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地方官員 如何在政治風浪中生存 （一），ZT

毛澤東時代的地方官員 如何在政治風浪中生存

2009年12月24日 11:37鳳凰網曆史綜合，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gaohua/200912/1224_7316_1486393_8.shtml

原題為《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 作者：高華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最近，曾在50-60年代長期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出版了《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一書，該書約一半篇幅敘述作者在1949年後的經曆。其中有關反右運動、1959年反右傾運動和文革前夕他卷入毛澤東與劉少奇爭執的相關敘述，是最有價值的部分，為研究者探討這些重大事件、研究50-60年代北京與地方的關係提供了重要資料。

一、

50-60年代，華東地區的幾個省委第一書記在全國一直比較活躍，江渭清是知名度較高的一個。對於省一級“第一把手”的任用，在毛澤東的“領導學”中始終占據中心地位。毛依據對幹部個人曆史和政治忠誠的觀察和了解，特別是他本人與幹部接觸的經曆，來決定他對幹部的取舍和任用。由於華東地區在全國處於最重要的地位，毛澤東對於華東地區大員的任用，相比於其它地區顯得更為重視。

毛澤東與華東地區的幾位省委第一書記早在紅軍時期均已相識，與主政浙江的江華等相比，江渭清雖與毛澤東淵源較淺，但是江與毛的老部下譚震林關係密切。譚震林與毛澤東有極深的曆史淵源，數十年深受毛的信任。1952-1954年，譚震林實際主持中共中央華東局的日常工作，是華東地區最具影響力的領導人，江渭清作為譚震林的部屬，也相應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1953年江蘇建省，次年江渭清就成了江蘇第一號人物，一直到1966年。

50年代初、中期，中共黨內除了發生“高饒事件”外，總的情況相對平靜，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模式已基本形成，毛澤東等以各種文件、電報、批示具體指導地方工作，地方則以相應的文件、電報向北京請示、匯報。中央領導人還通過對各地方的視察，對地方工作加以監督和檢查。

毛澤東一向偏愛華東，50-60年代幾乎每年都來江浙。在毛澤東視察江蘇期間，江渭清與毛接觸頻繁，得到毛的賞識。江渭清主政江蘇，一向以穩健為原則，然而做事謹慎的他，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卻差一點栽了下來。

1957年7月上旬，毛澤東不辭酷暑，來到以“火爐”聞名的南京，親自為抓右派找部分省、巿委第一書記談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雷霆震怒，對江渭清不在省委常委內部抓右派大發怒火，據江渭清回憶:

毛主席問:“你們江蘇省委書記、常委裏頭，有沒有右派？為甚幺不反？”我回答說:“主席啊！哪個人沒有幾句錯話呢？您老人家說的嘛，十句話有九句講對，就打90分；八句話講對，就打80分……”毛主席大概沒料到我會這樣回答，頓時生氣起來。他拍著沙發邊的茶幾，說:“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以當事人身分的這段描述，將毛澤東當年的神態生動地呈現在今天的世人麵前，這是迄今為止，極少的近距離反映毛澤東在反右期間行為的珍貴文字。

毛澤東為何以“一黨之尊”和“一國之尊”的身分，直接幹預一個省委內部的反右派運動？毛判斷江蘇省委常委內部有右派的依據是甚幺？江渭清在他的回憶中均無交代，也沒有提供任何有關地方幹部給毛“打小報告”的線索。毛澤東的判斷究竟是源於某種理論推論，還是起於一時的興之所至，從江蘇的事例看，似乎兩者兼而有之。

1957年夏，就在毛澤東赴南方推動反右運動之際，北京已開始大抓黨內右派，但是在中央與國家機關的黨內正副、部級的實職高幹中，尚沒有大抓右派。這或許使毛澤東有所不滿，希望從地方領導幹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證實自己“黨內外右派配合向黨進攻”的論斷。然而，江渭清的圓熟幫助他避開了毛澤東的進攻。據《江渭清回憶錄》記載，當時他是這樣應對毛澤東的:

