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共
卻道天涼好個秋
簡無思：西方文獻史中的偽造文化（b）———西方曆史的幻滅（10）
【摘要】修訂重發了幾個概念定義，涉及曆史文獻的可信性、可靠性，有效性，和曆史敘述的真實性；討論了曆史意識對曆史文獻有效性的影響，對比了中國和西方在這個問題上四方麵的不同，特別表現在西方曆史文獻的偽造現象及其背後的文化背景。
【本係列關於西方曆史所涉及古代、中世紀、現代民族和文明的曆史資料均來源於西方曆史學者基於構建型曆史研究編寫的曆史教科書和其他公開出版物，本文作者在此加以引用不代表本文作者認可這一知識體係的可靠性，可信性，有效性和真實性。本人致力於在西方曆史學體係內部，檢查其資料和寫作的合理性，自洽性，可靠性和可信性。】
【很抱歉，上一篇出了一點技術性錯誤，可信性，可靠性，和有效性的概念沒有介紹完備。這裏修訂重發。】
曆史文獻的可信性(credibility)指的是曆史文獻（資料和古代著述）在形成過程中，相關曆史資料收集者，著述/寫作者的主觀因素，包括虔誠態度，職業精神和職業能力決定下的資料收集和著述能力，表現為能否高質量地製備曆史文獻（保存/收集資料和古代著述），涉及到曆史資料的廣度，深度，細節、時間跨度，空間範圍等所體現出來的，對曆史真實性（veracity ）的接近，以及在利用這些曆史資料進行曆史寫作/著述過程中所能秉持的客觀性、公正性、中立性、理性能力和程度，寫作/著述內容所能涉及到上述曆史資料真實性諸方麵的準確程度。反映的是曆史資料收集者、著述者的主觀因素在其給予曆史資料真實性（veracity）和曆史著述準確性（accuracy）等方麵的影響。
曆史文獻的可靠性（reliability）指的是麵對特定的曆史描述對象（曆史資料和古代曆史著述所反映的曆史對象，包括曆史階段，曆史範圍，曆史事件等），客觀存在的現有/現存曆史資料和古代著述的完備性（completeness）、來源多樣性（diversity）、不同資料來源和著述之間的一致性（consistency）；是曆史文獻（資料和古代著述）在客觀性（文獻本身）這方麵的描述，不涉及曆史資料收集者和文獻著述者的主觀因素。
曆史文獻的有效性（validity）指的是上述可信性（credibility）和可靠性（reliability）的總和；是曆史文獻（資料和古代著述）在客觀性（文獻本身）和主觀性（文獻製備者）兩方麵描述的共同指標。
曆史敘述的真實性（veracity），基於曆史資料而形成的曆史著述對特定曆史對象（比如曆史事件，包括人物，時間，地點，過程，自認社會環境條件和背景，動機，結果等）描述的逼真程度。著述者越虔誠，職業精神和職業能力越高，被描述的特定曆史事件在時間上越接近著述者，曆史資料越完備、準確，則著述者所敘述曆史的真實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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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簡無思：西方文獻史中的偽造文化（a）———西方曆史的幻滅（9）”）
相對於堯舜以來形成的官方的、權威的、係統的、正規的、秉持天命精神的、世界上最早具備檔案性質傳承的中國曆史記錄資料，西方曆史文獻所展現的零碎的、自發的、個人層麵的曆史資料收集製備和曆史著述特點，就具有類同於中國文學史上隨筆，小說，筆記，演義的性質。
這同古希臘以來的西方缺乏類似中國自堯舜以來的專職史官有密切關係。如果沒有專職史官，即便希臘的城邦國家（大致相當於中國的鄉鎮級別和範圍）真的具有國家性質，擁有其他部門功能的官僚係統，也很難形成專門的政府部門，係統而又完備地蒐集、整理和保管檔案，記錄社會文化和人文發展狀況；後世之人關於過去的記憶就隻能來自前人偶然留下的傳說。在書寫工具如紙張、筆墨缺乏的情況下，一般隻能是口頭傳說，說唱，如《荷馬史詩》，兩河流域的《吉爾伽美什》等；具備寫作條件之後，才能經由具備寫作能力的民間人士或前政府官員、將軍等人，在偶發的情境條件下，寫出關於過去的故事。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李維，塔西陀等所有的古希臘、古羅馬“曆史學家”都屬於這一類型。
