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謙：你給我站直了！

    兒子用他的稚手在一張白紙上畫畫，山巒、森林、流水和陽光……我順眼望去，感到極為舒服，我看到了他心目中的那個神奇和美好的世界。我被深深地吸引了，蹲在他旁邊耐心地看著，他馬上變得緊張起來。

    妻子問我，新聞上說《西安晚報》有位記者因報道天價煙而遭停職，你知道這事嗎？我先是一愣，瞥了她一眼，然後搖搖頭：“既然都走出去了，我是不會回頭的。”我明白她所以來問我，是因為我曾經也是這個報社的臨時工編輯和記者——我的意思是，假如我能在自己的崗位上重規迭矩、又不惹領導震怒的話，如果這種事出現在我身上，他們大概不會矢口否認我是該報社的記者，甚至聲明我隻是該報社一個送報紙的臨時工。妻子對我整天無所事事這件事很不耐煩，她是想告訴我，如果我能吸取教訓的話，我仍然可以重新來考慮從事這個職業。

    盡管人們議論紛紛，但我並不覺得這是一件多麽令人感到驚奇的事，我抱怨道：“這個記者至少還可以通過網絡聲援，為自己討說法和公道……”我望著她，欲言又止……妻子瞪大眼睛，不以為然：那個記者已經被停職了；我說，過兩天他又複職了，而且從今往後，你永遠不會再看到他有什麽狗屁正義感。今天得到消息，我的判斷是對的，那個記者確實已經複職了。我想，一個記者固然要顯示自己的道德立場和情感態度，但是也需要客觀的態度和冷靜的觀察。這個國家有很多事都做過了頭，以至於她正在漸漸失去民心，太多的怨聲載道正好說明了這一點。官員一出場就引來圍觀，這是一個國家的悲哀，也是一種社會的病態，我不相信每個官員都能做到一塵不染，並且如果天下的官員個個都成了包青天，也不見得就是什麽好事。對此問題，和我曾在中央某媒體共事過的一位同事提出了他的看法：天價煙不是關鍵，關鍵是官員本身。“天價煙”招來議論，大家首先會想到貪腐，“低價煙”照樣會招來議論，大家就會說這是官員在作秀，橫豎官員就不可能有好的……這不是客觀的態度。天價煙，隻要它的來路清白，又有何不可？難不成讓他隨手撕下一綹報紙，卷一支莫合煙叼在嘴上這才算是好官嗎？那個眼中隻看到了天價煙的記者，誰又能說他沒有一點動機呢？——我表示讚同，如果一個記者沒有客觀的態度，又如何去深刻和全麵地認識一個人，又如何能真實而細致地把握新聞的對象世界？如果把官員隻當作一個符號，當作進行輿論施暴的對象，武斷和任意地評價，這樣的記者和他們所指摘的那些官員又有何本質上的區別呢。

    我當記者時的情景一幕幕湧現出來，那時候，做一個好記者幾乎是我一生中的全部理想，可是這個理想最終被現實殘忍地扼殺了，我始終相信命運，所以我經常會把我的失意歸咎於命運的安排。

    十四年前，1998年-1999年，我是新疆伊犁日報社的記者，對於我來說，我某些時候的虛偽和習慣於說謊的壞毛病可以追溯到這個時候，以至於我在做記者的幾年裏，幾乎可以在任何事情上成熟地表現出虛偽。當然在每一個新聞單位開始工作的時候，我一直是一個誠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都非常強的人，我曾經就像一個手提利劍的俠客，哪裏不平哪裏就有我，曾被那些泥腿子和生活在底層的人們視為“保護神”。打抱不平，為民請願，針砭時弊，揭露真相……直到有一天我不得不離開家鄉而走上“跨省”之路，這個詞，是後來我才知道的，北京某媒體的記者因為報道地方事件而引起地方領導震怒，地方領導派公安去北京抓這位記者……那時我才明白“跨省”原來是這麽一回事，而我跨省是為了逃命，因為我不相信他們真能在別人的地盤上把我抓回去。

