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山雲複雨 三峽任爾行

毛澤東一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更新了三峽的神秘與浪漫，像是給了三峽工程某種豁免權，經過長期論證才動工、至今允許指指點點。中共治下，像這樣的例子真是鳳毛麟角啊。

 

據說，早在1919年，孫中山先生就在《實業計劃》中提出在三峽“以閘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那是他長遠規劃；上世紀三四十代，國民政府曾在美國幫助下，在三峽進行過水電利用勘測與設計；1945年還設立了“三峽水力發電技術研究委員會”。但那不是個宜於建設的年代。毛澤東的《水調歌頭·遊泳》作於1956年夏，而提出“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不晚於1953年：毛聽取了長江問題的匯報後說：“費那麽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庫，還達不到控製洪水的目的，為什麽不集中在三峽卡住它呢！”算是接力開展三峽工程吧。

 

治水，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功課。有曆史學家認為：風俗習俗這麽多種、地區差異如此巨大，居然能夠成為一個國家，就是受自然地理的製約-----必須中央統一調配全國之力治水。然而，古來治水之方，一則以堵，一則以疏。“堵漏、補缺”的代表人物是鯀（gǔn），結果是疲於奔命、勞而無功；鯀的兒子是禹，接受教訓，改行“疏導、浚泄”之法，在許多地方比較成功，但是長江水患依舊。孫中山以還至毛澤東及後，在三峽建壩蓄水發電，像是“堵以兼疏”。這個辦法古人未必想像不到，而是沒有實行的技術能力。

 

到了這麽大規模的工程有了上馬的可能，時值“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大幹快上的年代，毛澤東居然遙望三峽而止步、滿足於賦詩一首畫餅充饑。隻組織專家勘察論證，1953年開始，58年大躍進都沒有輕舉妄動。但是，航運、灌溉、庫區淹沒、人口遷移和庫區測量等等技術問題的安排設計時斷時續，持續了30年。猶猶豫豫，大概主要是因為這樣的工程，顯而易見的利弊都很大，不確定因素太多，尤其是對生態平衡的影響，很難綜合推演、計算得失。連毛澤東都不敢冒這個險。

 

真正加快步伐走向開工的，是“新時代”的領導層。裏麵有“摸著石頭過河”，出錯當作“交學費”的鄧小平；有喜歡作秀、誌大才疏的江澤民；還有留學蘇聯的水利專家李鵬等。這樣的工程，把握多在施工技術和近期經濟效益層麵；科學論證其對生態、環境、地質、氣候、物候等等方麵的影響，就不充分了。畢竟人類在這些方麵，才剛剛有所認識、已有的知識遠不足據。從而使同一件事，往正反兩個方麵推論，都可以有一百條理由、一千種可能。

 

正其如此，給了急於建功立業又大權在握者以“便宜行事“的可能-----權力彌補知識缺陷、宣傳造勢力促進啟動。官方組織出來的推薦方案認為，三峽工程效益巨大：一、可以控製長江上遊洪水，減免中下遊地區洪災；二、為華中、華東及川東提供電力。緩和這些地區能源緊張狀況；三、萬噸級船隊直達重慶雲雲。

 

但是，從動工、建成直到如今，國際國內在朝在野各界人士的反對意見，鋪天蓋地、持久不衰。有審慎地計算，也有尖銳的批評。三峽工程的決策被認為有政治企圖；工程上的每一個細節都被密切關注、即刻指責；預期效益和實際情況、移民安置、新重慶地區的貧困問題、泥沙淤積和水位問題、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地質災害、對風景名勝和文物古跡的影響等等。雖然許多問題不能定論，但是，官方對大壩防洪能力從“萬年一遇”減為千年、百年、到“不到完全依賴三峽大壩”等迅速縮水的說法，助長了反對聲浪。庫區周邊連年大旱，到底與水庫有何關聯無人能夠說清，都使這一曠世工程，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眾矢之的。

 

幸而，這場牽延了幾十年的辯論的高潮，發生在大陸不搞政治運動之後，竟然呈現出以往少有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場麵。雖有水利專家黃萬裏因竭力反對在三峽建壩，被鄧小平說成：黃萬裏確確實實是個老右派。卻未因此而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關注此事的一般讀者，還學到不少水文、地質、環境、生態、工程、移民等方麵的知識，湧現出萬千三峽愛好者，造就了一些相關領域的學術專家。就像抗日救亡運動，山河破碎之際，傳播了文明文化，組織起現代模式的國家。

 

1955年，黃萬裏正確地預言了“三門峽水庫的使用不可能超過二十年，清除它的危害可能要幾百年。”1991年黃萬裏又說：“如果造了長江三峽水庫，必定對中國對天文，水利，自然環境，老百姓造成極大危害。……五十到一百年後，三峽水庫必定報廢。清除它的後遺症需要付出幾代或幾十代人的艱辛和幾萬甚至更多倍的代價。”我們不想因為要看共產黨的笑話，而讓黃氏不幸言中。我們知道，有利無害的事情不太可能。隻希望政府的決策不要冒險、慎之又慎；希望出現新的技術，一一解決建造超級水庫的種種弊病；希望學術地、說理地、知識技術性地論爭充分、長久、持續；請政治逐漸退出科學技術等領域，把大大小小的計劃、工程交給專家學者，經由科學程序做出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