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共
卻道天涼好個秋
簡無思：西方文獻史中的偽造文化（a）———西方曆史的幻滅（9）
【摘要】通過界定曆史文獻（資料和著述）的可信性和可靠性，本文試圖從曆史資料的收集到曆史著述的寫作和敘述，簡要建立曆史文獻的客觀評判標準，留待以後深化討論。其中涉及到的西方文獻偽造，是一個貫穿自古希臘以來的西方文明史中生生不息的話題；揭穿偽造甚至帶動了一些相關學術專業的產生。偽造是一項帶有西方特色的文化現象。不過本文隻打算專注於文獻偽造涉及到曆史著述的部分。
【聲明：本係列關於西方曆史所涉及古代、中世紀、現代民族和文明的曆史資料均來源於西方曆史學者基於構建型曆史研究編寫的曆史教科書和其他公開出版物，本文作者在此加以引用不代表本文作者認可這一知識體係的可靠性，可信性，和真實性。本人致力於在西方曆史學體係內部，檢查其資料和寫作的合理性，自洽性，可靠性和可信性。】
（一）曆史文獻可信性和可靠性
西方曆史文獻（資料和著述）的大規模偽造（forgery）現象是涉及到西方曆史文獻整體可信性和可靠性的重大問題，也是其曆史敘述是否合法成立的問題。一段乃至一部分曆史敘述如果不能合法成立，那麽，這段或者這部分所謂曆史的敘述就是虛幻的。
曆史可信性(credibility)指的是曆史文獻（資料和著述）在形成過程中，相關曆史資料收集者，著述/寫作者的虔誠態度，職業精神和職業能力決定下的資料收集能力，曆史文獻（資料和著述）的質量，表現為曆史資料收集能力方麵體現出來的關於曆史資料的廣度，深度，細節、時間跨度，空間範圍等所體現出來對曆史真實性（veracity）的接近，以及在利用這些曆史資料進行曆史寫作/著述過程中所能秉持的客觀性、公正性、中立性、理性能力和程度。寫作/著述內容所能涉及到上述曆史資料真實性諸方麵的準確程度。反映的是曆史資料收集者、著述者的主觀因素在其給予曆史資料真實性（veracity）和曆史著述準確性（accuracy）等方麵的影響。
曆史可靠性（reliability）指的是麵對特定的曆史描述對象（曆史資料和曆史著述所反映的曆史對象，包括曆史階段，曆史範圍，曆史事件等），客觀存在的現有/現存曆史資料和著述的完備性（completeness）、來源多樣性（diversity）、不同資料來源和著述之間的一致性（consistency），是曆史文獻（資料和著述）在客觀性（文獻本身）備者）兩方麵描述的共同指標。
歐洲/西方曆史之所以在具有中國曆史修養的讀者看來模糊不清，主要原因是歐洲/西方曆史資料零碎，與傳說、臆想、偽造、真實混在一起。近代以前歐洲沒有曆史記錄這一說，中世紀以及古代歐洲/西方曆史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均低下。如果歐洲分為東歐、南歐、中歐、西歐、北歐，則我們可以將討論的重點放在構成狹義西方世界的西歐、中歐、和北歐，以及南歐的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臘地區，雖然西方世界的曆史文獻在這兩方麵的指標其實可以適用於全歐洲。
如果以曆史文獻的豐富程度來考察影響西方曆史可信性和可靠性的因素，則可以大致以14-17世紀為分界。這段時期，造紙術和印刷術開始普及，相對統一和穩定的格裏高利曆得以頒布和廣泛使用於西方世界。?西方實質性地從混沌的“黑暗時代（Dark Age）”進入曆史坐標清晰的文明時代。
11-15世紀之前的西方世界因為曆史書寫載體嚴重不足，羊皮紙和莎草紙承載的真實/原初曆史文獻罕見，因而客觀而言，真實的曆史資料嚴重匱乏。
紙張從出現在西班牙到出現在英國、德國等國之間相差300多年。11世紀在阿拉伯殖民者的影響之下，西班牙首次出現造紙作坊。傳到法國則是在12世紀末，到意大利則已經是13世紀。等到傳到德國、荷蘭，已經是14世紀。而第一家商業成功的英國造紙廠則晚至15世紀，瑞士也是15世紀。沒有便宜而又方便，廣泛易得的書寫資料，哪裏可能有曆史文獻和文字資料的普及和大量存在以供後世曆史學家的研究、回顧和構建？