    在伊犁鞏留縣，我寫了因為寫了一篇關於口蹄疫的內參而險些死於非命，寫內參是一個黨報記者的分內工作，因為當時我和報社的記者被聘為伊犁州黨委組織部的特約信息員，政府鼓勵我們寫內參，我之所以強調這個，我隻是想說明我並沒有像一些人所說的“不務正業”，也不是“多管閑事”。這件事令當時的縣委領導非常震怒，那時我在察布查爾縣愛新舍裏鎮駐地采訪，某天我忽然接到報社漢編部副主任的發來的傳呼信息，大概意思是讓我趕緊找個地方躲一下，鞏留縣委派出幾輛警車正在趕赴察布查爾縣抓我。後來我聽到更為詳細的消息，察布查爾縣公安局也做了配合，還動用了民兵，甚至當時的鞏留縣委有領導憤怒地叫囂：抓住這個記者之後就打死，和那些牛羊一起埋了……噢！上帝！顯然這不是沒有可能，因為我讓他們憤怒了！當時，伊犁地區很多地方都出現了口蹄疫疫情，很多牛羊都死了，中央為補貼農牧民給出了很好的政策，而一些地方為了謀財，竟然虛報數字，甚至有些地方將那些沒有感染口蹄疫的牛羊活埋。這就是我在內參中揭露的黑幕，如果我被抓住了，很有可能成為那些牛羊的殉葬品。

    那年我二十一歲，從沒有想過這樣恐怖的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我不知道我究竟對他們做了什麽，他們竟然到了要追殺我的地步。我向愛新舍裏鎮的一個錫伯族青年求助，他是一個熱血青年，那天他用摩托車將我載到一個偏遠的地方，由於恐慌，我忘記了我的藏身之處究竟是什麽樣子，我大腦中不斷重複著這樣一個情景——我被押到一個深坑邊上，然後他們朝我頭部放了一槍……我跌落在坑中的牛羊堆裏。所幸的是，那些公安和民兵並沒有找到我，我在驚慌中等待報社的救援，大概到淩晨兩三點，報社黨委書記、總編蘇洪波等領導以及伊犁州司法局的相關人員驅車到我藏身之所，將我成功營救了出去。“營救”這個詞，是報社領導當時公開說的，可見當時的情況多麽危急，事件的性質是多麽惡劣和嚴重。再後來，當時的伊犁州黨委常委、宣傳部長薑崇侖為了給我“壓驚”，特意點名讓我隨他去阿勒泰地區采訪，我也是後來才聽他對我說，如果不是他果斷采取措施，我的麵臨的後果將不堪設想。

    回憶定格在這一幕。兒子用橡皮不停地在紙上擦著，然後又握著鉛筆畫。我猜想他畫一副簡單的畫必然會花費他多長時間，他畫錯了，可以用橡皮擦掉，然後重新再畫，妻子耐心地等在一旁，不停地鼓勵兒子，直到他將那副畫完成為止。而我呢？在經曆了那件事之後，我感覺到我不能夠在伊犁日報社繼續“混”下去了，這種感覺非常強烈。甚至有朋友對我說，被我惹怒的縣委領導背景非常，我最好不要呆在這裏了，否則說不定哪天我就會倒黴。當時我拒絕了這個善意的建議，甚至懷疑朋友的動機，我說我是記者，無論發生什麽報社都會保護我。朋友告訴我，別忘了這是在新疆，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地方，如果有一天某個地方政府說你影響到了新疆的安定，報社不但保護不了你，甚至都難自保，在這裏記者算什麽？記者算個屌。現在想來，他是多麽有先見之明，十四年之後我接觸到了“屌絲”這個詞，而我就是其中一個，我不能把自己太當一回事。