“要反右可以，請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調開，另外派人來。因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讓別人來反”。

聽我這幺表態，毛主席倒消了氣，說:“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還帶著幽默的口吻說:“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回答說:“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剮，要為您老人家護駕。”

上述的一問一答，頗真實地反映了50年代毛澤東的精神麵貌。經常有意無意以“皇帝”自居的毛澤東，在特殊情況下，也有納諫的“雅量”，但是，關鍵要看是誰進諫、進諫的態度和涉及的問題。江渭清態度恭敬，雖有口角頂撞，然而其私心隻是為了保護部屬，毛對江渭清向有好感，知他絕非蓄意抗上，也就順水推舟，不再當場抓住他不放了。然而，毛的“大度”並不表明他可容忍對自己權威的任何冒犯。在主持召開了全麵部署反右派的青島會議後，毛澤東派出了反右欽差大臣彭真和康生，分別坐鎮南京和蘇州，具體指導江蘇的反右運動（康生指導江蘇反右運動一事，在《江渭清回憶錄》中被略去）。

彭真與康生各自負有不同的任務，彭真的使命是督導在江蘇省委內部抓右派，康生則是負責在江蘇文藝界抓右派，對於這兩位直接由毛澤東派出的中央大員，江渭清的反應也相應不同。

彭真在中共八大以後地位上升，其實際權責近似黨的副總書記。彭真在來寧前，毛澤東曾當麵交代說:江渭清“右”，但是毛又要彭真個別向江渭清打招呼，表明他並非有拿下江渭清之意。

江渭清極為聰明，他請求彭真在江蘇省委常委會上講話，傳達毛澤東對自己的批評。彭真當著在坐的常委不好明說，隻是含混問道:“江蘇為甚幺不打右派？江蘇有沒有右派？”麵對彭真的指問，江渭清回答:“有右派啊！不過我還沒有發現。”

江蘇省委內部的反右運動，最後以批評幾個廳級領導幹部的“右傾”而最終“過關”。在反右運動中，江蘇省委常委和各地巿縣主要領導中沒有抓一個右派，這全依仗江渭清的保護，這也說明，即使在黨內高壓氣氛濃厚的年月裏，省一級地方領導人在執行北京政策的過程中，仍有一定的彈性活動空間。對這個活動空間寬嚴尺度的掌握，往往取決於“第一把手”的個人意願和態度。與江蘇情況形成對照的是，由江華任第一書記的浙江省，把省長沙文漢和其妻陳修良（時任浙江省委宣傳部長）雙雙打成右派；由曾希聖任第一書記的安徽省，把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世農也打成了右派。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江渭清當年所要保護的僅是黨內各級領導幹部，知識分子和一般幹部則不屬這個範圍。康生坐鎮蘇州查辦右派所獲的“戰果”是“揪出”了一個名曰“探求者”的“右派集團”。“探求者”是由一些江蘇青年作家在1957年春自發組成的文學社團，僅存在18天。據長期擔任江蘇省省長的惠浴宇回憶，當時江蘇省委曾召開常委會專門研究對這批人的處理問題，盡管所有的常委“沒有一個不想保他們的”，省委宣傳部長俞名璜甚至“說著說著，眼淚汪汪”，但是最終“還是沒有保得住”，這批青年作家全部被打成右派。《江渭清回憶錄》稱，江蘇省一共打了13，349名右派，占全國右派總數的2.4%，屬於全國打右派比較低的，若從江蘇人口看，比例更低。事隔四十年後，江渭清對此承擔了自己的責任，他為此“一直內疚在心”。

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開啟了對地方工作直接幹預的閘門，毛的幹預的無序性和強製性，逐漸成為北京與地方關係中的顯著特征，使得地方領導人對北京的依賴進一步加強，地方領導人與北京的關係更趨複雜。