印刷術在西方世界出現則晚至15世紀末，實際推廣於16世紀初。雖然不一定直接影響曆史資料的積累，印刷術使得書籍得以印行而促進教育普及，從而曆史事件有條件通過更多民眾通過書寫而得以記述。更多的客觀曆史資料因而有條件得以存在。
這其中最重要的是曆史時間框架的穩定、確立和普及。16世紀末（1583年）格裏高利曆頒發以前，似乎全歐洲隻有教會世界才擁有儒略曆的時間記錄，而即便如此，歐洲各地的教會並沒有統一曆法標準，導致甚至各地的複活節等重大宗教節日都不能在同樣的日子裏舉行。西方世界缺乏大一統政治力量在各地區施行統一曆法，儒略曆本身不準確，各地應用不規範使得歐洲地區長期缺乏統一的時間框架。這種狀況直到紙張、印刷術和格裏高利曆頒發之後才有條件大幅改進。畢竟紙張和印刷術使得曆法可以借助發行日曆（calendar）而傳播於西方世界各地，使得統一的日期有條件而可能在教皇的敕令下得以頒行和有效實施。至於13世紀在西方出現的年曆（almanac）以及後來日曆（calendar）的大眾印刷和發行與中國曆書（黃曆）文化之間的關係，未來中國學者如果有興趣是可以追問的。至少有一點可以確認：現代曆書（日曆）的大眾化日常印刷發行是中華文明的發明。歐洲教會在過去2000年如何在技術上保持時間框架，是一個饒有興趣的學術話題，值得深入挖掘。
【中國最晚在戰國時代就已經有曆書存在，作為人民的生活指導手冊。元泰定五年（1328年），官印黃曆高達三百多萬本。
古時曆書係由朝廷發布，如秦、漢的太史令，唐代的太史局，宋、元的司天監，明、清的欽天監等】
隻有在紙張、印刷術、穩定而統一的日曆/年曆都得以具備的情況下，豐富而客觀（雖然不一定係統）的曆史文獻資的存在和積累才有可能。在西方，以格裏高利曆的頒發時間為界，大致可認為始於1583年至今400餘年。
但是，僅僅具有足夠豐富而客觀的文獻資料並不能保證可信而又可靠的曆史資料收集、整理和寫作。西方文字曆史資料本身可信性如何一直以來在西方學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一問題在西方曆史的資料收集和著述過程中具有相當奇特的獨特性，是中國曆史學者所不能想象的。
（二）西方曆史文獻的偽造及其文化
本係列在“簡無思：虛假和偽造的曆史文獻（上）———西方曆史的幻滅（7）”提到，“在文獻層麵對西方文明影響最大的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本身就有著文獻偽造的豐富經驗。比如，古希臘著名的神諭編篡家Onomacritus（約c. 530 – 480 BCE)，同時也是神諭偽造家。他自己編造預言，寫成神諭詩《諸預言（prophesies）》，托名為著名詩人Musaeus的作品。另一說是他在在編篡Musaeus神諭詩時，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後來被發現而被他的老板Pisistratus的兒子逐出雅典。”西方文明在其可追溯到的古希臘文明一開始，就充滿了文字資料，曆史文獻不可靠的問題。
這一判斷與當代最具威望的曆史學家之一，前美國曆史學會會長，現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格拉夫頓（Anthony T. Grafton，1951- ）完全一致。在他最近的一本新書《Forgers and Critics：Creativity and Duplicity in Western Scholarship》中，格拉夫頓指出，“西方文明從其一開始的2500年以來就一直充斥著文學，曆史文獻的偽造。”
