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共
卻道天涼好個秋
簡無思：構建而來的西方曆史——西方曆史的幻滅（四）
【摘要】西方曆史就其希臘文?στορ?α的原意來說，就是對於過去事情的重新構建。湯因比認為，虛構（fiction）是曆史研究的三大主要方法之一，並且比如實地忠於曆史資料更能反映出曆史的真實性和曆史規律。西方曆史著述之所以理所當然地包括虛構，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缺乏充分而又可信的曆史資料。古代四史都屬於消逝的文明，待到幾千年後重新發現，絕大多數可信的曆史資料早已被曆史長河衝走，勉強撈起的關於過去的訊息隻能很少並且變形，不足采信。中國與西方世界因為曆史意識和曆史記錄方麵的傳統差異，對於曆史的感知和理解截然不同。中文世界的讀者應該對教科書裏西方近代以前的曆史敘述保持充分的警惕，不可以在中文意義上的曆史層麵不加分辯地接受。本文旨在提醒中文世界的讀者，西方曆史學者構建和虛構曆史，不是一個有沒有的問題，而是一個為什麽的問題。我們應該聆聽西方學者的解釋，為什麽西方曆史來自構建和虛構。本文提供了西方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解答。
- 1. 西方的曆史（history）概念
西方曆史，本質上是構建而來，不是如同中國曆史那樣記錄而來。
這一點由英語history這個詞的希臘來源?στορ?α（Historia）可以看得很清楚。?στορ?α（Historia）來自希羅多德的那篇名著《曆史?στορ?α（Historia）》。
?στορ?α（Historia）的原意是，通過問詢，調查而來的（關於過去）的知識。是立足於現在，從其他人的敘述中，探尋過去，然後重新構建一個關於過去的故事。
從這個西方世界最原始的history定義來看，西方的曆史（history）很明白，就是構建而來的關於過去事情的敘述。
與中文意義上的曆史，曆代史事的即時記錄積累而來（參見《簡無思：兩種曆史類型》）完全是兩碼事。
“曆史（history）是過去本身及其重構，或者對過去的一種敘述”（Furay, C., & Salevouris, M.J. (2000). The Methods and Skills of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2nd ed.). Harland Davidson.）。”
這段話代表了西方曆史學界關於曆史一詞含義的主流。我們稍微分析一下。
這句話有幾層含義。
1）”曆史是對過去的一種敘述”。這樣的表述，是可以為中文世界接受的。
中國自從遠古以來就有實時記錄當下發生的事情留給後人查考這樣一個傳統。
黃帝時期，中國就設有史官。一般認為，漢字的發明者倉頡就是黃帝的史官。他為了記錄史事而創造了不少相關漢字。劉知幾於《史通?史官建製》曰：“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
這就是實錄曆史的開端。這是古代中國人的一項偉大發明，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其實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一項發明之一。
因為中國人有著實錄曆史的傳統，所以中國人敘述的曆史都是關於過去在可信性，真實性兩方麵都很高的敘述。
在這樣的條件下，曆史是對過去的一種誠實的敘述。成立。
但曆史並不等於過去。所以，
2）”曆史就是過去”這層含義是需要推敲的。
很多過去的事情都消失了，因為沒有記錄下來。在中文世界裏，曆史是得到記錄的那部分的過去。沒有記錄下來的那部分過去就是消失的過去，是不可以被還原或者重建的。我們應該誠實地讓它消失在曆史長河中。
