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望月鏡中花

對采群居為生活方式的人類來說，“信任”是物種生存繁衍的基礎，涉及所有形式的人際關係。這個層麵上的專有詞匯是“誠信”。中外古今，“誠信”都是道德號召、社會難題。因為，自私的本能、生存之競爭、猜疑與誤解……，在在導致失信、需要騙局、製造背叛……。充斥人類文明史的悲劇莫不根源於此。

 

貴為君王的，可能為了某種“可憐而自私的歡樂”，濫用建立在誠信基礎上的協議，失掉江山。如周幽王之烽火戲諸侯，教訓啊。統治階層這類的事情做多了，想要改惡從善、正經為社會幹點事，都沒人相信。如商鞅幫秦孝公實行變法，上當受騙慣了的民眾無人響應。不得已，商鞅“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有能徙之北門者，予十金”；一向隻顧橫征暴斂的政府居然這麽大方？沒人敢信。商鞅隻能把賞錢加到五十金，並予兌現，而且沒拿回扣哦。可見，信用也者，破產容易挽回難。官僚階層以權謀私造成的種種社會惡果，也在此列。《論語·顏淵》“民無信不立”一語，通俗地可以解釋為：如果民眾不相信政府和官員了，國家也就快完了。

 

中國民間深知“誠信”重要，童子啟蒙就能讀到：《論語》“民而無信，不知其可。”《孟子》“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墨子》“言不信者,行不果。”《荀子》“雖有仁智，必以誠信為本。”等等。淺顯的則有故事，如“曾參殺豬”說的是其妻出門辦事不能帶孩子同去，便哄孩子說：在家等媽媽回來，殺豬煮肉給你吃。不料，曾參為了育人、真的忍痛把豬殺掉燒給孩子吃了。而不是欺負弱小追究之力。再如北宋晏殊，殿試時發現考題是幾天前練習過的，就如實向皇帝報告了。皇帝給晏殊一個美差，因為別人遊冶的時候，隻有他在家讀書。晏殊謝恩後說：“其實我也喜歡遊玩飲宴，在家看書是因為沒有錢，不然早和他們一起去了。”而不是慶幸自己交到好運。美國不是也有喬治·華盛頓勇於承認錯砍櫻桃樹的故事嗎。現代社會如曾參、晏殊、華盛頓者能有幾人？

 

其實，哪個時代、哪個國度，誠信都是稀缺的珍品，不然就不需要世世代代地灌輸、不厭其煩地宣傳了------君王能如其標榜地治國愛民，怎會頻繁改朝換代？社會風氣端正或沉淪，則與政府、官員的品質互相感染、惡性循環。區別隻是在於誠信的標準和失據的表現、隨時代改變各不相同。比如，以平等博愛基督教立國的歐美國家，經曆過黑暗中世紀、殖民主義、種族歧視等愚蠢、血腥和野蠻；至今遠離國際交往一視同仁、國內階層同享貧富。禮儀之邦如中華帝國也不遑多讓，細說令人氣餒，不提也罷。

 

所以，我們看到的曆史：一國一朝無論亂自內起，還是滅於外敵，“禮崩樂壞、誠信墮落”都是主要因素。重建道德體係大半止於理想，新的政黨、派別掌握國家權柄之後，都曾真誠地克己複禮、向真善美推進。卻多不免逐漸背離誠信理念，在朝侫臣與在野刁民沆瀣一氣，把國家民族推向苦難的深淵。因為社會是人組成的，而人三大本能：食欲、性欲、防禦，易向頑劣癡愚傾斜，經得住權力腐蝕和利益誘惑的能有幾人？

 

人們無奈地發現，社會變革往往是場悲劇，就像楊絳先生說過的：希望的事遲早會實現，實現的希望總是變了味了。而革命家也多不能落實初衷，正如錢鍾書先生所指出：革命在事實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論上的失敗------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言必信、行必果”恰似水中月、鏡中花，可望而不可及。

 

然而，夜半心靜秉燭細讀，人類的社會文明還是緩慢、螺旋式地向上提升的。許多過去天經地義的不平等、不公平現在不合法了、被監督了……，說明社會道德標準被普及、價值觀念在提高、行為方式趨一同。不然，貪官汙吏撈錢就不用巧立名目了，紅男綠女胡作非為就沒人在意了，誠信缺失造成社會亂象就不會成為共識了。

 

但是，這個無處不在、變動不居、關聯一切的“誠信”，將是人類永遠的議題，用上古今未來一切的科學藝術、經濟人文方法和手段，隻能看到誠信問題新舊替代，不要奢望最終解決。作為“人類原罪”，它既是文明文化新陳代謝的動能又是產品，直到世界末日閃亮登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