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有默契 竊聽故事多

像英國的百年老店《世界新聞報》宣布停刊這樣的事，要是其它原因，社會大眾可能有所挽惜，若是竊聽，就無人不恨了。竊聽，本是取得新聞素材乃至一切價值資訊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因其屬於間諜行為，從而具有政治意義，令人愛恨交加。古往今來、在朝在野，竊聽一事演義了多少成功和失敗的悲情和喜劇。

 

竊聽可以是搞笑的。北京大放內部電影的時候，看過一部歐洲片子，一群私家偵探參觀竊聽器展覽，一個裝置是這樣演示的：一男子有點緊張地：“你丈夫什麽時候回來？”一女子輕鬆地：“沒事兒，他去看竊聽器展覽了。”

 

竊聽可以教育人。前幾年獲獎的德國電影《竊聽風暴》，東德克格勃特工被竊聽對象感動，挺身相救。據說，這個故事“源於現實生活”並非杜撰。

 

廣義地說，在現場暗中觀察、記錄，據此做出對明處一方不利的行為，都可以視為“竊聽”一類，比如破譯密碼。二戰中，美軍破譯了日軍的通訊密碼，成功伏擊戰爭狂人山本五十六。這類行為算是壯舉，是非無人置喙。但是，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小三”跟閨蜜炫耀其“戰績”的錄音，則因手段不當、動機可疑，不具法律意義。然而，傷害已成、僅次於致命。如果克林頓知道一點中共黨史中的竊聽事件，定會私下羨慕“還是極權好啊，吃虧的是他！”

 

毛澤東是個喜歡說話的人，有時不免信口開河甚至出爾反爾，讓手下難以為據或者不可琢磨。那時，毛主席的話是“最高指示”，“理解的要執行，暫時不理解的也要堅決執行”。無奈之中，有人提議把毛的講話錄下來，以便深刻領會、貫徹執行。此議呈報，毛也同意，具體負責人是當時的中辦主任楊尚昆。不料，後來毛在布置文革時，認為楊可能有礙戰局，遂指錄音為竊聽，可憐楊某頓時下野於文革開打之前。

 

也有主動錄音弄巧成拙的，比如理查德·尼克鬆：入白宮時，為了顯示其史料感和坦誠，令人把橢圓形辦公室錄音設備的開關去掉，自動錄下室內的全部談話。“水門事件”發生後，法庭發現，錄音帶上出現了十八分鍾半空白，莫不是總統先生與幕僚研究對策時，忘了錄音機伺候在側，說了些“不足為外人道”的話、然後給抹了吧？如此，錄音變竊聽，老尼說不清，最終黯然辭去美利堅合眾國總統一職。

 

其實，不隻是政治家，任何人都經不住竊聽。幸好法律、社會輿論和道德觀念都保護隱私。因為每個人都有不能曝光的思想和言論、不宜外傳的行為和曆史。容忍存在、限製打探是人類文明公約、人際關係默契中的條款之一。如果凡事一無遮掩，則國家無秘密、商業無絕竅、個人無私密；還談什麽競賽、競爭和智鬥。沒有神秘、無需推測、毫無懸念的世界與人生，也就沒有多少樂趣可言了吧？

 

所謂“陽光之下無秘密”，說的是：真相披露不過爾爾；在此之前呢，大家不是都願意把聰明才智和資源，投放在挖掘真相、刺探實情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