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共
卻道天涼好個秋
簡無思：虛假和偽造的曆史文獻（上）———西方曆史的幻滅（7）
【摘要】大約產生於5-6世紀的日耳曼西方文明從古羅馬，古希臘那裏繼承了書寫文化，因而也繼承了它們的文獻偽造文化。作為後生文明，無論古希臘、古羅馬（次生文明），還是西方文明（三級文明），它們都缺乏原生文明如古典中國對文字的敬畏精神；加上缺乏古典中國所發明的曆史記錄意識，西方文獻偽造層出不窮。對於西方文明而言，文獻偽造的始作俑者是天主教廷，從而決定了文獻偽造作為西方文明的核心特征，結構性地，係統性地，普遍地存在在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主流方麵，包括主流曆史文化，文學藝術，人文學術，法律新聞，戰爭方式，得到廣泛應用，甚至在曆史哲學層麵也獲得了合理性的論證。限於篇幅，本文僅簡略討論中世紀天主教會發生的幾個主要文獻偽造案例。後續公號文將繼續討論文藝複興以來的其他案例。
【聲明：本係列關於西方曆史所涉及古代、中世紀、現代民族和文明的曆史資料均來源於西方曆史學者於18-19世紀以來基於構建型曆史研究編寫的曆史教科書和其他公開出版物，本文作者在此加以引用不代表本文作者認可這一知識體係的可靠性，可信性，和真實性。本人致力於在西方曆史學體係內部，檢查其資料和寫作的合理性，自洽性，可靠性和可信性。】
（一）
西方文獻的虛假（Fake）和偽造（Forgery）是一個巨大，也很複雜的話題，要寫好這個話題需要幾本書才行。這裏我隻能給出一個提綱挈領的介紹。
西方曆史的一開始，就有文獻真假參半的問題。
如果我們采納筆者本人以及西方曆史學者湯因比，奎格利的觀點，將西方曆史的起始點定於公元5-6世紀。那麽，充分的資料表明，西方曆史從源頭開始就充滿了曆史文獻偽造。
其中的原因之一，如本係列前文所述，西方文明是一個三級文明，派生於周邊其他文明， 包括西方曆史學家宣稱直接繼承的次級文明如古希臘，古羅馬，以及表現於曆史常識但不為曆史教科書明確表述的阿拉伯文明，拜占庭文明，以及遙遠的原生文明如中國和印度。
5-6世紀，人類的其他早期文明已經走過文字創生的階段，無論是表音文字還是表意文字。在這一時期的歐洲，可能流傳著兩種表音文字，拉丁和希臘。拉丁文字主要流行在西羅馬帝國，希臘文字主要流行在東羅馬帝國。
也就是說，西方民族剛剛降生於人類曆史，眼前就是一個文字成熟的世界。借助來自拉丁和希臘文明的成熟文字，西方文明一開始就站到了一個高起點上，直接跨過了其他文明經過的數千年乃至更久的文明積累期。其意義十分重大， 包括不必擁有艱苦歲月的記憶，直接吸收、擁有現有世界最先進的文化思想和科學技術。有點類似今天的10後，20後嬰幼兒，一出生就來到科技高度發達的世界，比他們的先輩起點高得多。詳細討論，以後有機會可以展開。
作為次級文明和三級文明，它們建立在引進其他文明的基礎之上。學習和模仿其他文明的社會政治操作，文化價值，農工商業，科學技術，藝術建築，是其文明進步和發展的必由之路，因而，模仿以及建立在模仿之上的創造就成為很自然的事。
據主流曆史教科書的敘述，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遺產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來源。文字和文獻的證據價值是西方民族剛進入文明世界就深刻領會到的主要內容之一，尤其表現在古羅馬的法律和契約，古希臘的理性思考和辯論。這兩方麵的文化特征成為西方文明學習古代地中海文明遺產過程中的主要關注。
