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地方官員 如何在政治風浪中生存 （三），ZT

2009年12月24日 11:37鳳凰網曆史綜合，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gaohua/200912/1224_7316_1486393_8.shtml

四、
1964年12月，北京形勢丕變，毛澤東出爾反爾，一改原先支持劉少奇的態度，轉而和劉少奇發生對立。自1963年秋王光美蹲點桃園，劉少奇全力主持四清運動近一年時間裏，毛對劉少奇指導四清運動的一係列做法均表示支持。毛澤東之所以支持劉少奇，乃是劉少奇的左調均來源於毛本人，劉少奇的若幹“新語言”，也是在毛的左調基礎上的發揮。一段時間內，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工作顯得心滿意足。
事實正是如此，劉少奇的言論皆有源可稽:1964年初，王光美向毛匯報桃園大隊的一些幹部多吃多占，毛澤東說，根子在上麵。“紮根串聯”一說，最早版本也屬於毛澤東。早在1961年1月，毛就提到要派大批幹部下鄉，深入“紮根串聯”。1963年5月，毛澤東又再次強調“要采取紮根串聯，依靠貧下中農這一套辦法”。1964年6月，毛澤東提出全國1/3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裏。1964年8月底，毛同意向全黨轉發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毛澤東還稱讚過劉少奇給江渭清的信。1964年9月25日、10月18日，毛澤東兩次對劉少奇給江渭清的信寫下批語。毛在批語中給劉少奇寫道:“看了你這封信，覺得實在好”，“存在著的問題，正是要照你寫的那樣去解決”。毛澤東並對劉少奇的信作了親筆修改，添了一些如何正確認識客觀真理等具有毛氏特色的領袖型哲學訓示，並指出如不這幺做，“則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江渭清回憶錄》完全回避毛曾參與劉少奇信一事。）
毛澤東為甚幺忽然轉變對劉少奇的態度？結合1964年下半年劉少奇的一係列舉措，即可發現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乃是事出有因、有跡可循的。劉少奇不經意中已在好幾個問題上招引毛的忌恨:（1）蹲點問題。劉少奇在1964年夏四處遊說，其間還曾返回北京，於8月1日向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幹部講過一次。劉少奇宣稱，若不蹲點，則無資格做中央委員、省委書記、地委書記。在這段期間，劉還反複強調，不參加四清，就沒有領導四清的發言權。劉少奇的這些話本無影射毛澤東之意，但是在極度敏感的毛那裏，劉少奇的這番話用意險惡，有逼宮之意。在中共上層人人皆知，1961年劉少奇曾在湖南寧鄉老家蹲點44天，而毛從未蹲過點。（2）“調查會過時論”。劉少奇宣揚，深入了解基層的不二法門是“紮根串聯”，開調查會已不能接觸農村真實情況，因為基層幹部大多有問題。開調查會為毛澤東發明所創，如今劉少奇予以否定，被認為有貶毛之意。（3）批江渭清的教條主義問題。劉少奇批評江渭清將毛澤東著作當作教條，矛頭直指對毛的個人崇拜潮流，明打江渭清，實攻毛和林彪。（4）“大捧王光美”。劉少奇親自出馬，讓王光美在全黨登台亮相，使毛澤東感到劉少奇夫婦的行動對他的權威已構成威脅。毛對“桃園經驗”的態度全憑他對劉少奇好惡的增減而轉移。1964年春夏，當幾個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討論四清問題時，有領導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經驗很好，毛澤東說，那就請王光美同誌來講講嘛。劉少奇的司機當即從人民大會堂回來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會議上講了以後，與會者認為這個經驗可以推廣。毛澤東說，就請光美同誌做四清的顧問吧。然而一旦劉少奇果真這樣幹了，毛澤東態度很快就改變，迅速地將“桃園經驗”看成是劉少奇意欲分庭抗禮的罪證。（5）劉少奇呼風喚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澤東由驚生恨。1964年夏，在劉少奇的力促下，一聲號令，全國一百五六十萬幹部參加城鄉四清，此舉最終導致毛對劉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澤東胸中日益發酵，1964年12月，毛澤東開始向劉少奇發難，對劉少奇的態度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