史料價值比較高的一些作品，比如以凱撒名義集結的《高盧戰記》、《內戰記》，也屬於偶然的因素促發而寫成的。凱撒為了向元老院解釋自己的軍事行動，反駁共和派元老的政治攻擊，並作為其在羅馬元老院和民間擁護者的宣傳手冊。書中對於每次戰事不得不爆發的原因都進行了詳細的說明，用來辯護凱撒?多次違反了他自己在擔任羅馬執政官?時通過的法律如《尤理亞反賄賂法》?等等。當然，從曆史文獻辨偽的角度來看，羅馬帝國崩潰後，這些著作流失民間，失去了官方文件和檔案性質，在傳抄過程中有多少失真，甚至偽造，都幾乎無法判定，不得不與那些所有真假難辨，魚目混珠的古代文獻一起，經曆必要的重新鑒定真偽程序。
這就涉及到第二個話題。
第二，缺失曆史意識對曆史資料有效性的影響
一個文明之所以能夠被稱其為文明，絕不僅僅因為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和生產產品達到了某一個高度。是否出現係統的社會形態，文化產品和政治管理，才是一個文明是否能確立，以及其先進程度的衡量標準。定性地說，不符合這些標準，就不能稱其為文明，考古學上可能被定義為文化。定量地說，符合這些標準的文明之間，會有一個標準，大致在這些標準上達到什麽程度，是衡量不同文明發展高度的必要指標。
1）高度的社會政治管理體係，外加曆史意識，可以促使社會生活有序進行，並且有序地傳承，恐怕是一個文明達到高級階段很重要的標準。因為這個時候的文明主體已經不再僅僅作為一種“自在“，即自發，的存在，而是有了自覺意識的主動，即“自為”的生存，後者具有自主掌握自身命運的能力。
這是中華文明截然不同於其他文明的獨到之處，可能也是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上唯一延續至今古典文明的原因，
自黃帝時代（約西元前2700年）起，中國即具備高度的理性管理意識，出現百官體係，產生曆史意識指導下的曆史記錄。
【《路史·後紀一》載：“黃帝始分土建國”。據說，黃帝奠定天下後，“命風後方割萬裏，畫野分疆，得小大之國萬區”，製定國家的職官製度，如以雲為名的中央職官，管宗族事務的稱青雲，管軍事的稱縉雲，又設置了左右大監，負責監督天下諸部落。風後、力牧、常先、大鴻被任命為治民的大臣。他又經常封祭山川鬼神。他以神蓍推算和製定了曆法。他定期巡視各地，了解人民生活情況，因此深得人民的愛戴。
此外，黃帝教民眾生火做飯，吃熟食，又創紡織技術，製作衣服冠冕，禦寒護體。他又命大臣負責不同的技術創造，如羲和?與常羲?分別負責觀測太陽?和月亮?，臾區?觀測行星?，伶倫?創製律呂?，大撓?創立甲子?，隸首?發明算數?，容成?綜合以上六術，製作樂律?和律曆?。黃帝還讓伶倫?和垂?製造樂器磬?和鍾?，沮誦?和倉頡?造字，史皇?作圖，雍父?造舂?和杵臼?，夷牟?造矢?，揮?造弓?，共鼓?和貨狄?作舟。
《路史》，宋朝?羅泌?撰，共四十七卷。此書為雜史。路史，即大史之意，記述了上古以來有關曆史，地理，風俗，氏族等方麵的傳說和史事，取材繁博龐雜。
《路史》上自三皇五帝?，下迄夏桀?，對於中國姓氏源流有精辟見解，是遠古洪荒史的代表作。
羅泌采用道家?等遺書的說法，文章華麗而亦富於考證，言之成理，書名《路史》，意思是說這是中國曆史文化的“大史”之意。從他的著作宗旨看來，深惜孔子“刪書”斷自唐堯?，忽略遠古史的傳統。】
黃帝以來曆史敘述的早期文字顯然早已流逝。《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均已不傳。【《尚書序》則稱：“伏犧（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嚳）、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曆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誌，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目前最早明確描述黃帝的傳世文獻，來自戰國?中期齊威王?銅器金文。鑒於文本不存，僅見於曆代其他文獻的旁述，如果采納嚴格的標準，我們也許可以將這段時期的曆史歸為傳說。