沒有得到及時的文字記錄，僅僅存在於記憶中，很久以後乃至數代人以後再轉錄為文字，是不是可以呢？這就存在著記憶缺失，記憶重塑，記憶歪曲等諸方麵的問題，使得回憶而來的關於過去事情的準確性，可靠性，可信性，真實性等方麵都要打折扣。時間越遠，折扣越大；傳代越多，折扣越大。這是不可抗拒的人類記憶能力的自然規律所決定的。
從曆史長河裏打撈出來的過去，已經變形，麵目全非，不可辨認，你無法也不應該牽強附會地強行想象它是過去的哪一部分。
3）“曆史是對過去的重構”。
如果說，通過記錄下來的曆史我們了解過去，是一種重構。這種重構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重構就不是中文世界可以輕易接受的了，即，因為缺乏即時記錄的文獻，後世之人通過傳說、文物考證意義上的猜測而重新構造一個後世之人（曆史研究者）自認為最合理的關於過去的圖像。
前麵已經說過，過去一旦過去，如果沒有當時留下的記錄，則隻能消失，無法重構。傳說和回憶隻能是傳說和回憶，不能成為曆史。傳說和回憶寫成書，也依然是傳說和回憶，不能與實錄型曆史意義上的曆史相提並論。幾代人之後的傳說更加難以保證其曆史的可靠性，可信性和真實性了。
但西方人沒有像古代中國人那樣嚴謹地去對待曆史和過去。
西方人要將丟失在曆史長河中過去的殘渣打撈上來，強行拚裝，構建曆史。
因為，不這麽做，他們就沒有關於過去的圖像，從古代四史到中世紀，乃至近代早期。
現代西方的曆史資料要好一些。畢竟年代很近，並且曆史資料很豐富。
- 2. 構建而來的西方曆史
正因為西方沒有即時記（實）錄型曆史，所以，西方關於古代四史以及中世紀的曆史，都是通過有限資料之上的加工，推測，編排，以及大量虛構，乃至文學創作的方式構建而來。後麵我們會提到湯因比，就這個問題稍微詳細一點展開討論。
中文世界的讀者因為中國有一個久遠的曆史記錄傳統，麵對這一曆史學行為會感到難以接受，難以適應。但對於西方曆史學家來說，這是很正常的。如果大家都願意相信古羅馬，古希臘存在於過去，並且還有一些零星的，哪怕是散亂的來自那個時代的文獻和文物，為什麽我們不腦補一下，就像修複破損文物一樣，“複原”出當時的曆史場景？難道這不很合理嗎？
這裏的“複原”借用的是考古學裏的一項文物修複方法。基於破損文物/動物/人類骨骼所提供的雖然破損，但依稀可辨的基本架構，通過複原師的“合理現象”，其中不乏藝術加工，從而“複原”（想象）出一個對於複原師而言最為合理的該文物的“應有”圖像。其中會大量采用具有粘合功能的膠泥等粘合劑，用來填充文物碎片之間的空間。
最好的例子莫過於基於人類頭顱骨推演而出的人類生前麵部外形。手中實有的頭顱骨提供有限的基本骨架，但肌肉形狀和麵部皮膚部分完全依靠複原師的“合理想象”推演而來。
構建型曆史就是這樣的一種關於過去的“複原”。
鑒於西方地區包括古代四史直到16世紀初長期缺乏統一政權，缺乏清晰的地區邊界，缺乏統一的曆法係統，因而實際上嚴重缺乏統一而可靠的時間/空間框架，而沒有一個可靠的時空框架，要想複原一個可靠，可信，真實的曆史，是絕無可能的。就好像缺乏一個大致形態的頭顱骨，再好的複原師也無法複原出一個可靠的此人生前頭麵部圖像，絕大部分的複原圖都需要虛構。
事實上，關於西方古代四史，中世紀曆史的複原形態，即，現今通用的西方中世紀及其以前的構建而來的曆史，主要來自虛構，並且是資料嚴重不足條件下的虛構。正如湯因比指出的，虛構，是曆史學研究的三大主要方法之一，而虛構的這部分曆史主要來自傳說和文學創作（湯因比，《 曆史研究》）
這就涉及到以湯因比所代表的西方主流曆史學家關於曆史的理解。什麽是曆史，曆史和曆史學的意義是什麽，怎樣表現/敘述曆史，等。
湯因比認為，對曆史現象的研究有三個主要方式，而這三個方式體現了三個不同的曆史研究階段或層次，1）觀察和記錄（ascertainment and recording of facts)，2）總結規律(elucidation of general laws)，3）虛構（fiction）。