Grafton這裏的所謂西方文明2500年，指的是學術研究構建而來的文獻資料中西方文明敘述所展現的時間跨度，主要指的是古希臘文明自使用具有現代傳承功能的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文字開始直到當下的今天。雖然也有曆史學家認為古希臘文獻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800年。但不少人認為古希臘實質性地使用來自腓尼基的古希臘字母應該不早於公元前6-5世紀。
20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將西方文明的起始點人為定位到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和古埃及文明，這樣算起來應該有著不輸於中華文明的5000多年。但這兩部分文明的構建幾乎完全基於19世紀末，20世紀以來的考古學猜測、推演和想象，包括文物的時間考證和“文字破譯”等創造性的證據，尚不具備曆史研究意義上的文獻資料。Graft沒有討論這部分西方曆史是明智的。
中世紀中期（high middle age，11-13世紀）從阿拉伯世界引進的少量（參見“簡無思：中世紀伊斯蘭世界對西方文明的奠基性貢獻”）古希臘文獻，以及文藝複興時期的14-17世紀以來開始發掘至今的大量古希臘和古羅馬文獻，構成了現代西方曆史學界關於古代西方文明起源的曆史文獻資料庫。這批主要產生於11-17世紀，尤其14-17世紀，曆經600多年的收集、“發現”、“研究”而來的“古代文獻”（參見“簡無思：曆史文獻的“重獲”（recovery）——— 西方曆史的幻滅（6）”，其中真假參半，在構成現代主流教科書關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曆史著述的資料來源的同時，其可信性和可靠性一直為西方學者所詬病。具體展開請參閱本文“待續”篇。
造成這一可信性和可靠性令人詬病的主要原因有兩大主要問題。
第一，零碎和傳說性質的“自發”曆史資料
西方世界，以及除了儒家文明圈之外的所有存活於世的其他文明和地區，在現代文明出現以前，如都缺乏主動的，“自為”的，有意識的官方曆史記錄行為。【蘇美爾文明的泥板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破譯而來的曆史知識先放置一邊不談，因為即便文字破譯準確，這些失傳文字也隻能被當作文物釋讀，而不能看成活文字寫成的曆史文獻傳承。】即便古埃及能找到公元前3世紀的曼尼托（Manetho）編寫的古代埃及王朝年表，其文字描述部分也極為簡單、粗疏，不能作為提供具體王朝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信息的曆史文獻。現今流傳的所謂曼尼托《埃及史》是基於其同時代或滯後數百年的其他地區和民族的民間曆史學者，其中著名的有公元1世紀的猶太人約瑟夫斯（Josephus），公元3-4世紀的基督教曆史學家尤斯比烏斯（Eusbius），公元9世紀的東羅馬帝國（拜占庭）曆史學家辛克盧斯（Syncellus）等人轉述他們所了解的曼尼托其他著作，由後來的學者匯集而成。在公元前6世紀阿敘利亞（Assyrian）人入侵之後，埃及又相繼被波斯（Persian）人，馬其頓人（Macedonian，即被學者們標簽為“古希臘亞曆山大大帝”）所占領，後者均沒有曆史記錄意義上的曆史資料，隻有後世關於這些占領者以及更早埃及年代的傳說。這樣，關於古埃及，在19世紀基於考古的埃及學發明之前，所有關於古埃及的知識都存在於傳說之中，哪怕這些傳說寫成了文字。19世紀以後麵世的“古埃及”史，本質上是考古學的構建，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古希臘和古羅馬，與其他文明和地區一樣，至少直到近代/甚至19世紀之前都不具備類似古代中國至少自堯（約公元前24世紀）舜（約前22世紀）時代以來，以《尚書》、《春秋》、《二十四史》為代表的政治文件，官方文告，編年史為標誌的大型曆史編撰。