不過這樣一來，如果采納同樣的標準，那麽世間就沒有曼尼托（Manetho）的《埃及曆史》。因為現存的這部著作都是來自後世其他作者的轉述。【曼涅托（Manetho，西元前四世紀末—西元前三世紀初），亦稱曼內托。古埃及?祭司和曆史學家，用希臘文寫成《埃及史》一書，該書有片段為教會曆史學家保存下來，成為今人研究古埃及曆史的重要史料。】還有其他很多古希臘著作和人物，均因同樣原因而必須歸為傳說。
唐劉知幾在《史通·六家》說，“《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 可知，在古代史家眼中，河圖洛書應當是中國最早的曆史文獻。而《尚書》則產生於孔子在周王室圖書館讀史，擇要選取虞、夏、商、周四個朝代的典籍，匯編而成。周室衰落後其餘典籍亦不存。殊為可惜。
又曰：“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
也就是說，上古未知年代起。中國已經出現河圖洛書作為最早曆史文獻資料；自從堯帝時代起，中國便已開始有明確檔案記錄的曆史文獻，於孔子時代編篡為《尚書》流傳於今；中間於秦朝出現焚書坑儒的曆史事件，導致《尚書》真實文本撲朔迷離，以致有今古文之爭。不過那是另外一回事。無論文本差別如何，其背後的基本事實是不容否定的，即，文字形態的曆史資料《尚書》在先秦時代即已存在，並且是自堯舜以來的官方文告，人事，君臣講話記錄等結集。
如果暫時排除西方考古學猜測、想象、推斷，”文字破譯”而來的，死而複活，真假需辨的蘇美爾、古埃及泥板和象形文字“文獻”所構建的“古代曆史”【順便強調一句，本人認為，基於考古文物的發掘研究而產生的遠古敘述，嚴格來說不能稱其為曆史。因為其性質基於猜測，想象，推斷，屬於人文發明和創造，與曆史文獻檔案記錄整理而來的曆史敘述是差別巨大的兩種性質的文本，不可以混為一談。這個問題，以後有機會再強調】，那麽，人類曆史上有明確文獻證據佐證的曆史記錄體係是從中國開始的。也就是說，中國是發明曆史記錄，檔案文獻資料的國度。曆史意識，曆史資料的係統記錄、保存管理，係統收集，專門官職的整理，曆史寫作，都是中華文明的重要人文發明，影響至今，規範了包括西方文明在內的世界其他文明和國家的曆史學發展形態，曆時5000年。這一點，不容否定。
希羅多德，作為西方曆史第一人，被不恰當地稱為曆史學之父。現代中國官方主流教科書人雲亦雲，也稱其為曆史之父，是中國主流曆史學界缺乏曆史學術精神和成熟學術能力的突出例證。
古希臘，在世界主流曆史教科書中作為諸多城邦國家的地區總稱，缺乏類似上述古典中國的係統曆史意識，行政係統的曆史檔案記錄資料；各種曆史著述全部（！）來自民間社會人員基於其個人愛好、興趣、責任感等原因創作而來；其著述在性質上不得不停留在個人層麵，類似古典中國時代的野史，筆記，小說一類；其嚴肅性，相對於古典中國曆史檔案記錄體係而言，可謂雲泥之別，不可同日而語。
並且，正因為缺乏來自官方垂範的曆史意識、嚴謹記錄和寫作規範，民間性質的曆史著述往往更像小說故事，說唱傳聞；作為存在於頭腦記憶和想象中的口頭敘述，富於缺乏規範的民間誇張，以及口頭傳說中的以訛傳訛，令其無法區分於真實的曆史記錄，使得哪怕最嚴謹者，如希羅多德也無法避免其作品中的大量錯誤，誇張，虛假不實，張冠李戴，正如曆代諸多曆史學家的批評；修昔底德也無法避免大段偽造伯裏克利的演講，以及其著作中關於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各種曆史動機的記錄與推測之間的混淆難辨等。
2）另一方麵，正因為曆史意識和曆史記錄行為的官方垂範，古典中國的曆史文化又具有廣泛，普及，而又嚴肅的特性。這是西方不具備的。
具有兩千多年曆史的中國地方誌，族譜，家譜，個人日誌，這一龐大而又係統、嚴謹的全方位曆史記錄體係，對於西方曆史學家而言是一種震撼。他們很難掩飾對中華文明這一特征的敬畏和羨慕。這種人文體係默默展示的不僅僅是一種學術力量，而且是一種深刻而又成熟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解釋了很多中華文明的過去、現在以及可以展望的將來，正如羅素、湯因比這些人所看到的。
