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製有必要 分寸難拿捏

 

關於愛因斯坦成名有一些說法，一個是：年輕的愛因斯坦遇到老邁的弗洛伊德，互致敬仰後，老弗語帶酸楚地對小愛說，你成名比我容易，你的相對論誰也不懂，無從置喙；但是人人都敢對心理學說三道四。另一個是：愛因斯坦和卓別林見麵了，愛說：你沒法不成名，你的喜劇人人都懂啊；卓回敬：你出名才順理成章呢，全世界不是隻有12個人懂得相對論嗎。政治就是喜劇和心理學，懂的人太多了，都能在報刊雜誌和博客論壇上發表見解，但是不可能逐個實行，所以非控製不可；誰讓理論物理太難，隻能敬而遠之呢。

 

“政治”也者，公眾事務、眾人之事。經梁啟超把顧炎武的理論簡約成口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操心祖國的前途、人類的命運就成了所有人的義務。中國人多見解就多，到底聽誰的？毛主席說了：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共產黨則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黨員太多，得選一個中央委員會，由大佬組成權力核心“政治局”，統籌黨內黨外。既如此，一個中心就隻能配一付喉舌。不然，雞一嘴鴨一嘴地，吵吵嚷嚷、混淆視聽，什麽事情也沒法開展。不服？有想法？屬於幹擾黨的事業、破壞國計民生！封！

 

在適當的範圍、對思想和輿論進行適度的控製，當然有其必要。問題出在“度”上。用模糊的標準對應模糊的概念、處理模糊的問題，是人類文明文化的千古難題。政治中人有時候需要操縱輿論加快曆史的腳步。如戊戌變法前的公車上書，康有為稱，聯署變法條陳的在京士子有三千多人，給清廷造成巨大壓力。其實，梁啟超率80廣東考生發起的上書運動，隻征集到342人簽名。辛亥革命也是這樣：武昌首義的次日，就把象征十八省的18麵星旗插上了蛇山（那時，清廷把全國直接掌控的地區劃為18個省），並在報上大造“南北附議”之勢，隆裕皇太後退位後才知道，到了11月，正式宣布響應的省才上十個，黃河以北尚無舉動。

 

這是史有定論、算蒙對了的事。要是操控失誤功敗垂成，那就不是“順應民意”、“政治手腕高超“，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吧？看來，“順應”與“砸腳”不論現實意義還是曆史評論，都是一個立場問題。就說現在吧，控製輿論者打的是“和諧、穩定”的旗號；爭取資訊和言論自由的，用的是“人權、民主”相抗爭。各有所護、各有所圖。控製的分寸恰當與否、爭取的範圍出沒出圈，得到下一個曆史階段才能定案了。當局者的曆史風險是“延宕了中國全麵現代化”，自由派也許要負“攪亂了社會穩定發展”的曆史責任哦。

 

“身後之事誰管得”？毛主席隻教導我們“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他老人家在全體中國人中實行“統一思想、統一意誌、統一步伐、統一行動”的時候，說的也是為了“多快好省地建設祖國”。結果呢？現在的人，懷念毛時代什麽的都有，就是沒人想重溫思想輿論全被鉗製的舊夢。不讓人說話、不許人表達、限製資訊和思想自由的做法太招人恨、太不符合人性了。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於人有思想、有見解；“不自由、毋寧死”要的就是交流與表達的渠道和園地。哪怕言多語失得罪親友、哪怕誇誇其談誤了賺錢。因為，自由地思想、痛快地表達，是人生最大的享樂，是生命的最高價值，為此不惜前仆後繼。

 

大概他們也知道：上帝造人的時候就設定好了：真不讓說話會把人憋死。所以現在國內科學、文化、藝術、生活……什麽都隨便說了。隻有不同政見“限製中”。開放風花雪月、怪論奇談，為的是分流、是移情，那麽多話題還不夠你議論、發泄嗎？不夠。別忘了人性中的好奇與叛逆，別忘了，中國文化中的“天下觀”。其實，論政一自由也許倒沒多少人參與了。西方許多人就有“兩不談”-----不聊政治，不聊宗教。

 

噢，我知道了。常言道：真理越辯越明。他們封鎖交流園地、限製言論自由，是膽怯心虛，知道他們那點說辭不經推敲。不是真的為了同心協力建設國家，而是怕輸了理、失去執政的合法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