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科大瞬間》與您分享中國科大校友和教師校園內外真實、親切的回憶以及多視覺、多維度的人生感悟。
阮耀鍾 5802
【科大瞬間】第153期
【編者按】
在科大的校史上，曾有多名校領導為學校的生存和發展做出了值得科大人永遠記住的貢獻。在科大發展遇到順境時，他們審時度勢，順應潮流；在科大發展遇到逆境時，他們見縫插針，順勢而為；在科大遭遇絕境時，他們力挽狂瀾，使得學校“起死回生”。劉達，就是他們中最傑出的代表。劉達是科大第二屆黨委書記，從1963年5月到1975年11月，從北京下遷到合肥，他在科大整整待了12年，這12年是科大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正是因為有了劉達這樣的領導，科大才得以幸存。2018年，本號第 23期曾發表了本文，但卻不幸“被夭折”，導致讀者們無法閱讀。今年是劉達誕辰110周年，全國若幹所高校都在紀念他，相比於其他劉達工作過的單位，科大更應該記住他、紀念他。故此，《科大瞬間》再次發表本文，讓我們跟著阮耀鍾校友的記憶，致敬劉達，致敬像劉達一樣的科大靈魂。
——理實
科大永遠不能忘記劉達
阮耀鍾 5802
劉達（1911－1994），1963年5月至1975年11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科大)黨委書記。黑龍江肇源人，著名教育家。1935年考入北京輔仁大學中文係學習，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6年，哈爾濱解放，任第一任市長。1948年受命創辦東北農學院，任院長，黨委書記。1958年任東北林學院院長，黨委書記，同年兼任黑龍江大學校長，黨委書記。1959年，劉達到黑龍江農村調查時，發現大躍進運動“勞民傷財”、“破壞生產力”，結果被黑龍江省委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職罷官，行政級別從六級降為七級。1962 年，劉達的“右傾”問題得到“甄別”。1963 年調任科大黨委書記。
保護“洋財”
劉達是繼鬱文後科大第二任黨委書記。鬱文任科大黨委書記期間，科大調入了一批當時因為政治問題被其他高校或研究單位掃地出門的年青教師，為“科大發了一筆洋財”。而劉達又為科大保住了這筆“洋財”。現在，這些人都在學術上有所成就，成為知名學者。
1964 年，北京市為了建成“水晶城” ，要把有政治問題 的“雜質”統統趕出北京。方勵之在他的回憶文章[1]中說：“1965 年4月我接到了通知：調我去遼寧省營口的一個電子工廠。此一去，也就永遠離開物理學了。同我一起在農場勞動的人，接到命令後，一個一個地離去了。我也準備走。在那個年代，絕少可能違抗這種調令，特別是‘雜質’們，要知道， 全國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天下。後來，我終於沒有走。一個奇跡。奇跡源於嚴濟慈先生。他得知我的調動的消息後，要去了我當時發表過的十三篇論文的影印本，並迅速找到科大黨委書記劉達，公開表示不解。為什麽要把這樣的年輕人調走？嚴先生當時是科大一位非黨副校長，對科大的人事事務是無權過問的。一位非黨副校長為一名‘雜質’助教的調動向黨委進‘逆’言，在‘水晶城’時代中，是極其罕見的。更沒想到，劉達居然接受了‘逆’言，又是一個極其罕見。劉達不僅命人事部門收回了我的調令，而且終止了所有為創建‘水晶城’發出的調令。科大被‘水晶城’政策殃及的人因而大大減少。” 應該說，當年科大調入一批因政治問題被其他高校或研究單位掃地出門的年青教師，正是鬱文為“科大發的一筆洋 財”；幸虧，劉達又為科大保住了這筆“洋財”。我認為，這是劉達為科大立的第一功！
這些“雜質”，當年雖然都還是助教，但他們都很有才華，像方勵之、曾肯成老師等等，他們後來成為科大第一次創業和第二次創業的骨幹，其中不少“雜質” ，如方勵之老師等，後來還成為科學院院士。所以，劉達不僅是為科大，而且是為國家保護了這筆“洋財”。科大建校初期，有嚴濟慈、華羅庚、錢學森等國內一流科學家親自執教，是科大的福氣；有鬱文和劉達這樣的視人才為寶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任科大黨委書記，也是科大的福氣。
硬骨頭精神