僅就學術層麵而言，之所以西方曆史學家會因此而敬畏、羨慕，是因為古希臘以來，西方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類似的曆史文化傳統，直到19世紀德國曆史學家蘭克開創現代曆史學。【利奧波德·馮·蘭克（德語：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十九世紀德國?最重要的曆史學家之一，也是西方近代史學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被譽為“近代史學之父”。他主張研究曆史必須基於客觀地搜集研讀檔案?資料之後，如實地呈現曆史的原貌，他的這種史學主張，被稱作蘭克史學?】
此前，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教會、文藝複興時代的某些城市、乃至歐洲和英倫三島的某些王朝曆史文獻都無法避免上述自發、偶然、個人層麵的特點表現在曆史資料搜集和著述，即便有官方介入也缺乏係統的曆史資料的嚴謹性如古典中國，或者蘭克以後（post- Ranke）的西方曆史學。
3）不僅如此，正因為缺乏官方垂範的嚴謹精神，正因為古希臘以來的西方曆史文獻所具有的自發的、偶然性、個人性，也使得曆史文獻的偽造成為一個巨大的問題。
普林斯頓大學曆史學教授格拉夫特（Anthony Grafton，1951- )指出，西方曆史文獻的偽造(Fogery)貫穿了西方文明2500年的全部曆史。偽造催生了“揭偽”（Critics，或譯為“揭偽學”）。事實上，“偽造”（Forgery）和“揭偽”（Critics）2500年來纏繞不休，”如同拉奧孔與蛇之間的纏鬥”。【取典於”拉奧孔與兒子們”的群雕形象。拉奧孔的故事曾是索福克勒斯?的一部已失傳的戲劇的主題。拉奧孔為了表明特洛伊木馬?是一個詭計，用一把長矛刺向木馬，不料被雅典娜?、太陽神阿波羅?或海神波塞冬?派出來的毒蛇絞殺，特洛伊人因而相信木馬是用於獻祭的聖物。】
正因為西方從來沒有檔案記錄型曆史的意識和文化，沒有官方有意識地記錄和保留曆史文獻的傳統，所有（！）後來基於構建曆史敘述的曆史資料包括曾經有過的官方檔案，個人著述等曆史文獻，都處於自然飄落於曆史長河的隨機存活或消失的狀態。官方文書出於一時之需而作，人們寫作出於即興或隨性，或個人愛好、興趣和責任感，自發創作，自然傳頌，這就帶來創造與偽造的天然混雜不分，層出不窮。
格拉夫特在其新著《Forgery and Critics》（新版2019）中分析了曆史相關的文獻偽造在過去的2500多年層出不窮的原因，有多種：
- 造假騙人開玩笑（hoax）；
- 造假把自己的作品/文章說成過去某著名作者以便贏利，這一部分最多；
- 為了宣揚自己的理念，托名於古代大家；
- 為了宣揚古代某大家的理念；
- 出於虔誠的宗教信仰，覺得聖經表述不完備，自己偽造經文或使徒信件，為自己所堅信的信念提供證據（偽證）；
- 偽造曆史文件證明自己/或者教會擁有合法財產；
- 偽造曆史文件證明自己/甚至教會“自古以來”就擁有某種權利和權力；
- 偽造曆史文獻和考古發現來證明自己的曆史判斷，誇耀自身所在族群的曆史榮耀；
- 偽造聖經曆史文物；
等等不勝枚舉。
文物和古董，以及其他領域的偽造尚不在上述所列。
如果偽造（forgery）一詞與作者的主觀欺騙動機密切相關，另外一種常常與偽造在客觀效果上難分伯仲的現象就是錯典（Pseudepigrapha，一般字典譯為“偽經”，似乎不妥。）。錯典指的是古代文獻發現者將手中的古代文獻錯認為另外一個古代作者，通常是比較有名望的大家。比如色諾芬的《雅典政製》現在被認為是時代和姓名不詳的另一位作者的作品，一直被誤認為大家色諾芬所著。這類錯認的曆史文獻數量同樣龐大。
