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楊絳先生年逾百歲，同錢鍾書先生一樣，一生不願接受采訪、不願被人宣傳。要說他們是“大隱隱於市”吧，也不像，知道他們的人太多；倒有點“富在深山有遠親”的意思-----可望不可及、被人惦念，可惜用的不是他們夫婦樂見的方式。
據說錢先生拒絕打攪比較直接：過年了，社科院某副院長親自給一些德高望重者拜年，敲到錢宅的門，錢鍾書開了條縫就不動了，副院長一行趕緊申明來意，錢氏聽罷一聲道謝，就把門關上了。有洋人來電話盛讚《圍城》，要求采訪，錢說：如果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還不錯、就行了，何必非要認識下那個蛋的母雞呢？楊絳先生也首選清靜，拒絕來訪的方式婉轉一點而已。
其實，與他們二老有私交的人說，錢、楊二位喜歡與朋友漫談，尤其是年輕人。回憶文章裏這麽說的不止一處兩處；甚至有中年人說：我去時，若錢先生正在和某老年人閑談，就會笑對那位說：你走吧，我這兒來年輕人了。按理應該是這樣：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談。而他們研究的是文學、文學史、文學評論和比較文學等等，需要與人交流觀點、角度，而談感受正是調理思路的好辦法。當然，對方得聽得懂錢、楊在說什麽。
果然，細看和他們深談過的人之所言，道古說今都是學問上的事。學問也者，不包括小說故事噢。但是上網一搜，提到錢鍾書的，開口《圍城》、閉口《人、獸、鬼》至多言及《寫在人生邊上》；極少提到《談藝錄》、《管錐編》；甚至有“錢學”研究者不知道他出版過一套十二本的《宋詩紀事補正》，竟感歎錢鍾書晚年沒寫什麽東西。楊絳先生的遭遇也差不多，其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幹校六記》和深情款款的《回憶兩篇》被提起的頻率，遠遠不如其它的“遊戲之作”。
“當時年少青衫薄”，是錢、楊二位對自己昔日所作小說、劇本的評價。相當於“人不輕狂枉少年”吧。作為專家學者，後來的老成之作才見他們深厚的學力。“粉絲”們視而不見等於“買櫝還珠”。每談觸不到興奮點，應付文學青年“小兒科”的問題成了浪費時間。 就像一位不擅書法的畫家，用心作畫一幅、隨手寫了幾個字在邊上。展覽會上，觀眾大多讚美題款、沒幾個人跟他討論畫的內容。畫家見狀，哭笑不得之餘，心裏還會輕視那些熱情的知己。
書載，是夏誌清“發現”並推介了錢鍾書。但是錢某並不怎麽領情，問夏道：你怎麽拿我和張愛玲相提並論？甚至有楊絳說張的作品是“下三濫”的傳說。此事確否待考，他們完全不是一路則無庸置疑。張愛玲是通俗小說家，文字水平與楊絳不相伯仲，品味則大異其趣。張主張：出名要趁早，來得太晚，快樂也不那麽痛快。而錢楊夫婦是淡泊名利、甘願坐冷板凳的。不然，錢鍾書不會用文言寫書；楊絳的散文集也不會寥若晨星了。
楊絳百歲華誕，有文章感慨他們稿費上千萬，印量之大可以想見。要是能舉出哪本書印了多少就好了。因為，他們同時有學術著作和文藝作品的人不多，從其著作的讀者分布上，可以看到當今社會學問與娛樂的關注比例。文革後，先出了《管錐篇》，那是1979年的四冊本，初印萬餘，讀者更少，久賣不動、新書就淪落到舊書店去了。到了1982年，可能是夏誌清在海外宣傳有方吧，《談藝錄增訂本》出來了，首印兩萬多部。有香港人專程到北京去買，發現該書“憑票供應”！當時，還給副部級以上人等出了一種潔本《金瓶梅》，也是發票的。結果發生了“以金換錢”的史上奇跡。但是，再版就長駐貨架了。令人疑惑：楊絳不屑去領稿費，怕是覺得“已悔之少作”那麽值錢挺沒勁的-----不同的價值觀念哦。
傳說上世紀二十年代，相對論剛出來的時候，歐洲物理學界有“全世界隻有十二個人懂得相對論”之說（一說是三個人，而說得出名字隻有兩個）。但是，理論很快就啟動了技術飛躍，科技有了今天的局麵。清末，“開談不講《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此風不知“腐蝕”了多少“乾嘉”學者，少出了多少鉤沉考據的著作。《圍城》之受青年追捧也曾有過相似的地位。國人的文學熱情越百年不減並不是壞事，但是治學之風未見提升，得算一種失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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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簡單。讀文學作品是情緒的,情感的,是小學生也可以做的事情，而學術研究是理智的,需要調動理論，大量長期的積累，深刻的觀察和分析，它的門檻是高的，進去也是寂寞的。所謂文學熱情和治學之風的區別，就在於前者簡單容易（讀幾本小說號稱文學愛好者，寫幾篇散文就是文學青年），而進入後者領域，這些青年縱有天大的才華也得傻眼。在中國這個膚淺浮躁，教育水平低下，而且以不讀書為榮的社會裏，普通人完全無法了解人文社科學術研究是怎麽回事，對待學問家，自然也隻能用一種看明星，看熱鬧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