他認為觀察和記錄曆史現象是曆史研究的基礎，其目的是總結關於曆史的科學規律。而實際生活中的曆史現象是不可能得到完整而又真實記錄的，所以，在總結了曆史規律之後，虛構反而可以重新敘述一個更加真實的曆史。
所以，湯因比說，正因為如此，吉本（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雖然有很多虛構（fiction），但正因為這樣的虛構，才使得他所描述的羅馬帝國的衰亡過程比枯燥無味，殘缺不全的曆史事實更顯得真實可靠，更能反映出羅馬帝國的衰亡作為曆史規律的必然，更符合羅馬帝國的曆史真相。
同樣，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英國史》雖然有諸多不確實的”事實”，但它“還原”了一個有血有肉的英國曆史。
再比如，湯因比承認修昔底德（Thucydides)虛構了伯裏克利的葬禮演講，這近乎是一種將曆史事件用戲劇的形式表達出來的方式。而實際上修昔底德本人也承認，正如中文版的譯者所注釋的，”這樣做的原因是他不在講話的現場，為了敘述的完整，他隻好按照曆史人物當時可能說的話進行了虛構。這種杜撰非現場的演說詞或對話的做法是古代史家普遍的做法，因為古代史家不能容忍空白。但這不能否定修昔底德著作高度求真求實的主流。就這一點來說，他比現代許多史家還要真誠和認真。”（湯因比《曆史研究-節縮版》，3.4）
對於中文世界的嚴謹讀者來說，湯因比，吉本，麥考萊，修昔底德們所認可的這種曆史寫作方法是無法接受的。
曆史，如果因為沒有記錄而來的準確資料，因而不能寫實，隻能寫意，哪怕是作者標榜的曆史規律，從而寫出曆史著作者所認為的那段曆史應該呈現的模樣，這豈不就是在想象曆史，以曆史規律的名義？
再說了，吉本也好，麥考萊，修昔底德也好，憑什麽認為你們所構建（虛構）的曆史過程和細節，包括演講內容，就一定反映了曆史的真實，並且是曆史規律層麵的真實？你以為的曆史規律和曆史真實果然就是客觀的曆史規律和曆史真實嗎？
這也是為什麽西方曆史學家一直以來（17世紀至今）迷惑於曆史和小說之間差異的原因。
事實上，確實有不少西方曆史小說家被看作偉大的曆史學家。比如Sir Walter Scott（15 August 1771 – 21 September 1832)，蘇格蘭曆史小說家，戲劇家，詩人，就因為他精彩的曆史故事寫作，湯因比認為“他本人的某些小說比他的任何曆史著作都顯得他是一位更偉大的曆史家”。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虛構，是西方曆史學家構建曆史的一個主要，並且合法（正當、合理）的方法。
這一方麵是因為中世紀乃至近代早期以前的西方，更不用說是古代羅馬，希臘，乃至古埃及和兩河流域，曆史資料稀少，無法基於殘留的乃至考古發掘而來的文獻和文物資料構建一個足夠豐滿完整的曆史圖像。”瓷不夠，泥來湊”，曆史構建就不得不像文物複原那樣，用大量的虛構為膠泥，在曆史學家、考古學家的想象中，文學創作一般虛構出一段光彩奪目，有血有肉的西方古代四史，中世紀曆史，西方近代史。
另一方麵，也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西方曆史學家對曆史寫作的理解走到了與中文世界截然不同的一條路上去了。虛構曆史的合法性（這裏指的是虛構曆史的正當性），來源於西方曆史學家對曆史寫作的認識，定位在寫出曆史規律，曆史精神，而不必拘泥於曆史事實。而這樣的文學創作一般的曆史寫作，“比曆史（事實）更真實、更智慧”。寫意的曆史比寫實的曆史更加真實展現曆史的原貌。
這裏就解釋了兩個古今中外在曆史領域的兩個具有代表性的質疑。
一個是前麵提到的17世紀以來的西方曆史學家的普遍不滿，很多西方曆史學家私下和公開抱怨“曆史與小說無法區別”。請注意，這裏的曆史指的是西方曆史著述。
如果西方的曆史寫作著眼於寫意而不是寫實，那麽確實，那樣的曆史寫作與曆史小說差別不大，畢竟都是在對曆史進行寫意的描述嘛！
