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地方官員 如何在政治風浪中生存 （二）ZT

2009年12月24日 11:37鳳凰網曆史綜合，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gaohua/200912/1224_7316_1486393_8.shtml

三、
隨著“三年自然災害”將近尾聲，中共的政治生態環境也靜悄悄地發生變化，這就是在“毛主席”之外，“劉主席”愈來愈多地出現在黨和國家的政治場合，劉少奇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已完全明確。
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對地方的指導方式上，與毛澤東有某種差別，劉少奇對地方工作一般不采取直接幹預的方式。但是，隨著劉少奇在黨內影響的擴大，情況也逐漸發生變化。1964年，劉少奇為指導“四清”運動，給江渭清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具有某種直接幹預的性質，導致了極其複雜的結果，使得江渭清被卷入1964-1965年毛澤東與劉少奇爭執的旋渦中。
在50-60年代初，江渭清與劉少奇僅維持著一般的上下級工作關係，依照中共曆史上的“山頭”譜係，江渭清不屬於劉少奇的係統。40年代初期，劉少奇被毛澤東派往華中任中共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江渭清雖是劉少奇的屬下，但是，江渭清在曆史上與劉少奇沒有淵源，江渭清的直接上級是他可以親切呼之為“譚老板”的譚震林。
考之中共曆史，凡是位居中共核心層的領導人，其權威來源不外兩端:一是有賴於在黨的曆史上形成的地位，二是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實績。劉少奇作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其在黨內的地位，早在中共七大就已得到正式確認；劉少奇領導白區黨的貢獻，也在《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得到全麵肯定。然而，中共七大由劉少奇參與建立的體製是領袖主宰製，在這種體製下，毛澤東與黨內同僚的關係具有雙重性質。毛與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既是同事關係，毛也是其同僚們的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與他的黨內高級同僚的關係，逐步從雙重性質過渡到單一性質。毛漸漸不再是領導集體中的成員之一，而是自然而然地成為劉少奇等人的領袖。曆史上因共同對付黨內留蘇派和所謂“經驗主義者”，毛、劉曾有過的親密合作關係，使得劉少奇比其它領導人多一份“特權”，即隻有劉少奇可以個別向毛澤東表達和轉述對某些敏感問題的不同看法。但是，這僅是“習慣法”，而非“成文法”。它完全取決於劉少奇有無表達和轉述的意願，以及毛澤東有無傾聽的興致。因此，劉少奇雖位居中共領導人排行榜的第二位，但與排行第三的周恩來仍同處一個地位，劉少奇雖距毛澤東僅一步之遙，但兩人的地位、權力、權威則有天壤之別。
劉少奇得以身居中共第二號人物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在清除黨內留蘇派的鬥爭中，以及在確立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領袖地位的過程中，曾給予毛巨大支持。作為對劉少奇支持和合作的“回報”，毛澤東一度授予劉少奇領導黨的組織係統的權力。1944年，劉少奇的老部下彭真接替陳雲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次年，原北方局幹部安子文被調入中組部主持日常工作。然而，中共幹部來自四麵八方，黨內曆史上“山頭”林立，人際因素複雜交錯，毛澤東在放手劉少奇涉足中共組織工作的同時，也采取了一些製衡措施。1950年以前，由任弼時代表中央書記處指導中組部，1954年後，鄧小平又接替了任弼時原先的職責。在1956年安子文任中組部部長以前，饒漱石、鄧小平都先後執掌過中組部。張鼎丞、馬明方也曾以中組部副部長的身分相繼主持中組部的日常工作，因此劉少奇對黨的組織係統的影響力又是相對的。對於地方大員，尤其對華東地區大員的任免，起決定作用的是毛澤東而非劉少奇。
