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省概念的後遺症

民族問題是中國曆史特征之一。有學者指出：民族融合、民族同化和民族文化融合是民族關係的三個類型和方麵，看似都圍繞著分與合。所謂民族，人種血統、文明文化、宗教信仰是其分野，區別帶有“本能和本質”性。所以，世界文明史上，民族融合非常艱難；當下充斥國際社會的民族鬥爭，政治隻是誘因或表現形式，更深層次的原因隱藏在曆史進程中。

 

中國的民族史也是類似。若以朝代為大致階段，先秦：民族構成劇烈變動；華夏族產生、與蠻夷戎狄交融。秦統一後，中國境內各民族統稱“秦人”，正式開始民族同化、融合或分裂的曆程。

 

秦漢時期：“秦人”之稱易作“漢人”。四百年間，民族構成相對穩定、界限比較清晰、民族偏見強烈，築起間隔，但有共同的敵人“匈奴”。對外戰爭起著凝聚國內各民族的作用。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匈奴、鮮卑、羯、氐、羌“五胡亂華”，周邊少數民族湧入中原和避亂的大遷徙，使漢、胡雜居並長期混處，漸漸融為一體，最終形成多民族一體化的新的共同體“唐人”------文化“慘勝”血緣，過程十分殘酷、結果危機四伏。

 

到了宋遼夏金元：民族政權對峙、戰爭不斷，偏見強烈、壁壘森嚴。同一政權下的各民族關係緊張。元朝實行嚴厲的民族分化和歧視政策，民分四等，人口最多的漢族倍受嚐盡壓迫，對“非我族類”的成見與忌恨，深植漢文化。

 

明清：明朝報複似地推行大漢族主義，與其他民族關係非常緊張。滿清入關，民族地位翻盤，滿蒙等族占上風。民族色彩強烈的歧視和壓迫政策，直接給今天中國境內的民族關係留下嚴重的後遺症。此事不妨就近從清朝版圖說起：

 

有清之前，中國主體王朝與周邊地區的關係呈現親疏層級，大致以秦朝疆域為核心地區，其次是羈縻地區、然後是藩屬國、再次是朝貢國、沒有往來的是化外之地。清廷施行因俗而治的地方行政製度，意在不同民族分而治之。稱“核心地區”為“中國內地”，有十八個省份，與其它地區的界限主要是長城及青藏高原。

 

乃至十八世紀末，西方竟出現了“China proper”等詞，意為“中國本土、中國本部”，指漢族聚居、儒家文化統治的主要區域；與之對應的地區，則稱“Outer China”，指中國外圍或曰中國疆部、外部中國。初始，國人對於這樣的“劃分”不以為意。不料，卻從概念上給“西藏等地與內地的關係”，埋下爭議的伏筆與依據。

 

這個沒有得到及時糾正、厘清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把本來人種、文化、宗教等頗有不同的新疆、西藏、青海、蒙古等地區之間及與內地分隔開了。加之明朝嚴格限製邊地人口流動，使邊疆地區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長期遲滯，向心力減弱，領土不斷被列強蠶食。而中國自己也有“內地十八省、關內十八省或漢地十八省、兩京十三省”等說法。所以，我們才奇怪地看到辛亥革命史料，以“武昌城頭舉起義旗，十八省紛紛通電響應”，表示全國都在反清雲雲。

 

孫中山的革命口號中，最響亮的一句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在中國分為“內外”的背景下，其與黃興、章太炎等於1906年製訂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沒有把這個概念的含義說清楚------韃虜驅除到哪裏去？中華的範圍有多大？倒是有過“在十八行省恢複建立漢族國家”的意思，他說：“支那國土統一已數千年矣，中間雖有離析分崩之變，然為時不久複合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幾如金甌之固，從無分裂之虞”雲雲。沿用了清兵入關前，漢族大部人口聚居區域為中國的概念。孫氏向以繼承明太祖朱元璋的事業自勉，他曾說：“明太祖驅除蒙古，恢複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而“驅除胡虜，恢複中華”一語就是摘自朱元璋的“討元檄文”。

 

黨國元勳最早設計的中華民國國旗為“象征十八省漢族鐵血團結”的十八顆星，似乎視滿、蒙、回、藏等少數民族聚居地為可有可無之。客觀上為日本等外國勢力提供了侵華、亂華的口實和可乘之機；還導致地處邊疆的維、藏、蒙、滿、回等民族，對內地加深嫌隙，對國民革命充滿疑懼。後來曆屆中央政府民族政策中的不妥與失誤，也使民族矛盾雪上加霜，致使今天衝突不斷，加速離心。

 

由於民族爭鬥帶有“人類文明原罪”的性質，所以，古今中外，民族融合即便少許成功，動輒也要千百年，過程無不痛苦而又血腥；載歌載舞融為一家的例子，未之見矣。

 

“十八省”是狹獈民族主義，遇事就在“民族”上找原因、扣“民族”的帽子，也是一種狹獈民族主義，有時起著煽動、上綱和火上澆油的作用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