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中國開始出現政黨。有人嫌武力推翻滿清的國民黨不夠激進，又成立了共產黨。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時，與會者13人，外國顧問兩位，代表的黨員不過半百之譜。那些中國人是：張國燾、劉仁靜、李達、李漢俊、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燼美、鄧恩銘、陳公博、周佛海、包惠僧。由此正式施展政治抱負。風雲激蕩、載沉載浮，他們的事業自然不是一條直線，節外生枝在所難免。他們當中：
脫黨三人
李達。一大三名中央委員之一，管宣傳。其人個性倔強，屢與總書記陳獨秀發生衝突，早早負氣而去宣布脫黨。幸而此公對黨情有不舍，曾有宣傳馬列主義之舉，一解放就重新入黨，官至大學校長、全國人大常委。但是在劫難逃，“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受到誣陷和迫害，1966年8月在武漢含冤去世”，直到1980年，中共才給他平反。
因與“青年導師”陳獨秀吵架而離開中共的還有李漢俊。他不辭而別，被宣布開除黨籍。李漢俊的想法是：難道隻有共產黨才是革命的嗎？國民黨也在反帝反封建啊。於是參加了北伐，宣傳的是孫中山“三大”政策。做到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並對共產黨人有所幫助和營救。那是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都是軍閥的敵人。李漢俊終於被桂係軍閥胡宗鐸當作“赤色分子”捉去殺了，時為1927年。一解放，李就被追認為烈士，1986年還建了紀念館。
中共最主要的創始人陳獨秀，並沒有出席一大，派了個代表：包惠僧。會後，包在漢口成功組織了人力車工人大罷工，還與毛澤東建立了私交。隨即卻與管組織的中央委員張國燾發生矛盾。想攜妻子夏鬆雲共赴蘇聯未果，認為是“張國燾小組織”的迫害。1927年革命低潮，包惠僧順勢退黨，在國民政府內政部等處任職。1949年國府遷穗時，官居清冷的人口局長。後給中共故人寫信“卻話巴山夜雨時”，得被接納。曆任內務部研究員、參事、國務院參事等。文革中被打斷一條腿，1979年病逝。
叛變一人
張國燾。從曆史故事上看，張之幹才大概與周恩來不相上下，武裝割據的成就甚至還有過之。長征到四川懋功，毛澤東所率一方麵軍隻有萬把人，裝備簡陋、破衣爛衫；張主席麾下的四方麵軍則擁八萬之眾，馬壯兵強。但是他的政治手腕與感召力都遠不如毛。路上明爭暗鬥，多半處於下風，一到陝北，主力就被中央以其無法推托的理由，遣去隴西，“開辟與國際的通路”。很快，全軍覆沒。折損了本錢、留在延安的張總政委，被毛步步擠兌，幾有殺身之虞，終於隻身逃離，投奔國民黨，後半生一事無成。1979年客死加拿大。
1949年，張寓居香港時，CIA為了收集中共領導人的資料，找上他。他遂寫了一部《我的回憶》，是其“共產黨員生涯史”。不但深自眷念那崢嶸歲月，也為研究中共黨史之必讀。此書約七十代末就在大陸“內部發行”了。因內容與那時的黨史大相徑庭，讀者莫不驚詫。
當托派一人
“一大”最年輕的代表是劉仁靜，隻有19歲。後被派至莫斯科的列寧學院，在中共“幹部培訓班”學習，與那28個布爾什維克一樣，是典型的黨棍。曾以嫻熟的馬列原著，舌戰群儒，曾有“小馬克思”之譽。在蘇期間，他接受了托洛斯基的觀點。老托流亡土耳其，劉仁靜趁回國之機拜訪了托洛斯基。成為托派中第二個麵見祖師爺的人。
這一經曆，成了他的資本與包袱。他以老托在華代言人自居，想當中國托派的領袖，遭到強烈抵製。雖然托派內部經曆過無數次爭吵與分裂，始終沒有人與劉仁靜合作。他便在牢獄的陰影下、困頓的生活中單打獨鬥，直至被捉。出獄後，劉仁靜就給國民黨作政治宣傳和教育工作了。
托派之於中共，因斯大林的要求和其自身的表現，早就從“黨內左派反對派”變成“最凶惡的敵人”。所以，解放後“劉仁靜想找熟人聯係都碰了壁。董必武明說不見；李立三辭以不在家；吳玉章稀裏糊塗接見了他，談話不久，秘書就進來提醒吳，說此人不可接觸；寫信給廖承誌，廖不答複。劉當然不敢去打擾毛主席和周總理，最後劉少奇出麵和他談了一次話，態度、口氣之嚴峻，也是他沒有料到的。他隻記得中心意思是：你劉仁靜隻準老老實實，不準亂說亂動，否則就隻能餓飯。”這次談話後，他連名字都改了。還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聲明，承認錯誤，擁護中共領導。後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約編輯。
文革伊始，先秦城監獄、後團河勞改農場，一共關押了劉仁靜12年，直到1979年，才由人民出版社接出來。這時，包惠僧已經去世，他是碩果僅存的中共一大代表了，登門拜訪者絡繹於途，頗不寂寞。1987年8月一天的清晨，劉仁靜仗劍下樓、過街晨練，被一輛公共汽車撞倒，得年85歲。
當漢奸兩人