    那時候，我每天生活在壓抑和恐懼中，走路時都要左顧右盼，生怕發生什麽意外的事情。最終我還是決定跨省——離開新疆去另一個地方，臨走那一天，我看到父親失望的目光，我還記得他曾對我說，你是黨報記者，你吃黨的飯還總說黨不好，這樣能行嗎？噢！我忽然意識到我就是那種吃裏扒外的人，這是我決心離開伊犁日報社的最後一個驅動。於是我來到了西安，在消費者導報社做記者和編輯。我還是沒有找到確切的答案，而我一直天真地以為，作為一個記者就應該是一個真正的記者。對於我來說，一個記者筆下所寫的東西，應該是一麵鏡子，甚至應該是一盞燈，既要真實報道，反映出社會和生活的全部深度，還要包蘊一個記者的價值觀念和情感態度。因為熱愛這個社會，熱愛這個地方和這裏的人，所以才渴求完美，才會卯足了勁將一切陰暗暴露在陽光下，目的是讓光明和美好再多一些。真實的報道和新聞監督是必須的，這意味著一個社會和人們的精神的積極和健康。

    在消費者導報社，我全然忘了我曾在新疆經曆過的尷尬，同時也忘了父親告誡我，讓我吸取教訓的那些話。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把所有能夠看到的瘡疤都亮在讀者麵前，報紙受到空前的關注和好評，報社因此在每期的頭版頭條位置為我設置了新聞專欄，並且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殷謙消費視線。這也就是說，頭版頭條是屬於我的陣地，迄今為止，這在國內的報紙媒體尚屬首例，也是唯一。我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神話，但這個神話也將我美好的憧憬粉碎了。後來我捧著這個神話，成為《西安晚報》的編輯和記者，我當時認為自己的夢想很快就會實現，而現實並不會照顧我的夢想，不到兩年時間，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因為什麽而被報社解雇了。

    再後來我去過很多媒體，似乎成了某種定律，最終我都成為一個不受歡迎的人。長期以來，我迫使自己慎重思考一個問題，究竟做一個什麽樣的人才算是“會做人”。不知有多少好心的人寄予希望，他們期待我救活一本雜誌，或者一張報紙，而我卻總是生活在自己模糊的想法和大量的意圖裏，當那些欣賞我的人為自己的媒體勾畫了一個像星光般美麗的前景時，我的習性或者性格對於他們來說就成為了無聊的、唯一的阻力和障礙。以至於我的親人在電話裏吼我：唉！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也許是，可我做不到麻木不仁的無動於衷，我是記者，不是商人，我隻做我應該做的和必須做的事，清點財產以及計算所擁有的財務總額的這種事應該是社長和會計要做的，媒體被上級批評，甚至告誡，或者將要接受什麽樣不好的命運，我固執的認為，這些不應該是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應該去考慮和擔心的問題。

    解雇，走人；再解雇，再走人……每次被解雇，我都不敢麵對妻子的目光，我總是對她說，這並不是什麽天大的事情，我們不用為此擔憂，我隻是失去了一份工作而已。妻子表示讚同的樣子，然後說，我知道這對你來說隻是一份工作，你不要總說這隻是你人生和理想中的一個站台，我已經喜歡上站台了，我不想跟著你經常搬家。我說，我真的很快樂；她說，你繼續向前走，永遠不要回頭，希望你不要丟下什麽東西，以至於你將來會感到後悔。

    有好心的人總是警告我，別讓我跟著那些泥腿子東奔西跑，甚至告誡我，那些泥腿子就是要利用我這樣的天真的人。我傻傻地想，我至少對他們還有利用價值，這不是很好嗎？他們驚愕於我這樣怪誕的想法，認為我腦子被燒壞了，並且他們給我例舉了很多有名的記者，那些記者都混的很好——我最討厭這種嬉皮士的態度和說辭，我不認為一個記者“混”的再好還能比那些專業的混混們混得更好。他們大腹便便地坐在沙發上，目光炯炯，一臉傲然得就像李斯：我告訴你，記者有三種，一種是跟黨政領導的，這種記者是宮中鼠，一種是跑會場的，這種記者是倉中鼠，還有一種就是你這樣的——跟著泥腿子轉，成天往底層鑽，這就是廁中鼠……我呆若木雞，我忘了我是如何教會自己抬眼觀察他們。