1964年12月15日，由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與會者包括各大區書記和各省委第一書記。正在蹲點的江渭清沒有接到參加會議通知，原計劃由陳毅來華東時向江渭清傳達會議精神，而其它地方領導人則中斷蹲點，前往北京赴會。顯然，不讓江渭清與會可能具有某種含意，毛澤東當即注意到這一點。毛澤東在會議開始時命江渭清趕到北京參加會議，當時誰也沒料到毛澤東幾天以後會向劉少奇發起突然襲擊。
1964年12月20日，舉行了一次小範圍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劉少奇在講話中談到當前運動中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運動的性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聽到這裏，忽然打斷劉少奇，當即反問:甚幺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甚幺性質？毛澤東隨即嚴厲指責四清運動中的“大兵團作戰”、“紮根串聯”等方法。
過了幾天，12月26日，毛澤東又在他的71歲生日宴會上不指名地指責劉少奇: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所以沒有甚幺發言權，甚幺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的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雲雲。
江渭清在回憶中提到，就在會議期間，毛澤東找江渭清麵談，問到他對劉少奇的批評檢討了沒有？毛澤東話中有話地說:“沒有甚幺了不起，就是這幺一回事。你感到批評對的，就檢討；不對的，就申訴；申訴還解決不了，就等曆史作結論。”也許毛澤東已覺得再沒有必要搞障眼法，幹脆把與劉少奇的矛盾在江渭清麵前挑明。會議期間，毛澤東當著江渭清和劉少奇的麵，直截了當地說:“少奇同誌給你的一封信，是錯誤的。你的意見是對的，少奇意見是錯誤的。”
接下來的，就是毛澤東向劉少奇的連番進攻。1964年12月28日，1965年1月3日、5日，毛澤東連續攻擊劉少奇，最後以《二十三條》文件的形式將毛指責劉少奇的觀點納入進去。劉少奇在毛的進攻下，節節敗退，其威信遭到沉重打擊。
從1965年1月起，在形式上，劉少奇雖還是中共第二號人物，但是在黨內地位已日益衰弱。據其它資料透露，1965年初，劉少奇在周恩來、賀龍找他談話希望他主動向毛澤東致歉後，曾找機會向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毛似乎寬諒了劉。在這此後的一個小型會議上，毛澤東當著一些領導人的麵說:“我批評了少奇同誌了，但你們今後還是要聽他的話喲！]
然而，這是毛澤東故意施放出的煙幕彈，毛澤東已決定要搞掉劉少奇。1965年夏，劉少奇接班人地位將由別人取代的消息，已在極小的範圍內傳出。據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回憶，1965年秋，周恩來奉毛澤東命去看望已賦閑幾年的王稼祥，周恩來對王稼祥說，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帥和鄧總書記。
1965年11月，毛澤東離京，開始他“偽遊雲夢”，密謀倒劉的部署。不久，中南海的劉少奇辦公室收到一份無抬頭、無署名，打印在一張白紙上的毛澤東在外地與幾位負責人的談話記錄。這份文件是哪一個地方領導人通報給劉少奇的？近年披露此則消息的是劉少奇當年的機要秘書，但他未加以說明。據這份神秘的文件記載，毛澤東在談到四清運動時說:“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領導不了，華北局也領導不了，是他（指劉少奇）親自領導的。他有他的長處，我有我的弱點。他有一股硬勁，我愛妥協。我說不行，他說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瞞不住他……。”
毛澤東的這番話撲朔迷離、暗藏玄機，對王光美的不滿是明白無誤的了。“我說不行，他說行”，是指劉少奇支持“桃園經驗”，毛反對“桃園經驗”，還是別有所指，毛故意閃爍其辭；“他是第一副主席，瞞不住他”，是否暗示不要把他的話傳給劉少奇？總之，毛為搞掉劉，實際上已向地方官員“打招呼”了。
據《江渭清回憶錄》記載，毛澤東1965年11月16日來到南京，江渭清向毛匯報時仍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少奇同誌信的精神進一步檢查省委的工作作風，毛澤東大為驚訝，問道:“你們還要做檢討？”江渭清按照官式語言回答:“主席的指示，少奇同誌對我的批評，給我教育很大，每檢討一次就有一次的收獲。”
