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壞兼備 希望存之

有人說，與目前的世界局勢比起來，給藝術家無窮素材的一次大戰到冷戰，顯得單調而無生氣，因為主題多半圍繞“生與死”，難怪年青人興趣不大。而後人看中國，把1840年到1980年所有的故事加起來，恐怕也不如最近三十年這麽節奏緊湊、色藝雙全。但評論家們批判現實的居多，比如清華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孫立平，曾經從17個方麵論述了“中國社會正在加速走向潰敗”，典型地代表了海內外華人對現實的失望和不滿。

 

我想，無論支持這篇文章的論點需要多少例證，分分鍾可以信手拈來。同時，說當前中國方方麵麵“為有史以來之最好”，也能舉證千條。要求雙方都以“鐵的事實”為據也非難事，而且既互補又共存。事實上，無數正反事例和理論闡釋，現成地存在於社會上、刊物中，否認不了、封殺不盡。雖然某名人早有冷語揶揄：“以往的哲學家都在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幸好，振疲起衰和錦上添花之法也不少於千條，並且極具可行性。既如此，我們就能心平氣和地麵對這些議題了。

 

其實，時代雖然不同，相似之處卻不少。細看漢代的光武中興、唐朝的貞觀之治、前清的康乾盛世，也充斥道德淪喪、危機四伏的譏評；國破家亡、浩劫當前的年代，也曾充滿希望。讚美與批判的區別在於標準定在哪裏。既得利益者不一定滿意，因為撈錢無止境；疾言厲色可能另有原因，或許是想“吃葡萄”？。《茶館》裏有一句名言“我愛大清朝，我怕它完了！”生動地反映了大多數批評者的心態，適用至今。惟一需要區分的大概隻是：愛國還是愛黨：政黨如浮雲，國家民族常常在為執政黨的錯失和胡作非為買單哦。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查爾斯·狄更斯撰寫了《雙城記》，講的是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小說是這樣開頭的：“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也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人們心想事成，卻又一無所有；他們在直奔天堂，也在奔向地獄……”。狄更斯落筆時，法國已經經曆了那場腥風血雨，封建專製變成了共和，整個歐洲被其帶領、人類文明加快腳步。隻因狄更斯是以英國人的眼光、站在倫敦寫巴黎、感情距離相對稍遠，我們才看到這樣的曆史寫法；也因為事件沉澱了半個多世紀，才讓狄更斯看到“一個美麗的城市和一個燦爛的民族從深淵中升起”。

 

看來，雖然古今中外向有許許多多思想家、政治家為社會發展製訂藍圖，安排了和平、理性、秩序的大綱和細則。但是，沒有哪個朝代、哪個國家，能按部就班地在和風細雨中實現變革。就連美其名曰的“顏色革命”，也是血染街頭、冒死抗爭。在連續暴力革命百年的中國，能像今天這樣，停止政治運動、不再鬥批改、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已經算是舉止文明、黨性向善了。至於貧富差距拉大、貪官汙吏橫行、社會問題處理失當、乃至道德淪喪雲雲，是實行市場經濟、積蓄私有財產、容忍社會多元的副作用和必付的代價吧？

 

好在中國定會往前走，不會在今天的水平上踏步。既然不公平、不合理已經揭出披露，就不能任其無拘無束地存在和擴展。社會公正隻嫌欠缺、不容擱置。本著“成績講夠、問題說透”的原則，發揚民主社會監督約束政府職能的精神，中國需要憂心忡忡、吹毛求疵的孫立平們。他們的身影出現在各行各業，他們的論點充斥媒體街頭，才有足夠的壓力讓黑白兩道收斂行跡，才能教育芸芸眾生，才能診療社會疾患、推動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