劉達一到科大，真是雄心勃勃想把科大辦好。這從他下麵的一段話中亦可看出：“到科大上任之初，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拜訪在科大任教的教授和科學家，形成了我對辦好科大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加強基礎課，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特別是加強學生的實驗技能訓練，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可惜當時政治運動太多，我到任不久就去搞‘四清’，‘四清’的隊伍還沒撤回來，‘文化大革命’又開始了，沒有時間去實現這些想法。” [2]劉達從“四清工作隊”一回到學校，就被關進“牛棚”，監督勞動，打掃廁所，每天還要寫思想匯報。在被“專 政”期間，劉達也不時有一些“趣聞”傳出。那時，他每天要向“專政隊”匯報思想。有一天的匯報內容是關於打掃廁所， 他沒有寫什麽掃廁所使自己“接近勞動人民，有利於思想改造”這類當時流行的套話，而是說他從一樓打掃到六樓，發現一樓的廁所最髒，六樓的最乾淨，因為一樓的廁所用得最多，因而他建議今後設計樓房一樓的廁所應該大一些，越往高層，廁所可以小一些。[2]這種匯報常常通過“專政隊”的學生傳到科大師生中，成為“趣談”。劉達在蹲牛棚期間，不僅不低頭認罪，竟說服看管他的學生，變為他的“鐵杆保皇派”，亦屬文革中極罕見之事。
在此僅舉一例。科大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公社”派張臘狗等學生監管劉達。劉身處逆境，以平常心對待監管學生，娓娓講述高層內幕及自己經曆，令張臘狗等肅然起敬，覺得劉達一身凜然正氣，關心國家前途和民生疾苦，認定他是“我黨好幹部”，還成立“幹部問題聯絡站”，決心保劉出山。哪知在1967 年底，康生、楊成武大筆一揮，說劉達在曆史上追隨劉瀾濤、彭真等“壞人”，一貫“右傾”，於是劉達被定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3]
“文革”中，科大被迫搬出北京，下遷合肥。安徽省派了一支最“強”的工宣隊進駐科大，我在《反革命分子》一文 中簡單地介紹了當時的情況。工宣隊把不少年輕的學生打成反革命，物理係就有兩個學生被迫自殺。年輕的學生何罪之有？！真是死得太冤了！由此可見，當時的“階級鬥爭”何其 激烈，工宣隊李隊長是何其厲害！科大從北京運來的一列列火車的設備，到站後，都要師生去搬運。劉達已年過花甲，也讓他去搬。工宣隊李隊長走過來說：“劉達，怎麽你沒出汗？” 劉達不慍不火地說：“我的汗，這些年都出完了，沒汗可出了。”那個安徽著名的造反派頭頭，被噎得一句話也說不出 來，氣呼呼地走了。這事在科大傳開，師生都暗暗高興，好像是替大家出了口氣。[2]
1971年，林彪集團垮台。“幹聯站”的張臘狗（張臘狗，科大學生，後來改名張恒烈，曾任江蘇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副局長。）聞之，修書王震，訴說劉達冤情。王震曾在雁北地區同劉達共事，對劉印象良好。王震去合肥找劉達，工宣隊竟讓他吃閉門羹。王震立即致電時任安徽革委會主任的老部下，劉達方獲“解放”。[3]劉達快要“解放”了，有人問劉達：“如果仍舊讓你出來當科大黨委書記，你準備怎麽辦科大？”劉達回答 說：“我第一件事就是想辦法把科大搬回北京。”後來，工軍宣 隊領導找劉達談話：“劉達，你這樣講恐怕影響不好吧。”劉達回答說：“我已經鬥倒鬥臭了，還有什麽影響好不好。”
劉達被“解放”前，被允許回北京探親。他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拜訪郭沫若老校長。據說，第一次郭老沒見劉達，後來聽說劉達快“解放”了，郭老用車把劉達接到了家裏。劉達幾次想向郭老反映，科大在合肥辦有困難，但那時郭老自身難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郭老一個勁的講長沙的考古新發 現。最後，晚上九點多了，看時間不早了，劉達隻好開門見山地對郭老說：“郭老，科大在合肥辦有困難，想給周總理寫封信，想請你轉交。”聽說，劉達說完話，郭老沒有表態。劉達又說了一遍，郭老還是沒有表態，坐在旁邊的郭老夫人於立群有點不好意思了，於立群說：“我看這大概可以吧。”
劉達快被“解放”前，有的人對劉達說：“58級學生畢業留校時，你對他們說，五年後把他們培養成講師，十年後培養成副教授。這是宣揚成名成家，是不對的。”劉達說：“那你們現在成天打撲克、下象棋，難道就對了嗎？當時，我不僅在業務上對留校學生有要求，在政治上同樣也對他們有要求的。”
那時幹部“解放”前，要作“鬥私批修”。劉達是在 學校大禮堂向全校師生作“鬥私批修”的。在劉達“鬥私批修”前，工軍宣隊領導有個開場白。工軍宣隊領導在開場白中說：“劉達同誌是個好同誌，但是，他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是錯誤的。”因為在文革前，劉達同誌說過“毛澤東思想也可以一分為二”。劉達同誌“鬥私批修”時說，今天我準備講三個問題，實際上，劉達隻講了兩個問題。大家知道，第三個問題是關於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因為他不同意工軍宣隊領導定的調子，就沒講！劉達的骨頭就是這麽硬！