江渭清在毛、劉之間四平八穩的態度，無疑使毛澤東更堅定了把劉少奇搞下台的意願。自1964年12月，毛澤東當麵向江渭清表明他對劉少奇的不滿，已經過去一年，地方大員仍將劉少奇奉為神明，依舊按照黨內的某種統一風格，在說著“老話”，這一切都令毛澤東對由他一手創造的龐大的黨機器產生出強烈的排斥。在毛想象中的世界裏，劉少奇已嚴密控製了全黨，而毛澤東的話已到了差不多沒人聽的地步。劉少奇下台後，毛澤東在曆數劉少奇“罪狀”時，曾經提到劉少奇責難江渭清一事。1966年10月24日，毛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召開的匯報會議上，指責“少奇說江渭清蠢，他自己就聰明了嗎？”（有關文革期間毛澤東為劉少奇給江渭清信指責劉少奇一事，在江渭清的回憶中隻字不提）。看來，圍繞劉少奇給江渭清信所發生的一係列事情，對毛刺激頗深，這也是毛澤東在扳倒劉少奇後，仍將各級領導幹部“一鍋煮”的原因之一。江渭清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文革中，毛同意“點名”批判江渭清，但又不要將老幹部完全打倒，這使他感到費解。其實，毛隻是要“教育”他們一番，要他們為昔日“聽少奇的話”付出代價。
在1964年末至1965年初，圍繞四清問題的爭論中，毛澤東與劉少奇孰是孰非？一般認為，劉少奇反對毛澤東提出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乃是為了保護幹部。然而事實上，劉少奇在1964年提出的一係列概念，其言辭之左，與1947年劉少奇主持老區土改的過左政策如出一轍。1964年在大陸各城巿普遍上映的電影《奪印》，和被四清工作隊員視為“幹部必讀”的陳登科的小說《風雷》，均反映了劉少奇當時左的觀點。劉少奇雖沒有提出“走資派”的概念，但其左的精神與毛澤東並無二致。正是因為劉少奇的左調與毛的左調基本合拍，當時參加製訂《二十三條》的各地負責人，對該文件中提出的“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無特別的感覺。
1964年，劉少奇意欲在毛的框架下搞出新花樣，並試圖抗衡林彪。然而，在毛劃的小圈圈內做文章又談何容易？劉少奇的迂回天地狹窄，注定跳不出毛的如來佛掌心。劉少奇本欲求神，卻把災難請下來，這也是劉少奇始料不及的。
在中共核心層領導中，劉少奇素有個性謹嚴、善於自製的名聲，其實劉少奇的謙和多表現在他受毛澤東的指責以後。1953年高崗四處遊說反劉，當毛拋棄高崗後，劉少奇仍堅持要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做自我批評。1965-1966年文革前夕，劉少奇更是表現得特別平和、低調，他知道毛澤東對其不滿，但沒有任何“抵抗”的舉動，而是一有機會就進行檢討。1966年5月，毛澤東依例讓劉少奇主持清洗“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劉少奇在5月26日舉行的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將自己從1927-1965年所犯的“缺點錯誤”事無巨細通盤鞭撻一遍。劉少奇幾乎是默默忍受毛澤東對他的封鎖和打壓，而在1964年他的權力趨於高峰時，他可以從濟南、合肥到南京，一路“發脾氣”。
1966年10月，毛澤東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躊躇滿誌地在抖落他對劉少奇的怨恨。毛澤東口口聲聲說，他退居二線有意大權旁落，是為了樹立劉少奇的威信，其意在表明，劉不堪造就，辜負了他的栽培。然而，毛澤東何時真正退至二線？大政方針、用人大權，毛澤東何嚐一天鬆過手！當毛澤東看到劉少奇積累的威望和影響力在1964年有相當發展時，毛就決定要廢黜劉少奇，甚幺“形左實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等等均是飾詞。
毛澤東惦記著江渭清。1967年2月，毛命周恩來用專機將江渭清等幾個華東地區省委第一書記接到北京的京西賓館，使江渭清擺脫了被造反派批鬥之苦。1975年，毛澤東又重新起用江渭清，任命江為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直至1982年，江渭清返回南京定居，轉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江渭清早年投身革命洪流，中年後長期身任封疆大吏，在風雲莫測的毛時代，練就了一套極為豐富、熟稔地應對北京的為官之道。在反右、反右傾的風暴中，巧妙地維護了地方的利益，又以不投機、不取巧而得以在60年代中期的毛、劉爭執中避禍與身，終於渡過了文革的劫難。江渭清現已87歲，如今細細檢索當年舊事，雖在不少涉及敏感的地方多有避諱，但總體上仍不失客觀和真實，其回憶錄稱得上是一部頗為珍貴的中共地方政治生態學的實錄。它展現了地方與中央各種複雜的、起承轉合的關係，不僅是可供研究的樣本，亦是一部毛時代地方官員的“心靈史”。筆者讀之，眼前浮現出50年代後在江蘇大地上所發生的革命、改造、鬥爭的一幕幕景象，更生出無窮的慨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