在文獻層麵對西方文明影響最大的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本身就有著文獻偽造的豐富經驗。比如，古希臘著名的神諭編篡家Onomacritus（約c. 530 – 480 BCE)，同時也是神諭偽造家。他自己編造預言，寫成神諭詩《諸預言（prophesies）》，托名為著名詩人Musaeus的作品。另一說是他在在編篡Musaeus神諭詩時，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後來被發現而被他的老板Pisistratus的兒子逐出雅典。
又比如，公元3世紀，一個叫做Septimius的羅馬人，偽造了一本翻譯成拉丁語的克裏特島的狄克提斯（Dictys of Crete）對特洛伊戰爭的目擊描述。據說，狄克提斯是克裏特島國王伊多墨紐斯（Idomeneus）的朋友（或者副官），他目睹了整個特洛伊戰爭的全過程，並且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下來。當然後來這本書被認定偽造，隻不過與此同時也在西方世界被當作解讀荷馬史詩的相關真實曆史資料。
是不是很奇葩？
次生文明對文字缺乏敬畏感，有可能是它與原生文明的重大差異之一。在那裏，文字僅僅是工具，服務於人類需要。原生文明如古典中國，文字來自遠古，總是與遠古對神明的敬畏緊密聯係在一起。直到近代的清朝甚至民國政府，在中國尚未被西方文明侵蝕的年代，敬惜字紙總是與敬畏文曲星一類的崇高精神情感聯係在一起的。古典中國幾千年來幾乎未曾聽說過文獻偽造形成潮流的事情。講究誠敬的古典中國無論如何是無法想象一個有社會地位，體麵的讀書識字之人會做出以欺騙為目的和動機的文獻偽造。落魄文人淪落到社會底層那是另外一回事。
讀遍世界史，顯然隻有古典中國從遠古開始，就已經獨特地具備流傳至今，並傳播到現代世界每一個文明角落的曆史意識，形成清晰的行政意誌主導下敬畏天意，因而具有宗教般的虔敬和誠信的文書習慣，以及曆史記錄的程序和規範，用來 保證及時、準確地記錄當下發生的政治、社會，乃至家庭、個人層麵的重大事件。曆史記錄，是古典中國的一項偉大人文發明。這樣的虔誠和嚴謹，與神聖莊嚴同等的文德精神指導下的古典中國，無法想象會出現重大文獻偽造事件如斯，更無法想象文獻偽造會成為社會主流如下麵我們將看到的西方世界發生的事情。
在這兩個擅長文獻偽造的老師帶領下，西方民族剛進入文明世界，就具備了相當成熟的語言文字工具和技巧（文獻偽造），很自然地會像老師一樣，“出於方便目的的應用”，包括製造文獻證據用來“填補事件缺失的空間”（Filling the space from missing events”)。
另外，缺乏類似中國曆史記錄那樣的曆史意識，中世紀西方世界的文字應用停留在日常需要，東一榔頭西一棒。所以，這些文字應用如果真能作為文獻遺留下來的話，隻能是零星碎亂，不成體係，真假混雜，乃至於留有巨大空間留給百千年以後的偽造。
以日耳曼人為主體民族的西方曆史開端於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在原來的西羅馬帝國疆域裏展開。對於蠻族日耳曼人而言，拉丁文明對他們的影響在於來自高維的提升，隻有仰望的份。可惜，這一提升，或者說文明的教化，同樣也不是成體係的，因為西羅馬帝國已經不存在了。所以，也不可能留下係統、可靠的曆史文獻。
但是拉丁文字還在，以文字形式的文獻交流方式和習慣還在，文獻證據的價值還依然存在，主要表現在教會係統。世俗世界完全蠻夷化，即日耳曼化，早期從民眾到國王，沒有人識字，也就根本不可能有（曆史）文獻一說。
早期西方可能存在曆史文獻的隻能是在教會世界。而早期的教會世界並不關注世俗事務，再加上書寫材料稀少，所以，早期西方的曆史相關文獻基本上比較局限於福音書以及傳教相關事務。後期，尤其10-12世紀以後，世俗上層開始有人識字，於是世俗階層也開始出現真假參半的文字交流，能夠產生一些可供後世構建曆史的文獻資料。