這種曆史文獻記錄形式的曆史編撰甚至在黃帝時代就已開始，至少在周朝就漸漸成為越來越成熟的政府行政機構指導下的天文、曆史記錄部門，以“左史記動，右史記言”（《禮記·玉藻》；【《漢書·藝文誌》作“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分工，從事係統的、規範的、嚴謹的、職業性的天文、行政、社會、自然等重大事件的記錄，並開始從堯帝時代，就已經開始留下檔案文獻。這種檔案文獻是人類記錄型曆史（參見“簡無思：兩種曆史類型 ”）的最早證據。
如上所述，大約13-17世紀開始，西方開始有條件形成充分而又穩定的客觀曆史資料積累。但是，直到19世紀德國曆史學家利奧波德·風·蘭克?在萊比錫大學開創曆史學係，西方世界才形成類似中國堯時代就已經出現的職業性規範化曆史記錄和曆史資料收集，以及曆史著述的程序。【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生於神聖羅馬帝國薩克森選侯國維厄，死於德意誌帝國柏林，十九世紀德國最重要的曆史學家之一，也是西方近代史學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被譽為“（西方）近代史學之父”。他主張研究曆史必須基於客觀地搜集研讀檔案資料之後，如實地呈現曆史的原貌，他的這種史學主張，被稱作蘭克史學，對後來西方史學的影響很大。相比較於“秉筆直書”，實事求是寫作的左丘明“春秋”時代，已經是2900年之後。】
如果說，堯時代的中國已經形成曆史記錄意義上有意識（“自為”行為）的曆史積累和著述，那麽，13-17世紀之前的西方世界，由於尚不具備充分的經濟和科技條件，不充分具備紙張這一便宜、廣泛可得的書寫材料、印刷術和係統、完備、統一施行的曆法，所以，傳說故事以外的，具有文字資料性質，可靠時間框架的曆史文獻（資料和著述）稀少而零碎，主要通過口頭傳說或者稀少的文獻傳承曆史資料。這一時期，恰恰又是偽造文獻最猖獗（rife）的時期，正如Livi Roach，Bart D. Ehrman，Frederic Clark等人所指出的。“可能因為紙張和印刷術的出現”。17到19世紀蘭克曆史學出現之前，曆史資料的積累和寫作雖然進入了比較廣泛的文字階段，但依然尚處於零碎的“自發”階段。
簡單來說，這裏的“自為”指的是一個文明主體，通過官方的政府行為，在明確曆史意識指導下，出於虔敬上天，上帝，尊重事實，為後代留下文化遺產，經驗教訓，闡述人文演變過程的目的和理想，借助官方政府的特權和動員能力，而記錄當下政治、社會、人文、自然等事件的規範化、係統化的學術過程。
“自發（自在）”指的是出於個人興趣、愛好、吸引別人注意、或者自我賦予的“曆史責任”，描寫過去發生的人和事，可以包括政治、社會、人文、自然等方麵。但往往限於個人名義和能力，比較有限，無法達到官方政府機構所具備的記錄、收集、整理和專門的職業性學術訓練和寫作規範。具有個人意義上的自發、自然寫作的性質。
因此，“自為”的曆史寫作往往離不開個人層次以上的，政府層麵的，呈現規模化的集體行為。這表現在古代中國和現代大學曆史係和其他專業曆史研究機構，意味著史官和曆史學家群體的集體協作，擁有資料收集過程中的特權，曆史著述的標準化原則和程序，以確保資料收集和寫作過程中的真實性、客觀性、全麵性、準確性、可核實性，從而保證曆史記錄和著述的可信性和可靠性。
“自發（自在）”的曆史寫作往往就不能保證這些可信和可靠的特點。
大致來說，19世紀之前的西方曆史資料的積累和寫作是零碎的，自發（自在）的，和個人層麵的。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