1972 年，劉達被“解放”，官複原職，仍任科大黨委書記，時年 61 歲。“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本性不改，仍想做一番事業。劉達官複原職後辦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周總理寫信。給周總理的信寫好後，劉達派我的老同學王熾昌送給郭老，請郭老轉給周總理。劉達對全校教師講：“給周總理的信，我們已送上去了，現在就看周總理表態了。若周總理要我們在合肥辦，我們就在合肥辦；若周總理同意我們搬回北京，我們就搬回北京。”大概過了個把月，劉達在全校大會上講：“周總理已看了我們的信，但周總理沒表態。周總理沒表態，也等於表態了，我們隻好安安心心在合肥辦了。”這時，大家看到領導已盡了最大努力，隻好安下心在合肥辦了。這樣，大家的心才真正安下來。科大剛搬來合肥時，盡管工軍宣隊再三施壓，說什麽“搬遷是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誰反對搬遷誰就是反對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誰就是反革命！”黨員登記時，還必須寫上願意“紮根安徽”，才讓你登記。但是，這些高壓措施都無法真正解決大家的思想問題。真正讓大家安下心在合肥辦科大，還得歸功於劉達！我認為這是劉達為科大立的第三功！
你也許會問，劉達為科大立的第二功是什麽呢？我下麵再細說。
艱苦的二次創業
科大搬回北京已無希望，隻能在合肥辦了。科大在北京時，基礎課教師主要靠科學院各研究所的科學家。到文革前，科大才建校 8 年，尚未形成自己的基礎課教師隊伍。至於科大的專業課教師隊伍更是薄弱，每個專業隻有我們為數可憐的留校學生，並且多數留校學生一留校就下鄉搞四清去了，“四清”一回校就是文化大革命。再加上科大下遷合肥，教師隊伍流失二分之一，儀器設備損壞三分之二，合肥的工業基礎又差到難以想象，有時要顆螺絲釘都買不到。科大當年在合肥的困難，我想隻能用“難以想象”四個字形容，這比1958年在北京創辦科大時不知要困難多少倍！因為1958年創辦科大時，上有中央支持，下有科學院撐腰。科大這兩個有利條件，到了合肥一切全無。有一段時間，甚至科學院也想把科大作為一個包袱扔給三機部，1971年國務院決定將科大改為安徽省與三機部雙重領導，以安徽省為主。學校劃歸三機部領導後，因原有 37 個專業中有18 個專業與三機部不對口，三機部也想作為包袱扔掉。所以，當年科大是作為皮球任人踢，一度麵臨解體，麵臨生死存亡。當時，科大的情況和處境，恐怕現在年輕的科大校友很難理解。
科大之所以能擺脫當時的困境，一方麵原因，是因為科大的教師頑強拚搏。多虧文革前劉達為科大留住了一筆“洋財”，組成了科大第一代教師隊伍。他們多數經曆了多年的坎坷生涯，有一股頑強拚搏的精神。例如，方勵之和幾個物 理教研室的老師，在地下室從事天體物理研究；“大學 1971 年開始複課，圖書館終於開了，雖然雜誌還很不全。1971年我開始轉到天體物理學研究，我的第一篇宇宙學論文，可以說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的第一篇宇宙學論文，是我1972 年發表的。國外就有人在文章中提到我們，我記得，是英國的《自然》雜誌。但也很快受到四人幫組織的《文匯報》的批判。因為宇宙學在中國一直是被禁止的學科，像蘇聯一樣，認為研究宇宙學是唯心主義的。有很多朋友也說，你搞這種東西幹什麽？然而，好就好在當時科技大學的領導，像劉達，他說：你別管它，就做你的。所以不但我做，還有別的同事一起做，慢慢形成一個小組。我們小組，在七十年代的科技大學，是發表論文最多的。在國內宇宙學方麵也是最早做的。”從上麵這段方勵之的回憶，也可以看出當年搞科研有多難，幸虧有劉達書 記的支持，科大天體物理研究才有今天。也多虧劉達在文革前留了一批科大畢業生，成為科大第二代教師隊伍。我認為這是劉達為科大立的第二功。