而即便在教會這樣一個早期西方唯一有組織，成係統的文明機構，也沒有形成類似中國州府記錄的那樣的嚴謹行政文化，哪怕用於與傳教相關的世俗事務。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讀到的教會曆史，尤其早期部分，作為中世紀西方世界最好的曆史讀物，也是後世通過不成係統的零碎文書拚湊/組合而成，混雜於虛假和偽造的文獻。以至於幾百年來不斷有新的偽造文書得以揭露，從而修正曆史，至今都無法確認現在的教會曆史教科書中真實程度有多高。
總之，由於缺乏像古典中國那樣的清晰曆史意識和清晰行政意誌主導下的文書習慣，西方教會世界從一開始，哪怕還處於西羅馬帝國時期，就缺乏可以與古典中國相比的嚴謹文書檔案係統，這就為中世紀泛濫的偽造文書提供了豐腴的土壤。
而西方曆史中的文獻偽造恰恰是從教會文書的偽造開始的。教會偽造又恰恰先從基督教神學文獻尤其聖經文本包括福音書開始。中世紀最高端，最權威的精神指導機構如此當仁不讓地率領西歐世界肆意偽造文獻，用於宣傳神的福音，難怪會使得中世紀歐洲的文獻偽造成為在後世眼中最猖獗的（rife）的年代。
當然，這裏的猖獗隻是強調其缺乏製約，肆無忌憚的意思。17-18世紀以後，人們意識到偽造行為的不恰當。因而開始從道德規範和法律約束方麵開始給予越來越嚴格的限製。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後世西方世界的偽造文化不但沒有被限製，反而在壓力下愈加蓬勃發展，遍及各個主流領域，就程度和範圍以及技巧而言，更為觸目驚心，也更為技巧高明。中國讀者可以從前些年驚醒中文世界的CNN等美國媒體對中國事務的扭曲報道，以及特朗普當政時期的假新聞諸多事件中管窺一斑。
可以不誇張地說，歐洲（至少是西歐世界）的文獻偽造，始作俑者，就是基督教會。
通常，西方學界長期以來認為，基督教教會的偽造文獻，動機良好，主要是為了勸人向善。除了福音書外，很多以彼得和保羅名目出現的文獻都是在宣教過程中，為了辯論的方便，宣教的一方編造出來用以強化自身觀點的正統和正確，是出於信仰，而不是為了求得錢財等邪惡目的。
不過，這一辯解與其說是辯解，不如說是在證實西方曆史賴以構建的曆史資料的虛假不實，而這種曆史資料的虛實交替不斷出現，本身就是西方曆史的一部分，也是西方曆史有別於中國曆史的重要特征。
正是因為偽造文獻建立在一個神聖目的的前提之下，它才使得西方世界長期以來這一行當取得登峰造極的，獨步天下的武功。
公平而論，偽造文獻、偽造證據、偽造文物等，是人類文明世界的普遍現象。隻不過在其他文明和地區，包括中國，這類偽造永遠是邊緣性的，作為主體文化的某種異類和意外，不入流的作為。但唯有在西方地區，偽造卻是一個主流社會的重要政治和社會實踐內容，深刻參與並促進了其文明發展的主流進程。
首先，這一偽造行為濫觴於產生於宗教界的最高層級，因而屬於西方文明核心層麵的，根本性的，結構性的，係統性的，乃至文化性的（文藝複興時期登峰造極，之後長盛不衰），表現在政治，社會，法治，18-19世紀以來的曆史構建，20世紀的大規模戰爭行為，乃至21世紀繁榮昌盛的Fake News【假新聞】現象），甚至學術性的（比如考古現場的作假），更有甚者竟然是曆史哲學性的（比如，湯因比等曆史學家認可曆史的虛構是為了更加充分地說明曆史的合理性【見湯因比《曆史研究》，參見https://mp.weixin.qq.com/s/hU5vHs1Qc0AjbNRy6UXoJg 】）。