二、

毛澤東對江蘇的又一次直接幹預發生在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這一次毛看準了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劉順元，認定他是一個“老右傾”。

劉順元何許人也？他是80年代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大革命時期入黨的老黨員。然而，劉順元在黨內的命運卻坎坷多舛。1945年秋，八路軍出兵東北，劉順元擔任中共旅大黨委領導期間，因不滿蘇軍擾民曾提出異議，被蘇占領軍指名要求調離。彼時中共倚重蘇聯，劉曾因此受黨紀處分。1953年，劉順元調入江蘇，任分管農業的書記，並曾擔任過江蘇省委常務書記。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興起後，劉順元對浮誇風多有尖銳抨擊，他曾公開批評時下盡多“三六九幹部”和“風馬牛”幹部。“三六九”者，指嘴上高唱“三麵紅旗”、“六億人民”、“九個指頭”（即成績為九個指頭，缺點為一個指頭，此為毛澤東所創的名言）；“風馬牛”者，指順風轉舵、溜須拍馬也。劉順元這番切中時弊的“名言”不脛而走，竟傳到毛澤東那裏。毛在打倒彭、黃、張、周後，一不做，二不休，正待將所有敢於表示異議的幹部一網收盡，於是，劉順元成了撞上槍口的靶子。

1959年10月後，江渭清與省長惠浴宇接到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傳來毛澤東的指示，其意是江蘇還有一個“老右傾”劉順元。究竟如何處理欽定的“老右傾”劉順元，現在真正成為江渭清最棘手的難題。

中共黨內在1949年後，毛的指示對於全黨是絕對律令，凡被毛欽定為“壞人”的幹部，在經過一定的組織程序後，重則削籍入獄，輕則貶謫基層，除此之外，似乎再難有甚幺其它的結局。反右傾運動期間，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就因解散了一批農村公社食堂，引致毛震怒，而被當地領導人打成“反革命”投入監獄。

考驗江渭清與惠浴宇道德良知的關鍵時刻已經到來。據惠浴宇回憶（在《江渭清回憶錄》中對下述細節略去），為了商討如何應對來自毛澤東的直接壓力，江渭清與惠浴宇相約，在南京巿郊的高級招待所中山陵五號的草坪上，“搬兩把藤椅，避開閑人，從早晨直談到暮色蒼茫”。在“全黨上下噤若寒蟬”（惠浴宇語）的大氣候下，江蘇省兩位主要領導的意見完全一致:向柯慶施求援，全力保護劉順元。經過江渭清的力保，柯慶施默認了江渭清的要求。此時已是1960年後，大災荒已成為明擺的現實，毛澤東似乎已無興致再抓“右傾份子”，劉順元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江渭清在50年代後期兩次為了保護部屬頂住來自於毛澤東的巨大壓力，事後仍然做他的省委第一書記，除了毛澤東對他一直保有基本信任外，還在於江渭清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始終嚴格遵循北京的路線。1959年廬山會議後，江蘇省有個別地區自發實行包產到戶，江渭清一發現，便立即予以禁止。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曾向全黨批轉江蘇省委《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江渭清回憶錄》對此略去不提）。故而，即使江渭清少抓一些右派、右傾份子，也不成其為問題。

江渭清作為一個深諳中共政治生態學的地方大員，在毛時代的政治驚濤駭浪中，逐漸練就一套生存之道。1961-1962年上半年，當“包產到戶”之風從江蘇鄰省安徽刮起後，江渭清按兵不動。1962年夏，安徽省在李葆華主持下，甄別了一批1957年的右派，江渭清還是觀望。當毛澤東於1962年8月在北戴河發起反擊時，很有資格充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左派角色的江渭清，卻無意去搶那頂“左派”桂冠。江渭清這種穩健、謹慎的從政性格，使他在1964-1965年新一波的政治風浪中再次站穩了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