這些當年“不要命的上科大”的學生，與科大有特殊的感情，豈能眼睜睜的看著科大敗在自己手中？他們為了科大的生存與發展，再次發揚了“不要命”的精神！我作為一個科大留校學生，也是自己選了個科研題目做，研製低溫電容液麵計。我們科大低溫物理專業是國內高校中首建的，後來，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等也先後設立了低溫專業。七十年代初，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和上海科學技術大學等單位，也同時都在研製低溫電容液麵計。當年，科大剛經曆下遷的災難性 打擊，元氣大傷；合肥的科研條件更是無法與北京、上海和杭 州相比。當時，我可以說是靠一台示波器和一把電烙鐵與兄弟單位競爭。在下遷合肥前，我剛完成一項國防科研任務，並且，利用文化大革命期間，你可以成天打撲克、下象棋都無人幹涉的機會，我選擇了裝半導體收音機，自學了晶體管線路；七十年代，我看集成電路出來了，又自學集成電路。我利用自 己電子技術的長處，采用變壓器電橋克服了引線電容的影響，又采用了最新的集成電路技術。開鑒定會時，很多代表都說，我研製的低溫電容液麵計是國內最高水平了。1978 年，這個項目榮獲“中國科學院重大科研成果獎”和“安徽省重大科研成果獎”。其他科大留校的同學，也在各自的專業，不同的崗位，為科大的生存與發展頑強拚搏。
科大之所以在合肥能擺脫當時的困境，劉達更是功不可沒！劉達作為一個教育家，他比誰都清楚，要在合肥辦科大，當務之急是盡快補充教師隊伍。劉達一方麵用解決夫妻兩地分居為條件，從全國各地調入教師。我所在的物理係低溫物理專業，那時就從北京大學和科學院物理研究所調入了吳杭生、張裕恒和張其瑞三位老師，充實了我們專業的師資力量，保持了我們專業在國內的競爭實力。後來，吳杭生和張裕恒老師都先後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劉達還把在浙江一小工廠當工人的南京大學高材生溫元凱，調到科大任教。但是，能從其它單位調入科大的教師畢竟有限，尤其是想調進好教師更難。於是，劉達又想了一個“高招”，即在全國範圍內物色1967－1970 屆科大畢業生，調回科大——這些科大畢業生，大學剛畢業，並且，由於文革的影響，他們的大學課程也沒有真正念完，再加上當時知識分子又不值錢，所以很容易調入。這樣，在全國範圍內，挑選了300多名1967－1970屆的科大畢業生，舉辦“回爐班”，經過兩年以上的學習培訓後，補充師資隊伍。現在看來，這確實是個“高招”！如今科大的第一 代和第二代教師隊伍，除少數幾位院士以外，都已退休，當年“回爐班”的教師已成為現在科大的骨幹和主力。可是，當年舉辦“回爐班”時，還是“四人幫”橫行的“文革”後期，舉辦“回爐班”被當作資本主義複辟受到嚴厲批判，大字報鋪天蓋地，更有來自各方麵的壓力，一度通宵圍攻，逼迫劉達簽署文件，將全部“回爐生”退回原單位。劉達憤然答曰：“你們就是整死我，我也不簽！”[3]幸虧我們的劉達書記的骨頭硬， 始終沒有屈服，“回爐班”才沒半途夭折。我認為，辦“回 爐班”是劉達為科大立的第四功！
1975年，劉達離開科大，調到國家計量總局工作。我不知道劉達是以什麽樣的心情離開科大的。我想，與他1963年來科大時的心情肯定完全不同。劉達對科大有功有恩，讓劉達這樣離開科大，我於心不忍。據我所知，劉達每次做報告的講稿都是親自動手寫的。劉達即使官複原職，擔任科大黨委書記後，也一直住在集體宿舍，在食堂吃飯，與大家同甘共苦。劉達書記平易近人、樸素的形象，在我們這些老科大人眼中，永遠也忘不了。我們的劉達書記真是一位好書記，可惜和遺憾的是，劉達書記真正主持科大工作的時間太短了！今天，我們這些老科大人要 對我們的劉達書記說一聲，謝謝你帶領我們度過了科大最艱苦、最困難的時期，我們科大人永遠不會忘記你對科大的建設和發展所作的貢獻！為了永遠紀念我們敬愛的劉達書記，我建議學校為劉達立一座塑像。
我從未在劉達身邊工作過，劉達也肯定不認識我。今年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建校五十周年，我作為科大首屆學生，如今年近古稀，覺得有些事情如果我們這些老科大人再不寫點什麽，怕以後可能被曆史遺忘，我隻是抱著這種心情寫這些文章的。
謹以此文，表達一個老科大人對劉達的敬佩和懷念。
參考文獻
[1] 方勵之《吃刺蝟的年代——科大的第一創世紀》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fanglizhiciwei.htm
[2] 張永謙《劉達》
http://arch.ustc.edu.cn/story/ld.htm
[3] 戴開元，華新民《科大，你怎能忘記劉達？》
http://tieba.baidu.com/f?kz=222707261
[4] 劉祖平《我心中的劉達同誌》
http://yuqiang.blogdriver.com/yuqiang/977148.html
本文所附兩張照片均由中國科技大學檔案館提供
原載：(2008 年 3 月 1 日)
文圖編輯：【科大瞬間】編輯部
排版編輯：俞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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