偽造和虛構，在西方世界是出於宗教的需要，出於曆史哲學的需要，出於學術的需要，其次才是出於其他動機，比如社會和經濟，個人名利等。及至18-19世紀德國學者參照中國曆史的構架，從古希臘、古羅馬的傳說中尋找靈感和資源，開始構建西方文明史，更多是出於教化西方民族，構築並強化西方民族的精神力量，提升自我精神形象，用於在精神層麵征服世界，對世界進行精神殖民，打擊西方文明在崛起過程中的終極，也是唯一真正對手，——— 世界上唯一具有悠久真實曆史的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
至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時期的心理戰和輿論造假，早就成為西方世界的拿手武器，用於文化和精神的征服；以至於最近幾年流行於美國的熱門詞匯，假新聞（fake news），都不過是中世紀西方曆史開始進入現代人類視野以來，偽造文化（culture of forgery)傳統的具體應用延續至今而已。
一句話，西方曆史文獻的偽造和虛構，從中世紀開始，一直以來就有著崇高信仰的加持和世俗動機的推動。從某種程度上說，偽造和虛構是西方文明的一大核心組成部分，是西方文明與生俱來的一個重要特征；同時也是西方民族之所以能夠征服世界的一個重要因素，作為西方民族用來征服世界的一項強有力的精神武器。即，用偽造的事實，外加基於事實但卻扭曲現實的手段，構建一套虛假不實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曆史教科書，虛假地描述源流自兩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的西方文明史，達到對其他民族的精神碾壓。
如果有人將來寫一本係統性的教科書，詳細討論西方曆史文獻的偽造和虛假，本人建議可以按照如下結構安排：
A. 總論：“偽造文化”在西方文明的地位
偽造文獻作為宗教實踐的需要；
曆史文獻偽造和虛構的哲學基礎；
考古學中曆史文獻和文物偽造的學術規範；
B. 文獻偽造在不同時期的具體實踐
中世紀教會神學和傳教事務的文獻偽造；
中世紀教會神學相關世俗事務的文獻偽造；
中世紀世俗事務的文獻偽造；
文藝複興時代的文獻偽造；
17世紀以後的曆史文獻偽造；
C. 偽造文獻的類型
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考察：
偽造：徹頭徹尾的偽造，以獲利為動機，如文藝複興時期的波焦；沒有獲利的動機，純粹個人愛好，如維泰伯的安尼烏斯；
偽托：有意識的的偽托，其中沒有利益考量，來自古代無名作者具有價值的寫作，純學者精神的產物，如亞裏士多德，柏拉圖文集中的大量作品；
擴充：真品摻假/後世增添，如盧克來修的《物性論》
模仿：學習模仿古人寫作，而後有意識地/無意識地冒稱古人作品：比如18世紀的英國天才少年Thomas Chatterton，17歲夭亡
誤判：文獻作者和時間的誤判，如色諾芬的《雅典政製》
其中有數種形態可歸類為虛假文獻但並非偽造。
D. 識別西方曆史文獻的虛假和偽造
從識別的角度大概可以分為四類：
學界取得共識的偽造：如君士坦丁獻土；維泰伯的安尼烏斯；
學界有爭議的偽造：如波焦發現的塔西陀和李維的著作；彼特拉克發現的盧克來修《物性論》。
學界爭議不明顯，但本身疑點無法否認的虛假：如亞裏士多德，柏拉圖規模宏大的著作。
（二）
北卡大學宗教學教授Bart D. Ehrman說，“早期基督教會曆史文獻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其中的文獻偽造究竟達到何種程度。”
在最近的一本書《偽造和對偽造（forgery and counter forgery）》中，Ehrman展現了諸多觸目驚心的偽造案例。比如，保羅往返塞內卡的信件；彼得福音，托馬斯福音，和菲利普福音等；耶穌與阿巴加的通信，彼得和保羅在新約中的信件——— 都是偽造。