陳公博。“一大”後不過一年，就因陳炯明的事與中共發生分歧，遂脫黨赴美留學去了。1925年回來之後，直接進入國民黨高層，不是中央執行委員、就是實業部長，但一直與蔣介石有些距離，緊跟的是同鄉汪精衛。抗戰時期，是汪精衛“和平運動”的二號人物，一直做到行政院長乃至代行偽國民政府主席之職。勝利後被槍斃。
其著，有《寒風集》等。陳氏算是個讀書種子，知道曆史是講究現場感的。1939年時寫下了《苦笑錄》，記述的是1925年至1936年間，國民黨的派係鬥爭，內有頗有不可多得的史料。抗戰後坐在牢裏等待裁決，又寫下了《八年來的回憶》。改革開放後有人發現，其於192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論文中提到，中共成立大會召開的日子是1921年7月23日，糾正了“七一”是黨的生日之說。
周佛海。代表當時東京的黨員小組。他在《往矣集》裏說，留學日本報考的是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因沒有好好讀書，硬著頭皮去看發榜，從下麵找起，到了半中還沒見到自己的名字，一邊想要離開一麵又往上看，不料高中了第四名雲雲。
周某1924年就脫黨了，說法是：黨內鬥爭太殘酷、革命方式太暴力，與他當初的理想不合雲雲。國民黨對他更加合適，一直給他大官做。但是，身為委員長侍從室副主任，卻跟著汪精衛跑了，抗戰期間，周是南京偽政權的第三號人物。因為聰明過人，周一直與重慶暗通款曲，懲治漢奸時，蔣介石本來已經特赦了他的死刑，他還是病死在監獄裏了。
其子周幼海居然在1946年加入中共，遭遇當然是九死一生，抑鬱而終了。著有《周佛海末日記》。
革命到底六人
他們是：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王燼美、鄧恩銘和何叔衡。按迄今發現的史料和正統中共的標準，這六位是“政治善終”的------毛、董之外那四位，都死於“血腥的對敵鬥爭”。
其於“一大”，何叔衡有點故事：1921年，何老45歲，是代表中年紀最長的，被毛稱為“叔翁”。可能是年紀的關係吧，對“新生事物”不太敏感，與會者嫌他是個“冬烘先生”，完全不知共產主義為何物。就讓毛澤東找借口說湖南那邊有事要處理，請他先回去了。
代表人數
過去很多年，大陸所說的“一大”代表是12人。一種說法（如張國燾等）不算養傷半途離開的何叔衡；一種算法是陳獨秀派來的包惠僧不算正式代表，是列席；董必武則說包惠僧是新聞記者。
其實，沒開完會的還有李漢俊和陳公博，第三國際的文件裏算了何某沒算他們，按這個算法，代表就是11人。“11人”說還有一種：王燼美和鄧恩銘當時還是中學生，沒人拿他們當回事。
拿掉王和鄧，再去掉包惠僧、何叔衡、陳公博和李漢俊中的任何一位，“一大”代表隻剩十個人。要是把沒有全程與會和資格有疑問的全都拿掉，“一大”的代表性就更差了。看來，區別隻能是“正式代表”和“與會者”。本文是以“與會者”一共13個人為基數的。
誠然，若不是事關論功行賞，恐怕沒人在乎“創造曆史的那個時刻”誰有誰無。
兩人外國人
以上“一大”代表的人數算法，都沒有包括兩個外國人：尼科爾斯基（即尼科羅夫斯基）和馬林。尼是俄國人，受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和赤色職工國際派遣，馬是荷蘭人，共產國際派他作尼科爾斯基的助手------組織、指導中國共產黨。組建中共，這兩個人功不可沒。中共則一向不願提及蘇共的指導、援助他們的事。蘇共檔案卻記下了那些細節。
蘇共援華的原理是“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須得打造一個社會主義陣營，才能與資本主義抗衡。尤其在托洛斯基得勢期間，蘇共不遺餘力地在世界範圍內在理論、組織、物資、軍火和金錢上，教導、組織、援助、支持、支撐各國共產主義組織。開辦幹部訓練班如“東方共產主義者勞動大學”和“莫斯科中山大學”（即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還有設在其它院校裏的“外國班”等。
出於經驗，列寧早就認為，運作這麽大的事業，必須得有一批職業革命家。所以，援外物資資金不計代價。有學者發現，當年自身捉襟見肘的蘇共，不惜大量售賣沙皇的珠寶，給外國共產黨做活動經費；列寧格勒全市的黨費，一度全部拿來供給中國的職業革命家。是為中共被稱作“盧布黨”的由來。
具體操作個中環節的，就是中共一大的與會者尼科爾斯基、馬林等。沒有這些催生劑、助產士，中國那五十幾位窮秀才，不知何時才組建得起一個政黨來呢。
最後再說一句：直接參與中共建黨的尼科爾斯基，1938年被蘇聯內務部當作“從事間諜破壞活動的右傾托洛茨基恐怖組織的積極參加者”逮捕，隨即槍斃。1956年時獲得平反，申怨冤算早的。馬林則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發生意見分歧，1924年辭職回國，擔任荷共領導。1942年被入侵的德國法西斯殺害了。
算下來，十五名中共一大與會者，生命與名譽都算善終的，隻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