所以，很多西方學者認為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更像一本小說；而蒙森（Theodor Mommsen）的《羅馬史（History of Rome）》確實為他贏得了190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另外，正如前麵所說，修昔底德的《伯裏克利葬禮演講》從寫作性質而言，是一個標準的文學創作。
西方曆史的重頭著作具有如此的文學創作特色，加上沒有嚴謹如中國的官方曆史即時記錄的傳統，再加上重量級的西方曆史學家認為寫出寫意藝術創作的比寫實的手法更加能反應曆史的真實，為什麽西方曆史不可以看作虛寫的文學作品呢？兩者難以區分實在情有可原。
第二個質疑，是最近十年來中國民間“西史辨偽”派作者對”西方偽史”的探討和抨擊。以生命無疆的《《包裝出來的"西方文明"》，何新《希臘偽史考》，《希臘偽史續考》，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等人為代表，對西方曆史從結構到內容等諸多方麵的不實之處進行了揭露。其實，這些揭露對於熟知西方曆史的人而言，基本上都是實事求是的，也是與西方曆史學家對自己曆史的總體認識是一致的。但與中文世界一直以來所宣傳的西方高大上的曆史形象差距甚遠，因此遭來了官方曆史界“學術義和團”的諷刺和嘲笑。
事實上西方曆史學界以及普通民眾對西方曆史的構建和虛構性質從未感到驚奇。倒是他們對中國幾千年來如一日能夠兢兢業業地對每天，每月，每年發生的大事都做巨細靡遺的記錄表示驚訝；對每個家庭，地方（州縣），朝代（皇家）都有自己的各具特色的曆史記載，如家譜，州縣誌，朝代（皇帝）實錄，都表示不可思議；對至少可以實物考證到殷商甲骨文的幹支紀年，西漢開始連綿未絕的帝王年號紀年，從而保證了曆史時間框架的完整可信表示無限欽佩，因為西方沒有這些傳統。
同樣，西方曆史學界知道，西方長期以來缺乏大一統的政治權威，無法頒布統一可行，而又延綿不絕的曆法，曆史事件無法準確定位，需要後世研究人員通過對天文學事件推知一些零星記載而來的重大事件，借鑒來自阿拉伯，乃至間接或直接借鑒中國曆史書籍中相關事件的時間線索與發生在中東，西方地區重大事件之間的關係進行疊加式的推斷。很多推斷無法避免牽強附會帶來的錯誤。
諸玄識先生在他的著作中首次向中文世界介紹了Joseph Justus Scaliger (5 August 1540 – 21 January 1609) ，法國17-17世紀的偉大人文學者，西方曆史時間坐標的提供者。相信這為很多中國讀者揭開了西方曆史坐標之謎。斯卡利傑（Scaeliger）的兩部著作，《年代學寶典Thesaurus temporum (1606).》和《時間校正篇De emendatione temporum (1583)》為西方曆史體係引入古巴比倫，古埃及，古波斯，直到古希臘，古羅馬構建了時間框架。而在他之前，這些概念都屬於模糊不清的狀態。
有意思的是，這兩部在西方曆史構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重頭著作竟然找不到英文版本，以至於本人在美國的一些重要學術圖書館都找不到恰當的機會仔細研究他的這些時間框架劃定的思路。
倒是100多年後的1728年，西方世界出版了一本牛頓生前著作《古代諸王國年表修訂》。這本書確定日期的方法往往是基於希羅多德、普林尼、普魯塔克、荷馬和其他各種古典曆史學家、作家和詩人的作品，而這些古代作品中引用的往往是一些二手的、來源不明的日期，並通過牛頓時代通行的曆史理解、標準和可用的來源材料根據某些公認的的日期對其進行編輯而來。
這實際上是牛頓乃至斯卡傑利時期西方人所能夠采用的最好辦法，用來確定古代曆史時間坐標。也就是說，這些對古代曆史時間坐標的確定，主要基於本身可信性就不高的古代文學作品，那麽這些曆史年代的可信性，真實性就不得不打個問號了。
