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看看古今統治術，多半教人如何懲戒、調教乃至欺瞞民眾；建設與維持承平社會的方法，隻見於這個理論、那種主義。在野的政黨團體以類似“為人民服務”為號召奪得政權、組織了政府之後，工作作風立刻改變，當官作起老爺來。而且越作越退化。
一般而言，政府職能有兩個方向：創造公平正義或者維持統治階層的利益。前者早已無人奢求；執政的學問全都在於手法之高明、平庸還是愚蠢。自求多福的老百姓，隻能在一屆屆當權者掌握了多少統馭術中輾轉沉浮。比如《論語·泰伯》中的那句名言：“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書沒有句讀，讀這段經書的君王如何斷句，關乎民眾福祉。如果他們把這句話讀作：“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孔夫子教導我們說：至於老百姓，讓他們按我的要求去做就行了，切不能讓他們知道為什麽要那樣做。”林語堂則為文道，這話應該讀作：“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懂得、同意了，才請他們去做；沒有那個基礎時，先要向他們解釋與他們溝通。”
政府與百姓的關係，帝製時期毫不隱諱：就是主仆。民國成立，特意把管控一方事務的官名從“知縣、知府、知州”改稱“縣知事”等，以示“執行”而非“下令”。到了中共，官員更加美其名曰為“社會公仆、人民勤務員”。此話說說而已，有人當真是要挨批評的，“社會製度五十年不變”的香港也不例如。幾天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指責香港公務員的心態是“叫我做什麽就做什麽，過去聽boss（老板）的，現在自己當了boss，卻不知道怎樣當boss、怎樣當 master（主人）”。
政府是民眾的老板，事實俱在無庸置疑。問題在於怎麽當老板、當個什麽樣的老板。老板有天然的優勢，權力大、資源廣，調度好了能做很多事。創造安寧祥和的社會環境靠老板；主持公道、發揮正義也靠老板。老板當好了，能成為社會衝突的仲裁、民眾福利的依靠。善作老板者，不怕出事、不怕批評。出了事，老板出麵才能擺平；有失誤，最後解決還得老板。聰明的老板，淩駕於社會各界之上，以調停和救難為能事。到頭來，越出事，社會對老板的依賴就越大。
遇事笨手笨腳、顧此失彼甚或屍位素餐的，也是一種老板。比如這次發生在溫州的火車追尾以及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此類事故，習慣上，政府部門本能地或隱瞞、或推諉、或壓製、或欺騙，在資訊通暢的時代，那樣做的結果，名譽掃地事小，責任人等下台不就弄巧成拙了嗎。以為民眾好欺騙、好愚弄，等於引火燒身。
強大的國家機器、無限的社會資源任由政府動用。既可以事業錦上添花，也可以為缺欠文過飾非。《尹文子·大道篇》講到治理國家時有這麽幾句：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用“道”用“法”是老板，講究“術”和“勢”，也是老板。道、法、權、術、勢，“權力”居中，左支右絀，右支左絀。自古，對內講究道與法，對外善用術與勢的“老板”何曾得見。
因勢利導、揚長避短、順水推舟是做事情的常識。各行各業、某個地方出了什麽事故，其實
都是官員和政府部門“當好人、做善事“的機會。拿社會良心、職業道德要求他們，強人所難了；息事寧人、明哲保身不算過分吧？在三天兩頭的事故處理報導中，人們連這樣的事例都難看到。能看得到的，多半是匪夷所思、豈有此理、哭笑不得……，民眾情何以堪。
跟隨事故頻發、處置不當日積月累的惟有民怨。受難的得不到撫慰、旁觀者感同身受，不知道哪一天罹此遭遇。所以，民間對於災難性事故的反應，呈逐次遞增之勢。除了對“老板之風”的正當抨擊，難免猜疑之心有之、挑剔之意有之、甚至有所誇大渲染。就像怨婦，輕信“金屋藏嬌”，終被冷落長門，顧影自憐，飲泣不足則號啕之、號啕不足則叫之跳之，詆毀謾罵無所不用其極了。要說這是失態，與老板們失職因果相隨；要是說於事無補，與官員之不作為，恰成一對。這樣的局麵是政府造成的。
尹文子大談馭國秘訣，也有告誡：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製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為。“人君”周圍的“群下”，大概就是各級官吏吧。今天的官員比起古代長進多了，人君之術、勢個個精通。弄得民怨沸騰，他們自己也坐不穩位子。我們並不奢望一個理想主義、為國為民的政府，如果老板們，為了維護個人官爵利祿，在出現天災人禍發生的時候，把國家的力量和資源用於盡速厘清事件因果、全力救助受難人員、切實善後災害影響……，其聲譽威信還是能夠保全，長治久安也不會有多大問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