在Ehrman之前，甚至早就有人質疑包括四福音書在內的作者和創作時間的真實性。
除了因直接的宣教目的偽造文獻之外，有時候教理辯論對立的雙方會在明知對方偽造文獻和文字證據的情況下，以對方的偽造證據為基礎，再行偽造另一份文書用來對抗對方的偽造（對偽造，Counter Forgery，counterfeit)。
可以想見那個時候的偽造風氣是怎樣的瘋狂。
出於純粹信仰動機而來的偽造如此，教會在日常生活中對於偽造文獻的實際需要也催生了眾多虛假文書。隻不過早期中世紀西方由於經濟落後，物質材料極端貧乏，生活水平大致與石器時期相差不遠，世俗生活極端乏味，沒有什麽需要文字交流，也缺乏文字書寫的載體。一個教會難得有幾張用於日常書寫的羊皮紙，往往也是擦了舊的又寫上新的，寫了新的不久又擦了寫上更新的。所以，早期教會能夠留下來的真實和虛假的文獻都不多。
中後期的情況不同了。物質和經濟都得到了發展，因而文字層麵的生活就開始活躍起來。大概在8-9世紀開始，相對於早期曆史資料近乎空白式的貧乏，現代學者有機會發現一些關於這一時期的曆史資料，雖然其中如前所說，不出預料之外地真假共存。
最富於震撼力，也是眾所周知的例子，莫過於一份被稱為《康斯坦丁贈土》的文件，與史稱“丕平獻土”的曆史事件相應。
751年，法蘭克王國的宮相丕平（Pepin）在羅馬教皇的支持下篡奪王位，創建加洛林王朝。
丕平即位後， 為了酬謝教會相助， 兩次出兵意大利。 公元756年，丕平把他奪到的意大利中部一部分土地，包括羅馬周圍地區，送給羅馬教皇，史稱“丕平獻土”。
“丕平獻土”，加強了國王和教會的聯係，使教權淩駕於王權之上，奠定了教皇國的基礎。
為使“丕平獻土”合法化，教皇偽造了“康斯坦丁贈土”的文件，詭稱早在4世紀，康士坦丁大帝早已把羅馬城贈送給教皇，丕平隻是把屬於教皇的領土還給教皇而已 。自此從拉文納到羅馬的大片意大利領土便被劃為教皇轄區，教皇國（Papal State）因此形成。
偽文獻“康斯坦丁贈土”自形成一開始，就毫無懸念地形成了強大精神影響力，在此後的700多年中，有效維護了教皇國在世俗層麵的巨大物質利益。雖然200年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奧托三世曾經提出過懷疑，但也不了了之，沒有人有充分的膽略和學識揭露其中的作假漏洞。直到15世紀作為天主教天主教牧師的洛倫佐·瓦拉從語言修辭學的角度，無可辯駁地揭露了這一基於8世紀的語言偽造/構建而來的文件不可能是4世紀的產物。
瓦拉認為偽造是如此明顯，教會應該從一開始就知道該文件不真實。教皇用這樣的惡劣手段幹預世俗權力，腐蝕教會，為後來層出不窮的意大利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並且，這樣的肆意偽造並加強了專橫、野蠻、專製的教會統治。
出於欺詐目的的教皇級別的教會偽造文件不僅僅限於直接的土地財產一類有形的世俗利益，事實上，教皇國這種擁有世俗土地的不良垂範促成了地方教會以同樣的方式在其教區範圍內獲得屬於自身的土地財產；還包括用同樣偽造文獻的方式給自己提供法律特權。比如旨在增強教皇和教會免受世俗權力約束的“偽伊西多爾教令集（The pseudo-IsidoreanDecretals）”中的其他內容。
偽伊西多爾教令集偽托於一位廣受尊重的西班牙大主教，伊西多爾(Isidor)。此人生年不詳，人們隻知道他於公元636年逝世。他曾經雄辯地論述並闡明早期教職人員的許多原則，從而成為一位富有聲望和權威的主教和學者。9世紀，教皇身邊有人假藉他的崇高名義，撰寫了90多條教會法令，包括律法、教宗書信和會議教令等。其中，有些屬於真實，但多數（包括該教令集中包含的前述《康士坦丁贈土書》）純屬偽造。
這部偽法令集借助伊西多爾的崇高名望而偽造，被稱為”曆史上最大膽，最堂皇的偽造物”，大約發表於844年年至857年。
