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給接班人留下不少整黨治國的錦囊妙計，遇事選用可矣。比如改革開放，成績卓著、危機四伏。一用上毛主席“抓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就發現：官場腐敗是“亡黨之虞”的首要原因；再翻“紅寶書”，赫然寫著：“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中央於是決定開展“官德培訓”。懸想，內容不外重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奉公守法、舍己為人之類，遺忘已久的老調吧。
古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正式開創了《倫理學》，其關於人生目的、智慧、行為和美德等的許多論述被後世轉述和發揮，惟獨“美德蘊含於卑鄙的心靈中”的觀點，後人一直繞著走。大概是亞公說的太直接了，事關人類本能，令人羞於麵對吧。古今中外的人們，不約而同地用其它方式委婉地承認著這個事實。
比如，乾隆皇帝下江南，行至鎮江金山寺，遠眺長江航運繁忙，不由感慨了一聲：百舸千帆競渡，所為何事啊？隨侍一旁的法磬禪師輕聲答道：老衲隻看到兩條船往來。乾隆不解，和尚又道：一條為名、一條為利而已。然而，正是由於士農工商不懈地爭名逐利，造就了有清一代的“康乾盛世”。十九世紀俄國思想家車爾尼雪夫斯基之“合理的利己主義”，也是此意：支配人們行為動機的決定因素在於利益。怎樣做更愉快、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人就怎樣做，其出發點就是放棄較小的利益或滿足，以獲得較大的利益或滿足。車氏所言說明“利他之舉”與“貢獻社會”，其實是“利己”的副產品。即便主動為之，也是為了彰顯個人的境界與情操。套用於貪官汙吏，不妨理解為：立項、分肥，喂飽撈夠之餘，讓社會、民眾沾點光。
人類行為的本質，如本能的貪婪、被迫地掩飾、示人以德行，這三個層次，早就被弗洛伊德用“潛意識、前意識和意識”的概念歸納成理論、被人們認可了。所以，人們製定法律、采取暴力，約束人的本能，當然同時也宣傳謙讓、公益和利人的公德，勸人行善。甚至有人指出，世間萬物，隻有人類受此折磨，是為文明的一大特征。古聖今賢當然不甘於此，想了許多辦法讓美德純粹起來，但是成效有限。看來，光憑教育和培訓是不夠的，還得有獎勵做誘惑、用懲罰做威脅。以致遇到好人好事，竟然難以分辨其動機。所以，十七世紀的法國政治家、作家拉羅什富科在其所著《箴言集》中失望地說：“美德淹沒在個人利益中，就像河流匯入海洋。”分不清哪一涓涓滴滴所為何來。
拉羅什富科又說：如果利益不與美德同行，美德是走不遠的。這一斷言許多人不服。比如毛澤東。他認定人的行為受思想支配，做通思想政治工作，就能讓人任其驅使。這一招曾經是他克敵致勝的一大法寶。比如，1927年北伐成功在即，蔣介石、汪精衛突然清黨、分共，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瞬間失敗。托洛斯基隨即指出：舊軍隊靠不住，還是先走議會道路吧。毛則堅持“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用“支部建在連上”保證“黨指揮槍”。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利益被理想遮蔽。毛之落入“拉羅什富科的窠臼”是解放以後的事。
如果按理想主義在中國大陸的興盛與衰落，把建國六十年分成階段，會大致地看到：建國至文革中期，相對其後而言：祖國的前途、人類的命運為人津津樂道；雷鋒精神蔚然成風，廉潔奉公、忠於職守的官員頗不乏人。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大約十年，社會風氣開始改變，官員作風逐漸墮落；貪汙是羞羞答答、瀆職須遮遮掩掩。從那之後到如今，說到黨風如何，隻消中央一句聲嘶力竭的：貪汙腐化將導致亡黨亡國！就知道其普遍和程度了。伴隨其間，政治教育未曾停歇，黨紀國法日益嚴苛；時間的平行線上、變化的惟有利益，或曰社會風氣、生活方式。
僅就物質生活而言，建國之初，氣象更新、進步在望，易於以教育培訓為主，提升官員的個人境界；那二十年，黨員幹部隊伍，貪瀆尚為“害群之馬”，程度較輕，不傷大雅。甚至曾有焦裕祿等好幹部湧現。大陸就是這樣進入文化大革命的。文革，每一個經曆者，政治風險極大，生活改善全無。黨內黨外，迷茫、恐慌而又無奈。作為一個階層而非單一的個體，為公利他有年，但普通官員自己基本一無所得，生活仍為票證所困，怎能不像運轉中的機械，得不到補充而失去動力？
改變不了社會現實，人的注意力自然返回自己的生活。在那個物質極端匱乏的年代，吃一口香的，喝一口辣的，非想方設法、創造條件不辦。社會不是修道院、幹部不是清教徒。麵對生存的需要、享受的本能，他們羞愧地發現，先前付出的美德，其實是一種投資，希望得到住戶麵積、醫療照顧、特供物資等回報。既然組織上不能給予比照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那些待遇，自力更生、土法上馬的思路和方法倒是現成的。風，起於青萍之末，流布林莽之間-----社會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的改變，也是這樣不知其所來、不見其所止的。
這又正是改革開放的社會基礎。那時，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幹部，個個窮怕了，遇到“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良機，那些慣見朝令夕改的幹部，惟恐時不再來，像一群餓扁的臭蟲，瘋狂地吸食起來。不料，時代真變了，以權謀私的機會越來越多、方法越做越多、路子越走越寬；美德倒成了迂腐。一來二去，就形成了新的黨內風尚、幹部作風，並且直接傳給了接班的梯隊。
雖然如此，與“人性的無奈”同行的“理想與正義”，事實上並沒有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四個堅持、三個代表、八榮八恥……德育未止；雙規雙開、幹部考查、舉報紀檢……懲戒不停。但是，貪官汙吏前仆後繼、濫權瀆職日甚一日。其勢如飛蛾撲火，不可抑製。因為，形勢比人強，生活方式的改變、社會風氣的墮落，比一切訓導和懲罰的更有感染力、更易接受，比一切形式的培訓效率更高-----利益也者，唾手可得；社會及民眾都有份哦，何樂而不為。
其實，公元五世紀時，意大利學者鮑埃修就說過：“人類的錯誤在於把真正的、完美的東西和虛假的、不完美的東西截然分開。”並試圖去惡存善。結果不僅勞而無功還誤人子弟。但是，兩者間的平衡點、適宜的比例、分配製度誰也沒有找到過。所有的研討和方案，都成了緣木求魚、智力遊戲。
我們看到，社會道德滑坡乃至淪喪時的挽救之道，有的時候，是來一場革命，一舉改變生產和生活資料所有製，建一套新的文化風尚。例如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招用了一個曆史階段，已成強弩之末。於是要重定社會發展方向，用國家機器的力量，逐漸改變現行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反正不能指望任何形式的培訓與說教。手機段子不是說了嗎：最大的貪官學校是各級黨校，海瑞進去、和珅出來……。就像監獄：小偷小摸進去、江洋大盜出來……。
一把年紀，老大不小的，裝嫩裝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