事實上，現代西方曆史時間坐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同於牛頓在這本書裏的結論，這應該借助於現代科學技術條件的進步。我相信斯卡傑利的作品也一樣沒有經受住考驗。但是，他倆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創造性地鋪平了一條道路，將西方曆史拚接到這幾個早已不存在的，已經寂滅千百年的古代世界，構建了一個不存在於現實世界，隻存在於學者書本中的古代四史與現代西方的曆史關係。
- 3. 本篇小結
小結一下今天的討論。
西方曆史，尤其是近代以前的中世紀和古代四史，來自於構建。在這個構建之中，虛構（fiction）是一項很重要的研究曆史的技術（technique，湯因比）。雖然虛構曆史對於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不可思議，但西方二十世紀上半葉以前的曆史學家卻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他們認為，虛構的曆史敘述甚至比真實的曆史事實更加能夠真實地表現曆史。一個文學家戲劇家用虛構的技術構建而來的古羅馬，古希臘曆史故事，要比零碎而誠實的曆史資料更真實，後者無法給人以那段曆史任何深刻印象。就好像一個根據頭顱骨”複原（reconstruction）”而來的頭像要比頭顱骨本身更接近死者的生前真實圖像。
中文世界讀者與西方世界麵臨的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曆史概念，那是因為雙方對於曆史的體驗截然不同。對於中文世界而言，曆史，就是過去的人們記錄下來傳遞給他們的後代關於他們當時的生活情形。中文世界擁有豐富的真實曆史資料，沒有人會對自己祖先留下的家譜的真實性產生懷疑，也絕不會對流傳至今的州縣誌的真實性進行質疑。國家層麵的曆史更加具有記載天子言行，國家大事，以便後世“監於有夏，監於有殷"的意義。曆史記載是為了後世之人從今天學到經驗教訓，沒有必要虛構。
西方世界沒有著眼於未來的曆史意識和曆史記錄傳統，沒有為未來子孫留下經驗教訓的意識，沒有大一統的意識和能力和曆史局麵，沒有來自世俗最高權威統一頒布的曆法（凱撒曆如何產生及其使用區域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沒有一個文明精神來保證最高世俗權力覆滅之後的統一而又連續的文化更替，表現在語言文字，曆法，曆史記錄，政治社會機製，文化價值體係等各方麵得以傳承幾千年。
缺乏這些，西方世界就沒有可靠的，可信的曆史資料，麵對他們的過去隻有一片茫然。諾大的歐洲世界，除了來自猶太世界的舊約聖經，就是文藝複興時期重新發現的來自民間作家的古希臘文獻，和古羅馬文獻殘存，其中還有很多來自偽造。這些文獻有一定的曆史參考價值，但相對於巍峨雄壯，肅穆嚴謹，規範整齊，浩瀚細致的中國曆史典籍，它們最多隻能被歸為稗史野聞，小說戲劇（對話）一類，甚至不及絕大多數演義小說的曆史價值，因為後者往往有嚴肅的史書作為最後的根據。
比如，希羅多德的《曆史》，就是一部記載民間軼聞瑣事的書。巧合的是，《漢典》對稗史的解釋與本人在這裏剛寫下的這一句評價幾乎一字不差。
一般認為修昔底德是第一位嚴謹求實的曆史學家，也是幾個最偉大的嚴格尊重事實的曆史家之一。但是F·M·科恩福德(F. M. Cornford)在《編故事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1907) 》一書中證明，他對整個主題的表現都受到他所處時代的希臘悲劇套路的支配。正如湯因比在《曆史研究》的注釋裏所提到的。