在50年代的一段時期內，劉少奇曾因在“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等問題上與毛澤東意見相左，在政治上一度陷於低穀。直至1959年，劉少奇接替毛澤東任國家主席，他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才真正得以鞏固。劉少奇任國家主席，標誌著他在50年代初中期受挫後，開始了權力複蘇和擴張的過程。到了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在中共黨內的威望已有逼近毛澤東之勢。也正是在“七千人大會”後，劉少奇派出了原北方局係統的李葆華主政安徽，取代了毛澤東的老部下曾希聖（曾希聖因積極推動大躍進受毛特別信用，後來因率先推行責任田而被毛拋棄）。但是李葆華入皖，並不表明劉少奇在華東地區已建立了完全的影響力，因為主政華東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自恃有毛澤東作後台，並不買劉少奇的帳。對於這一點，劉少奇、毛澤東均心中有數。
柯慶施自1949年後長期在華東工作，與江渭清有同僚之誼。柯慶施雖對江渭清時有壓力（催促“反右傾”），但並不具體幹涉江渭清職權範圍內的工作。華東地區既已有了譚震林、柯慶施這兩道屏障，劉少奇自然對之奈何不得。但是到了“七千人大會”後，情況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一方麵，劉少奇的影響繼續上升；另一方麵，毛澤東再度對劉少奇表示不滿。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和繼之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向黨內健康力量發起反擊，威逼全黨就範。劉少奇對毛澤東的反擊毫無抵抗，他隨即作了“自我批評”，緊跟著毛澤東大唱“階級鬥爭”高調，進而表現出很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1963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農村開展以“四清”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城巿開展“五反”運動。劉少奇在會上說:“總是講階級，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11月，劉少奇派出其妻王光美，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參加河北省委工作隊，前往撫寧縣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王光美下鄉蹲點的成果，就是產生了轟動一時的“桃園經驗”，也就是圍繞著這個“桃園經驗”，劉少奇與江渭清發生了爭執，毛、劉之間的矛盾也隨之激化。
1964年6月底，劉少奇帶著王光美離開北京，前往十一個省巿巡視指導運動，並由王光美在各地黨政幹部大會上做介紹“桃園經驗”的報告。7月14日，劉少奇等來到南京，不住設備完善的中山陵高級招待所，而是在省委辦公大樓一間辦公室住下。
劉少奇此行來勢猛烈。據江渭清記述，當劉少奇抵達濟南時，華東局即派書記魏文伯專程前往迎接，然後陪劉少奇一行至合肥。魏文伯與江渭清是老同事，特從合肥打電話給江渭清通氣，提醒他“要小心”、“注意”，因為劉少奇一路“脾氣大得很”，“他在山東已經發了脾氣，到合肥發了大脾氣”。
劉少奇在南京“開講”了兩個下午，他在報告中強調“也許不止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裏”，有嚴重問題的幹部占基層幹部的多數，並提出近一年的城鄉社教都沒有搞好。劉少奇還反複強調，領導幹部若不蹲點，就沒有資格當省委書記、地（巿）委書記、縣委書記。
江渭清雖然事先有魏文伯的電話通氣，但是既有前幾年麵折毛澤東的勇氣，對劉少奇也就不懼當麵陳述自己的不同看法。劉少奇認為江蘇的運動打了敗仗，江渭清堅持說，不能這幺講，江蘇省開展社教的社隊，60%打了勝仗。江渭清又說，江蘇沒有發現爛掉的社、隊領導班子。劉少奇反駁道:“你這是沒有下去，不知道實際，講的還是三年前老情況。”江渭清寸步不讓，回答:“我經常下去，對本省情況是知道的。”
就在江渭清與劉少奇這番辯駁中，江渭清忽然抬出了毛澤東，他說:“毛主席也說幹部的大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劉少奇當即打斷江渭清，轉問他對王光美的報告有甚幺看法，因為江渭清沒有出席並主持江蘇省的王光美的報告大會。劉少奇逼問江渭清:“究竟讚成不讚成王光美同誌的報告？”江渭清給劉少奇一個模棱兩可的回答:“從江蘇的實際出發，學習精神實質。符合江蘇情況的，就學習運用；如果不符合江蘇情況，就不照搬。”劉少奇更進一步追問:“那你們江蘇就不執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執行。”