    多年之後，當我再一次接到被解雇的消息時，我收拾好我的東西，站在窗前想象著我是如何進入那種美好的生活，並且做一個乖巧聽話的人，甚至低眉順眼，在我的筆下都是熱情洋溢，都是顯著成果，都是燦爛輝煌，都是幸福美好……我情願做出任何讓步，以讓自己終於成為了一位人人都豔羨的名記，就像穿梭在深宮裏閃爍的鍍過金的器皿間的老鼠。盡管我最終還是沒能夠來一個華麗的轉身，但我離去時還是那麽優雅，握手辭別，並把所有美好的祝願都送給那些把我解雇了的人。

    那是一個特別寒冷的冬天，我哆嗦著走在某報社的院子裏，一輛車從我身邊擦過，一張美麗的臉探出窗外，笑著對我說：別啊，你別跟錢過不去啊。我湊近車窗，想深深地望進去，車內一定很溫暖和舒適，有個大腦袋斜過臉盯著我，我讀不懂他的表情，我感覺他正要準備對我大吼：你他媽的在看什麽呢？快滾吧，我是絕不允許你看到這裏麵的全部事情的！我躲開他的目光，轉過身疾步走出報社大門，在拐彎的時候，我鼻子一酸，差點就哭了出來。人不可以衝動，在衝動麵前越是脆弱，就越是急於在某些人麵前提高我們的怒叫聲，而不是靜下心對著鏡子來懷疑自己。站在鏡子前，我對自己說，整個世界都知道你隻不過是一個小P孩，直到你所占有的一切超過了你的負重能力。

　  在此後的日子裏，我全力以赴地繼續著在別人看來是低級錯誤的事，盡管我不再是一個記者，但我仍然沒有改變我的習性或性格，反而我經常為丟掉黨賜予我的飯碗而感到欣慰，至少我做回了自己，我沒有碌碌無為地活著，沒有變成行屍走肉。直到現在，我和我的家人已走過一段很長的路，我曾經帶著我的兒子穿越了十九個省、三個自治區、太行山和長江、黃河，直到他開始上學前班。我從不認為一份退休工資或一份養老保險在當今發達的社會中是唯一能夠固定我停泊的繩索，也從不認為我失去了它們就等於我失去了某些特定的合法性，這些都不算什麽，隻要我足夠堅強，我不用借助任何力量就能站起來，而且我一直相信我的動機是高尚的，所以我不止一次地對自己說：無論如何，你給我站直了！

    前幾天在北京，在飛莫斯科參加一個學術活動之前我見了幾個記者，我很興奮和激動，這些熟悉的身影使我又一次看到了過去的我，我不停地在他們麵前強調，我曾經也是一名記者。主辦方請記者們吃飯，我甚至挽著其中一個神色看上去很嚴峻的記者的手，一並擠進了豪華飯店的玻璃牆裏麵，在餐桌上，我熱情地注視著記者們，環顧著他們身旁色彩絢麗的禮品，以及他們手中舞動的酒杯，在他們的夾克上有一排非常顯眼的字，意思總結下來就是：責任和使命，正義和良知。這種感覺好像是他們正在向我宣布：我們是擁有某種特權的貴族，並且有著驚人的成功，而僅僅為一文不值的那點可憐的自尊而活著的你，又有什麽意義呢？此刻，我感到有一點眩暈，再次向後傾斜了身子，我盡力扶住椅子靠背使自己保持平衡，我看著這些曾經的同行們，想象著他們中間是不是也有人會感覺到自己正在進入逆境之中……

    當我再一次遠離了他們的時侯，我為自己而感到羞恥，我不知道我將如何麵對妻子。我的腦海中一直浮現出過去那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而且我不斷試圖美化這件事情，盡量使我在想起它們的時候不再感到恐慌，並且我努力想要擺脫我曾深刻體驗過的情感：知道我的人完全清楚並了解關於我的事，隻是我是那種毫無自知之明的傻子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