔當，懺悔不是死亡而是再生，懺悔不是絕望而是希望。”（殷謙：《人經》三部曲之《心靈真經》，黃山書社，2011年）莫言在其著作《蛙》中選擇的正是逃避，他讓我們看到的是死亡而不是再生，是絕望而不是希望的精神圖景。
莫言在《蛙》中暴露出他的偽崇高和偽善：“先生，我深深地被感動了，我的眼睛裏盈滿了淚水，我聽到了一個最神聖的聲音的召喚，我感受到了人類世界最莊嚴的感情，那就是對生命的熱愛，與此相比較，別的愛都是庸俗的、低級的。”我不相信一個陰暗而冷漠的作家會同情和熱愛他筆下的人物，如果像他所說，他真的是一個因熱愛生命而時常雙眼含淚的作家，實在想不明白為什麽在他筆下有那麽多對生命殘暴屠戮的血腥場麵，不僅如此，還要對那些場麵費盡心機地進行詳盡和細致的描述。
四、正視榜樣，在中國要自己救自己
《蛙》的編輯曹元勇在重慶晨報記者采訪中說：“現在的80後、90後最應該讀的就是《蛙》”、“要我給學生推薦莫言的作品，第一部肯定就是《蛙》。”在這個商業化的時代，我希望大家都把這些話僅僅看做是一件商品的廣告詞，而不是真的去讓自己的孩子們去學習莫言，去讀他的書。
當今之世，大家都知道，好像一切都成為商品，一個人的名氣更是商品中的“好商品”，名如商標，具有商業價值，名有越大，就意味著市場有多大。莫言獲“諾獎”後，在神州大地上就上演了這麽一出商業奇觀。一聽到諾貝爾學獎，連去質疑的勇氣都沒有了，反過來還會懷疑自己。諾貝爾文學獎賦予莫言極大的名氣和聲望，以至於很多讀者、作家、編輯、評論家等等幾乎在同一時間失了評判的自信和甄別的能力，一種膜拜和趨媚的衝動霍然而起，一些誇張的價值說、性質說、特征說都輕而易舉地顯飾在其人和其作上。
中國有很多名氣很大的作家和學者，雖然他們的肉體還活著，但實際上都死在了時代的流行價值觀上，聽起來名震天下，但是他們的很多東西都淪落為一種供人娛樂和消遣的純商品，在這裏我們看不到那種真正的大師才具備的道德品質、倫理境界以及情感態度。中國以莫言為代表的作家——賈平凹、餘華、劉震雲等等大體都有“莫言文學”的“血統”，所有能在莫言作品裏看到的問題，在他們的作品裏幾乎都有。也許在成長經曆中他們遭遇過我們一般人都無法想象的恐怖事物，所以他們通過寫作的方式進行代償性的滿足，好像變成一群冷血的野獸，對“殘酷”、“血腥”、“性景”、“暴虐”都有一種深沉的迷戀。他們的思想不成熟，甚至都不明白一個作家的責任和使命就是要求他們按照健康和健全的人性尺度來塑造筆下的人物，反而，好像他們生來就是“撒旦”的後裔，嗜血般的殘忍彷佛能帶給他們帶來快感和滿足，血腥和暴力彷佛是他們天生就熱愛的永恒主題，鋒刃和利器則是他們在寫作中慣用的道具，鼠屎汙羹、剖腸流肚、血流成河是他們的作品中活眼活現的圖景，有人說他們的作品是在拷打人性，不如說他們是在摧殘人性。
莫言曾說：“我在寫作時我就是皇帝。”所以，莫言說：“寫小說是狂歡。”所以，莫言可以不受任何道德、倫理等的製約，在自己的文學王國裏主宰著自己的心理世界，自我滿足，自我陶醉，想怎麽寫就怎麽寫，縱情任為，幾乎不知真正的人道為何物，在他的文學世界裏，沒有祝福和善念，沒有同情和憐憫，彷佛人與人之間除了兩腿之間的那個東西，除了相互殘害和施暴，生活別無意義和樂趣。不去想愛的本質，不去思如何通過自己的作品使之人脫離動物，反而是教唆人更加接近動物，對獸性的崇尚，對肉欲的膜拜近乎極致。莫言的筆下流露出了太多的厭惡甚至敵意，話語施暴的傲慢態度，君臨一切的盛氣淩人，都是缺乏一種溫暖的人性視境，引不起讀者的一種更深沉更健康的情感反應。
因為需要健康地成長，所以我們需要榜樣，而大師就是我們看齊的依據和標準。讀一本好書可以使我們的心智更加健康和成熟，所以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尋找榜樣，學習榜樣，我們需要正視自己的榜樣，但絕不能把名氣視為自己的榜樣。雖然說諾貝爾文學獎是一項世界大獎，在一些人看來它意味著文學領域的權威，即使它是權威，但這種權威也不是絕對的，曆屆“諾獎”獲獎作品，不可否認其中有經典，也不能否認其中有糟粕，更不可否認其中有大師，也有狗屎，這就需要我們在選擇閱讀的過程中去仔細鑒別。大師的作品具有一種思想啟蒙性，還具有一種道德升華力量，充滿著祝福和愛意，它總是以一種博大的情懷來善待自己的讀者，而不是某些就像匪徒、教唆犯和無賴那樣的作家，把自己的讀者引入歧途，變得陰暗、庸俗、無恥和墮落，以至於導致非人的處境。
我們時代的社會風氣不好，文化更是在商業的催化下變得令人悲傷，打開電視往往看不到好節目，打開書本往往看不到好內容，在我們的周圍危機四伏，幾乎令人窒息。當一切崇高的、莊嚴的、偉大的，以及真正值得我們去敬畏的神聖事物在這個時代被視為“無知”、“迂僻”，甚至為“笑話”時，我們必須正視自己，不能隨波逐流，而且要始終追問自己的兩個根本問題：我是誰？我將來會怎樣？在“唯物主義”主宰的世界，還要追尋和迎接精神的曙光，思考人的本質以及生命的奧秘與未來，在我們的得不到自由的時候要為自己創造自由，哪怕是一片心靈的天空，也必須是潔淨的，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才能任我們自由翱翔。
莫言的書和人都有點詭異。永遠不會有坦蕩在裏麵。幾乎看了他所有的書。後來的感覺就是非常想把裏麵的不同的女人娶來過過不同的日子，如此而已。要是真要往民族精華上靠，那就是娶不同的女人過過不同的日子就是我們的民族精華。讀高行健的書，感受到的是苦難。讀莫言的書，感到的是不能蛋定。一個獎就把你換成了另一個人，而且大家和你本人都以為你自己成了神一樣的人--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悲哀之一。就是這種悲哀，才有了濃鬱的戲劇效果。要是那這種悲哀當了真，它就伴隨著你。別較真，它也就去了。。。。
倒是樓下西門兄弟講的不錯：把錢忽悠出來是真.
國內的雞者們如今隻會用幾個領軍人物啊，衝出國門啊，史上最XX,之類的詞，一起起哄把大家往雞窩裏搞。雖沒有西板牙搞牛那般壯觀，但亂哄哄滴也是蠻有氣勢的。慢慢地搞下去，就都成了雞。。。。。連腫瘍都開始用“照鏡，洗澡，。。。”這樣的詞來教育襠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