李維（Livy）作為一個公元前羅馬曆史的撰寫者，他似乎在很多方麵都類似司馬遷，當然除了後者的史官世家和官方身份，以及強大的中央帝國所擁有的官方曆史藏書/圖書館之外。李維的《曆史》在很多方麵都是有爭議的，包括太多神話和傳奇故事，主要內容來自其他早期作者，不加分辯和批判的錄入本書。另外，書中有很多軍事方麵的基本錯誤（elementary mistakes），顯示他對羅馬帝國這個軍國主義國家的了解深度很有欠缺。以軍事外行去撰寫以軍事力量著稱於世的羅馬曆史，作者的知識結構不可避免會給人帶來其寫作在可信性和可靠性方麵的質疑和遺憾。至於演說部分，與其他羅馬曆史作者一樣，被後世曆史學家認定為偽造。所以，總體而言，人們認為這本書的曆史價值令人生疑（questionable），如同Heichelheim, Fritz Moritz 質疑的那樣（A History of the Roman Peopl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p. 47.，1962）。不過，本人對李維個人還是相當尊重的。假如屬實，他竟然能一人獨自以民間個人身份寫作142卷，雖然目前隻有1-10卷，21-45卷留世。這需要多大的財力來維係啊！並且無論如何，他還是給後人留下了稀少而又難得的關於他能夠聽來的關於早期羅馬傳說。
塔西陀（Tacitus)的兩部重要曆史著作在西方曆史學界很具爭議，很多學者認為它們應該是波焦（Poggio Bracciolini）的偽造。
這就牽出了另一個話題，即，古羅馬和古希臘文獻集中在在文藝複興時期的發現和偽造。當然，今天的主題不在這個問題上，以後如果有時間再說。
總之，相對於中國曆史的神聖性，正統性，嚴肅性，完備性，係統性，可靠性和可信性，西方曆史資料是零碎的，民間的，隨意的，偶然的，不可靠的。這一方麵固然因為全世界除了中華文化圈以外沒有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具有同等品格的曆史意識、曆史記錄意識和曆史記錄能力，西方世界自然也不會具有同等程度的曆史記錄資料；另一方麵也因為古羅馬和古希臘是兩個早已不存在或者從未以統一政權存在過的政治體，即便有過一些官方比較正規的曆史資料，也會因為散失而湮滅在曆史長河，能打撈出來的隻能是極少數並且會變形。
古羅馬的例子就相當於五胡亂華之後漢人徹底消失，五胡民族在一千年之後開始發達，打算重新構建漢朝、三國、西晉的曆史。由於幾百將近一千年以文盲狀態在人家廢墟上生活，不屬於自己的文物和文獻自然會飄零消散，無論怎樣努力重新發現，使出吃奶的勁兒虛構或者偽造，也無法構建出經得起檢驗的曆史原貌。
當然，不去檢驗，隻是盲目崇拜，那完全可以被複原圖的美麗模樣感動到五體投地。
古羅馬古希臘就隻能這樣了，基本的骨架早已喪失。李維也好，塔西陀也好，西塞羅、凱撒也好，還是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等，不管他們的曆史遺著是否真實，是否出自自己的寫作，他們都不是專業曆史學家如同中國曆朝曆代的史官，能夠擁有即時實錄的、權威提供的、全麵而又係統的、龐大而又細致的曆史資料。零碎的遺骨，用再多的膠泥也不能重構出一個死者生前的樣貌。
這也是20世紀西方曆史學界看到的問題。所以，二十世紀下半葉構建主義（constructionism）曆史學派應運而生。他們誠實地看到，（至少對於缺乏實錄型曆史的西方世界而言），真實的過去根本無法得知，尤其無法從現在看到過去。所以，人們無法複原真實的曆史。構建主義者認為，曆史學家得要構建關於過去的理論用來解釋過去。這就與湯因比的虛構曆史的思想達成了一致。吉本心中已經有一個關於羅馬的曆史理解，雖然他未必用理論方式清晰地表達。但他的虛構風格的曆史寫作很好地表現了他心中真實的羅馬曆史，即湯因比所說的，準確反映了羅馬曆史的本來麵貌和規律。
當然構建主義的曆史學派有涉及到的現代和當代曆史學的更多話題，這裏不展開討論。
這就是西方曆史學界所麵臨的與中國完全不同的曆史學問題。缺少充分的關於過去的資料，怎麽辦？無米，或者少米，如何做飯？
很久以前曾經讀到過一個戰爭年代的故事，說的是南方富庶地區的部隊轉戰到北方貧困地區，吃到的米飯裏摻了很多沙子。戰士們發牢騷。連長大聲喝道，“哭什麽哭？那是珍珠！米飯裏加珍珠，抱怨什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