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翻譯與政治”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比如一次胡錦濤與奧巴馬的聯合記者會，連著出了兩件與翻譯有關的事，至少一個“很政治”就是“漏答了人權提問。幸而當場糾正，免去了胡主席回避敏感問題之譏。還有一個是“他”指的是誰，若是直指奧巴馬總統，則有點失禮；指那些議員則毫無問題。看上去，不僅作為表達與交往的中介，翻譯確實具有談判技巧、政治手腕的功能。
“外交無小事”，君子一言、駟馬難追。為了給自己留有糾正失誤、改變主意的餘地，據傳外交部有個規定：正式會談時，主談官員無論外語多麽好，都要通過翻譯轉達。意在一旦需要改口時，可以推說原話是翻譯的錯。幸虧有此慣例。一次，鄧小平與來訪的美國國防部長會談，鄧說要與美國結成軍事同盟雲雲，美國防長毫無準備，事關兩國關係的重大轉變，沒有授權、他做不了主。但是，中方倡議者是慣做驚人之舉的“總設計師”啊，美方自然當真。不料，會後不久，就接到中國的更正通知：那個話是誤譯。當值的翻譯還被指：不熟悉中國的外交政策。翻譯則哭喪著臉對人說：政策都是他定的啊，聽他那麽說的時候、我還以為政策變了呢。
在政治氣候異常嚴酷的年代，與外國人打交道，中間有沒有翻譯都不保險。彭德懷曾經五次外訪，行跡遍及蘇聯東歐，因此得了一頂“裏通外國”的帽子。他哭笑不得道：我根本不會說外語，凡事都有翻譯在，怎麽和人家密謀？但此事比廬山的“萬言書”還難洗清。林彪接任國防部長後，似乎接受了這個教訓，見了外國人裝聾作啞。弄得外交部最怕給他安排會見。外國人講了一大篇，他點點頭、哼兩聲，翻譯恨不得替他編幾句話應付場麵，又不敢。就這樣，林彪最終基本擺脫了在外交場合作主人的煎熬。
閑話少說，言歸正傳。在中國，對翻譯的一般要求是“信、達、雅”。主要用於文學作品、技術資料之類，一到了政治場合，翻譯的第一要務就變了。如德國學者漢斯•弗米爾所說：“翻譯是一種行動，行動皆有目的，所以翻譯要受目的製約。”一有學者介入，裏麵的名堂就多了。
據考，“翻譯的政治”是20世紀60年代西方後現代語境下出現的一種“問題意識”（a sense of questioning）。作為一個命題，首先正式提出者是沃納•溫特1961年發表的文章《作為政治行為的翻譯》。此類現象，則至少可以上溯到文藝複興時期馬丁•路德翻譯《聖經》。有人考證出，那部現代德語版的《聖經》，存在著複雜的政治利害關係——他革命性地將《聖經》翻譯成了新教改革運動的理論基石。所以，西方譯論家艾德溫•根茨勒公開說：翻譯當然就是“改寫”（rewriting）；是服務於權力、充滿變數的文本操縱。
這個方法，是隨西風東漸進入中國的。近代啟蒙思想家梁啟超的翻譯活動，就有“政治為先，應時而變”等特點。後來的魯迅，中文、日語根底之厚自不待說，還學過德語、英語和一點希臘文。他竟寧願“硬譯”，為了新文化運動的需要。看似，有政治頭腦的譯者，可能會依翻譯的目的，決定直譯、意譯還是編譯，並不盲目地忠實原文。這麽一來，翻譯就成了政治的工具和技巧。
其實，古代的帝王大臣早就這麽幹了。有學者在研究中外交流史時發現，中國的史書上有一些外國使臣所遞國書的譯文，滿篇誠惶誠恐的臣服之語。而且，遣詞造句“很中國”。遂暗生疑竇，設法找來國書的原文。一看方知，譯文乃“改寫”之作，把人家平等、友誼的話，全部改成皇帝愛聽的、能向國人宣揚外夷如何卑躬屈膝的典雅的文言文。
西方，翻譯與政治、權力、意識形態、社會環境等因素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在蘇聯，斯大林授意翻譯亞非拉國家的文學作品，討好朋友、建立友誼。晚清，介紹進來的西方概念中有一些，譯者根據某種需要自行定義，至今還在產生理解上的偏差與誤會。
中共的做法就更高明了。因“馬列主義”是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便專門成立了中央級的馬列著作編譯局，根據中國現實政治的需要，編譯馬、恩、列、斯的著作。典型的一例如宗教的社會功能，譯馬克思的話時：宗教是統治階級麻醉人民的鴉片；出《列寧全集》中文版時，把列寧引用的這句話，加上了一個“煙”字。後來看到，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提到馬克思論宗教時說，馬氏的意思是：宗教乃人民用來麻醉自己的鴉片。
那些都意譯。出現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的原話說的是新教，有人給出的直譯是：宗教是被壓迫心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製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頗有悲憫之心哦。
他們的理論是：反正外國人也聽不懂中國話，說得再認真也沒有用，說多了反而還容易犯錯誤。
王洪文，陳永貴，吳桂賢深懂箇中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