它有三方麵的目的:
(1)強調教皇的最高權力。(2)壓製大主教的權勢而增加一般主教和低級教牧的威望，藉以使教皇與後者合作獲得更大的權力。(3)改良教會的道德生活和屬靈的生活。
主要內容包括：
(1)教皇所有屬靈的權力遠遠高於國王和王侯的屬世的權力；(2)主教對教皇性質上等同於其他使徒與彼得之間的關係。(3)各省的教區大會須經教皇召集方能舉行，而且大會的諭令必須經教皇批準以後才有效力。(4)神職人員屬於“屬靈的人”，高於普通信徒作為“屬肉的人”。(5)神職人員不可以接受世俗政權的審判；普通信徒不可控告神父。至少得有72個證人才可證實一個主教的罪行。
教令集發表後，不顧被剝奪權利的大主教們的反對，教皇尼哥拉一世(Nicholas I)在公元864年正式采納。此後直到中世紀末期沒有人懷疑它的真實性。
15 世紀開始出現了一些變化，當時人文主義的拉丁學者，庫薩的尼古拉樞機主教注意到了法教令集中的一些與時代相關的技術性錯誤。 16 世紀，新教教會曆史學家，如 Centuriators 的馬格德堡係統地批評了教令集的偽造性質，但尚並未認識到它們之間相互關聯的複雜性。17世紀，改教派神學家布倫得爾(Blondel)才有機會證明它是偽造的。19世紀之後，教會方麵再也沒有人相信它的真實性。
但是，它在長達8到10年的中世紀以及現代早期的教會實踐中早已形成一種傳統，在人們的精神層麵打下了教會和教皇神聖不可動搖的信條。教會高於一切的文化傳統得以形成，為中世紀的教會黑暗統治奠定了堅實的心理基礎。也為後來教會可以肆意幹涉民間事務如後來的科學研究活動，實行宗教裁判準備了充分的宗教，社會和宗教法律的基礎。
最高宗教當局如此肆無忌憚地偽造文獻，自然中層和基層教區也就有樣學樣了。10世紀德國巴伐利亞地區發生過一個著名的主角偽造文書的案例，The forgeries of Lorch (“洛奇偽造文書”案）就是其中一例。
“洛奇偽造文書案”涉及10世紀德國巴伐利亞地區帕索主教皮利格裏姆（Piligrim）偽造教皇詔書以及一係列其他信件，試圖證明帕索教區作為過去Lorch（洛奇）大主教教區的延續，因而有資格提升自己的地位到大主教級別。
皮利格裏姆主教生年不詳，死於991年。他早年在他的叔叔索爾茲伯格（Salzburg）大主教那裏接受神學教育，後來於971年獲得任命為帕索教區主教。不久，因故與叔叔發生教區管轄權方麵的衝突，很生氣。於是想辦法提升自己的地位，以便將來擊敗叔叔， 報一箭之仇。
他花了很多時間在自己的教區裏轉悠，想方設法找到一點證據，來證明自己的教區擁有更大管轄權。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發現自己的帕索教區曾經屬於洛奇教區，而索爾滋伯格洛奇教區可能也從屬於洛奇教區。於是，他大膽地偽造了5份不同時期教皇的詔書以及相關信件，通知他叔叔，意思是，有曆史文獻為證，我這個教區的級別其實是大主教，比你高！
叔叔索爾滋伯格大主教也不是好惹的，他心知肚明這裏發生了什麽，明明是偽造嘛！但他不動聲色，也同樣偽造了另外幾份文件（counter forgery，counterfeit）回應了侄兒。文件裏，他煞有介事認可這些偽造文書的部分可靠性，但卻同時駁斥了其中的一部分內容，最後的結論是，你這些東西都無效。
侄兒接到回信，自己也心知肚明，索爾滋伯格大叔跟他將計就計，把他摁在地上抹茶了，而他毫無辦法，於是此時不了了之。
而後來的曆史表明，他的這一係列偽造絲毫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他依然待在他的位置上，直到老死也沒能提升自己的地位。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