不過，西方曆史文獻最大的問題是，可能的真品與錯典，偽造，等混雜在一起，魚目混珠，泥沙俱下，真假難辨。而判別真偽的標準也很有限，現在能識別出的偽作僅僅是現代技術和能力條件下所能識別出的一小部分。目前尚列於真品範圍的文獻依然有很多處於學者的爭議之中。而構建西方曆史所賴以采取的曆史文獻即來源於此真假已辨和難辨的文獻庫。很多已經被識別為偽的文獻依然被廣泛引用於曆史教科書，如修昔底德的《伯裏克利葬禮演講》，亞裏士多德的《論宇宙》等，西塞羅的《安慰（Consolation）》等。更不用說尚處於爭議狀態的眾多其他文獻。
Freeman Arthur （1938-）於2014年出版了一本書，《Bibliotheca Fictiva: A Collection of Books & Manuscripts Relating to Literary Forgery 400 BC-AD 2000），上至古希臘出現文字書寫時代開始，詳細列出了西方曆史上與文獻偽造有關的書籍和手稿目錄，跨越了2400年。這本書定義和描述了這些文獻偽造的性質和流派。涉及到一些著名的騙局，作者還提供了對偽造者及其偽造作品比較具體的評論，包括他們的受騙者和最終的揭露者。當然這本書也涉及到了一些非西方國家。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一睹為快。
4）公平地說，偽造，如果我們在此僅關注曆史相關的文獻偽造，是人類世界的普遍現象。文獻偽造哪裏都有，中國也一樣。
但是，與中國不同的是，西方的文獻偽造長期以來甚至直到今天，都是一個缺乏內在文明精神和內在文化機製約束的巨大存在。
更重要的是，西方曆史的著述常常建立在這些可信性（credi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不高，不準確（low accuracy）或偽造（forgery）的曆史文獻之上。根本而言，構建而來的西方曆史基於有效性（validity）不高的曆史資料和古代曆史著述，其真實性（veracity）就同樣很低不高。
古典中國，正如前述，很早就有曆史記錄的傳統。上古時期，巫史同源，均擔負著與上天神明溝通的重大職責。及至後期分化出專職“記事之史”，其基本誌向依然如司馬遷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恪守“秉筆直書”，“書法不隱”（《左傳·宣公二年》）的職業道德，一絲不苟。博學廣文，如司馬遷，”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數千年的史官群體，兢兢業業，基本上都在踐行與司馬遷相同的理念：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史記·太史公自序》）
以司馬遷為代表的中國史官群體，其誌就是在於通過曆史記載，達到整合孔子以後的天下秩序，延續自古以來的道統，學統和政統。這是一個極其嚴肅，莊嚴，和神聖的事業。
西方世界從來沒有出現這樣類型的一批人。古希臘沒有出現建立在世俗世界曆史學家，以天道為己任，記載曆史，從中梳理道德秩序。中世紀的歐洲確實有一批教士學者，獻身於弘揚耶穌教義，但卻不惜選擇為了他心中（自己理解中）的基督教義，而歪曲曆史真相，或者以假充真，或者編寫偽經，偽造聖徒書信，不一而足。
不管怎樣，西方世界由於缺乏曆史意識，長期生活於宗教氛圍，缺乏世俗人文道德價值中傳世與不朽的動力，從早期直至19世紀之前，都沒有確立嚴肅、莊嚴、神聖意義上的曆史資料記錄和著述傳統。其曆史文獻的寫作長時間裏屬於自發的、偶然的、個人的文學創作，故事傳誦，宗教辯論，利益維護，甚至後來為了有利於證明西方中心論，而構建了一個西方曆史，自古希臘起（甚至“溯源”到性質迥然不同的考古學產品如蘇美爾文明），源遠流長，宏偉壯觀，可以征服一切的光輝曆史形象，有助於精神殖民其他民族和文明。出於這些明確的世俗、宗教利益和征服的目的，因而文獻造偽也就難免層出不窮。
接下來，向大家介紹一些著名和非著名的文獻偽造案例，從中大家可以看到西方賴以構建各階段曆史（包括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乃至文藝複興直至20世紀）的曆史文獻在有效性、可信性、可靠性方麵的實際狀態，從而有助於判斷曆史教科書中其曆史敘述的真實性。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