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內鬥文化之變遷

中共黨內人員派係之間，向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著稱於世。大概是為了保持純潔和統一吧，建黨伊始便不時開展 “內部清理”。規模大時叫“清理階級隊伍”、搞運動，間斷進行；小至個案處理，無日無之。盤點戰果，累累赫赫-----傷人無算、殺人無算。又專設部門平反昭雪、落實政策，未曾停歇。九十年下來，回頭一看，真正該殺、該關、該批鬥的鐵案寥寥無幾，看似透著曆史地合理與無奈。

 

1921年中共建黨時，中國已經有了一個革命的政治團體：國民黨；斯大林等認為該黨的社會基礎和奮鬥目標，與列寧主義不夠契合，於是一手在中國建立了一個更加激進的暴力組織：共產黨。核心人員是些心懷不滿、個性乖張、自命不凡而尚武的知識分子。這樣的人，擅於給自己的行為找依據，做什麽、怎麽做全都理得心安。

 

那是些反叛者，不僅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而且背叛正統的文明文化。繼承打倒孔家店的五四運動，仁義、忠恕、中庸，一概視為迂腐和“吃人”；把“大無畏的革命造反精神”，一律地用於開拓革命大業和內部組織管理。這種思路和方式，之輕易確立於中共呱呱地並代代傳承，因為中國民間的遊民意識，特色裏就有唯我獨尊、排斥異己、你死我活，其與“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馬列主義之“階級分析的方法、暴力革命的手段”，乃天作之合。黨內人士無不認可、自覺執行。既如此，一部黨史，怎能不殺氣騰騰、恐怖萬分、鮮血淋淋？

 

九十年裏一大半，老大哥蘇共言傳身教帶領中共，黨內殺手、內鬥高人夏曦、王明、康生等等，都在蘇聯受過培訓，整肅同仁絲毫不遜色於導師斯大林，其不可理喻、不擇手段、不計代價且有過之。毛澤東雖然沒有赴蘇受訓，卻無師自通、更勝一籌。如1930年江西根據地時期，嚴酷的肅反引起騷亂，紅二十軍在富田嘩變，被毛澤東派出彭德懷和林彪率領紅三軍團圍殲，軍長以下副排以上軍官幾乎全部處決。

 

有人說，那個時期的幾個根據地，是黨內同誌的鮮血染紅的。雖然軍隊不多、力量不大，卻普遍開展不惜傷筋動骨的肅反。連國民黨都奇怪：我們派往蘇區的AB團（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全稱“AB反赤團”）哪有那麽多人？也許是國民黨成功實施了反間計？至今沒有相關史料出來。披露越來越多的是自相殘殺。倒是有一種說法可以參考：蘇區時代肅反太狠，為了維係部隊的員額和紀律，“國家保衛局”隻能用更殘忍的手段威懾全黨全軍，稍有差池者就有喪命之虞。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賀自珍的弟弟賀敏仁，小孩子、司號兵，長征路上從一個喇嘛廟裏拿了百十枚銅錢，被說成拿了上千枚銀元，就地正法了。

 

後來的“延安整風”、“搶救運動”等“親者恨、仇者快”的荒唐事，則無庸贅言了。雖然中共當時改造社會的理念很有感染力，經不住如此惡性考驗的幸存者，不免脫隊的脫隊、叛變的叛變。有加入國民黨的，有當漢奸的，托派則大舉投效留蘇同學蔣經國。他們反戈一擊、獻計獻策，不無報複心理吧？

 

解放後，黨內整肅和鬥爭的形式有所變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低頭認罪、重新做人。可見，黨內鬥爭少了血腥氣，但是心理壓力大增。毛澤東喜歡把一切拉幫結派、爭權奪利，對事的不同意見、處事的不同方式等等，統統化為黨內鬥爭，以左、中、右劃分敵、我、友。或許毛澤東認為，簡單的肉體消滅不足以顯示其手段，他要征服的是所有人的心。經受過那種折磨的人說：斯大林式的格殺無論，有時還比身陷冤獄、自我作踐、尊嚴無存好受一點。從中央到地方，曆次政治運動傷害的人何千萬，但是黨員官員已經無可逃遁。他們的榮辱係在共產黨的戰車上，今天被批鬥、明天獲甄別，都靠“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所以，他們把黨比母親。

 

比如，黨政要員羅瑞卿，因得罪了幾位元帥、文革前夕被毛澤東突然拋棄。經過批鬥、遊街、關監獄，1973年從牢裏放出來，先不回家，讓司機把他載到天安門，放下車窗欠起身子，向讓他九死一生的毛澤東的畫像行了一個禮。做作是必要的，罵娘在心裏。經過那麽多年兄弟鬩牆、全黨上下恩恩怨怨，已經是人欠欠人，人人自危了。“……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杠，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在這樣的循環裏，隻有吃虧沒人能占便宜-----今天我鬥你，等於給明天你整我做鋪墊------想起來就怕。至此，黨文化又該變一變了。

 

正值“黨的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轉移”，寬鬆的社會環境和氣氛，潛移默化地改變了黨內鬥爭的目標和方式。官還是要撤的，但是不批判了；牢也是要坐的，但是不洗腦了。誰在能撈錢、撈大錢的位子上，誰就是新形勢下黨內鬥爭的寵兒。所以外國人說：共產黨人，在共產國家最危險------過去的危險來自舉手投足、一言一行；今天的危險來自權力的腐蝕和腐蝕了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