江渭清的這番回答，引致劉少奇的強烈不滿。第二天在劉少奇離開前夕，“脾氣”終於爆發。劉少奇明確告訴江渭清，他的意見“是不對的”，江渭清則堅持原來的看法，兩人發生頂撞。返京後，劉少奇主持召開修改《後十條》小型座談會，在會上抓住江蘇省漣水縣高溝公社社隊幹部打擊報複社教積極份子的事件，強調要對“高溝事件”作“現行反革命處理”。而在會議之前的7月29日，平日較為謹慎、因“桃園經驗”一時躍入政治舞台中心的王光美，竟直接打電話給江渭清，傳達劉少奇對“高溝事件”的定性:這是一起“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現行反革命事件”。揭發“高溝事件”本是江蘇省委在北京壓力下為順應“大抓階級鬥爭”的形勢而加工提高的產物，現在劉少奇抓住這個事件，就是為了證明他對基層政權已爛掉的看法的正確性，並且要以此“事件”為起點，繼續挖出上麵的“根子”。
劉少奇射向江渭清的另一支箭，是抓住江蘇省委辦公廳7月28日發出的一個通知，這個通知提到“要學習江渭清同誌的講話”，善始善終抓好社教運動。劉少奇當麵質問江渭清:“為甚幺不學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學江渭清的？”劉少奇這一招確實擊中了“要害”，既然江渭清可以抬出毛澤東為自己辯護，劉少奇就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於劉少奇的這番追問，江渭清極為緊張，他立即向劉少奇作了解釋。這一次，即連一向對劉少奇陽奉陰違的柯慶施也發了慌。一旦劉少奇又以“護法大師”的麵目出現，柯慶施則不得不退避三舍，他一連打三個電話逼江渭清非作檢討不可。
此時的劉少奇已走出1962年下半年的低穀，正走向新的權力高峰。江渭清返寧後迅速布置傳達劉少奇的指示，並且親自下鄉蹲點。到9月8日，江渭清以個人名義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匯報全省運動進展情況，並且特別報告了根據劉的指示，正在研究處理“高溝事件”，又一次就江蘇省委辦公廳7月28日發出的通知，作出檢討。
劉少奇接到江渭清信後，於9月23日覆信給江。劉少奇在這封信中首先針對江渭清信中所寫的“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我們都必須學習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領導同誌的指示，否則，將犯更大的錯誤”的一段話，表示這些話“不完全正確”。劉少奇提出“應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學習”，他並舉例應學習由中央批轉的解放軍政治工作經驗、大慶油田經驗和“桃園經驗”。劉少奇解釋他之所以反對學習江渭清那篇講話，是因為江渭清的講話“空話連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條主義的講話”。
在江渭清的回憶中省略了當年劉少奇信中有關對他的“教條主義”的批評，其實，這正是劉少奇信的要旨所在，也是導致毛澤東疑忌劉少奇的重要因素之一。劉少奇在信中說，同不能把馬克思、列寧的學說當成教條一樣，也不能把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當成教條。因此，劉少奇認為江渭清的那篇講話“不值得學習”。
1964年劉少奇將全副精力放在社教運動上，他試圖在毛澤東的框架內放入某種含有他個人色彩的內容，“桃園經驗”的產生即是他這種“新思維”的果實。但是，地方領導人各有其複雜背景，即使在1962年後黨內日趨惡化的政治生態環境中，各地方領導人仍存有管道聯係，以應對北京層出不窮的政策變化。在毛澤東的巨大光環中，任何與毛的話語稍有差異的言辭都能被地方領導人立即識辨出來，作為為自己辯解的理由。這就是為甚幺劉少奇在山東、安徽和江蘇都“發了脾氣”。為了與影響正日益上升的林彪相抗衡，劉少奇作出最後一搏。他試圖以江渭清做鞭子，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降溫。1964年10月20日，劉少奇在文革前最後一個強勢動作出台，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討論劉少奇同誌答江渭清同誌的一封信的指示》，劉少奇還派出他的老部下，時任國家物價委員會主任的薛暮橋等來江蘇檢查和指導四清運動。薛暮橋等曾寫信批評江渭清和江蘇省委的檢查沒有“把認真討論少奇同誌答江渭清同誌的信同反右傾結合起來”，沒有“抓住省委在指導運動中的一些突出的錯誤事件進行分析和解剖”（薛暮橋近年出版的回憶錄對此段史實隻字不提）。據惠浴宇回憶，這個由北京派出的“來頭很大的工作組”在淮陰搞“四清”，執意要把“一個縣委和該縣所屬幾十個公社領導”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惠浴宇在這裏指的就是漣水縣委。該縣委的直接上級淮陰地委書記孫振華向省委陳情，要求保護這批幹部，得到省委的支持，但孫振華卻因此“搞壞了”與北京“某些領導人的關係”，不久便被調往安徽巢湖地委工作。此時若非形勢忽然發生轉折，針對江渭清的動作可能還會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