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音繞梁通天塔

《聖經•創世記》裏有個巴比倫塔的故事。大意是，先民的語言本來是劃一的，一次，人們從各自家鄉來到巴比倫，動工修建一座豐碑（通天塔）歌頌自己。上帝不喜歡這個倡議，略施小計就徹底破壞了這個工程。他老人家念動真言咒語，各地的人們就用起不同語言、操起鄉音了。語言一不相同，溝通就出問題，誤解、猜疑不一而足，偉大的計劃也就半途而廢了。

 

人們都說“標準化”是現代科學概念。其實，古人早就不勝“各自為政”之擾，著手製訂統一規範了。暴君秦始皇就對中華文化有“車同軌、書同文”等垂範千古的貢獻。中國的文字是早就統一了，但天南地北的人們一直各操一種語音，字典上是四聲八調，民間則聲、韻、調變化之大，紛繁雜遝幾與外文無異。北客南人碰麵交流不暢，隻能像遇到韓國、日本人那樣“筆談”為助的，不是沒有所聞。一次在某全國性會議上采訪一浙江嵊縣人，他語速緩慢、吐字清晰，我還是聽不大懂他之所言；便要求道：您說普通話好嗎？不料對方說：我這已經是普通話了呀。不禁相視大笑。

 

據說，古代中國因文字讀音相差太大，詩詞歌賦的韻腳就以字書為標準。好像沒聽說哪代帝王下詔頒行“國家官話”。直到毛皇帝臨朝，才設“文字改革委員會”，在全國範圍推行普通話。不止提倡，是有行政措施的哦。個中需要之大、之迫切，即便反共不分青紅皂白者，也少置喙。但幾十年下來，還是有許多人不能流利地講普通話。一次，旅行到美國中部某小鎮，看到居然有一家中餐館，不免進去解決晚餐。老板看到華人罕至之地來了同胞，遂熱情招待。因知道這種做洋人生意的館子，口味一派甜酸，就請他做幾個“開飯菜”（餐館中人自己吃的）的菜。他是廣東人，普通話是“識聽唔識講”。最後，我們隻能講英文。同胞之間用外語交談“感覺怪怪的”。那次，我們相對苦笑。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鄉音之不易被替代，絕不隻是“狹獈的地方主義作祟”，肯定有其不可替代的原因。說起來，“中國文化”不就是“地方文化的總和”嗎。語言是文化的主要載體，語音是文化的主要表達方式。所謂主流文化、高雅品味，都生長在地方文化的土壤上、被地方文化烘托著。“詩三百”，是周代中原及周邊15個地區的民謠，後世楚辭、漢賦、魏晉古詩，唐代樂府、宋詞、明曲……都起源於它的啟發和提示，是為經典。在這個過程我們還可以看到，地方文化與“標準文化”互相滲透，展現著蔚然大觀、多元多彩的中華文化。

 

有人說，地區文化特性與其先人生活方式直接相關，所以出現了海洋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等等。亂點一次鴛鴦譜：乍嚐麻辣，味蕾不勝刺激而舌頭發硬，說出話來語速稍慢、昂揚頓挫，顯川話之風；“酸能軟堅”，醋放多了吃得舌體發軟，語調柔和，現晉言之美。侯寶林每演《戲劇與方言》，包袱裏都帶著五味瓶呢。那是笑談。可以肯定的是，由於地域生活、地區文化之不同，生活的某些內容、感情的某些比喻、民間的某些智慧非方言不能達意。比如閩南話裏的“挺”和“讚”；廣東話地方性極強，感染力也不差，現在下館子人人都會說“買單”了吧，等等。

 

至此，我們已經說到方言的擴散了。語言最大功能是應用。既然大家都被潛移默化了，就說明有需要、被認可。既如此，行政命令就摧毀不了地方文化，方言也不是官話可以取代的。而且完全可以相得益彰。就象現在這樣，根本不需要改變：在家說方言，正式場合講普通話；語言是最重要的生活工具，不但一點將就不得，還得準備幾套係統，如同上班穿西服，回家換便裝等等。

 

其實，普通話也好，鄉音方言也罷，一直都在變化。普通話不斷加入了變了調的鄉音、改了形的土語；各個地方語言的內容也在丟失和增加。因為生活在變化。前些日子，大陸出版了齊如山先生的《北京土話》，齊先生是“隨國軍赴台”的，書中所輯是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北京土語。現在拿來一看，我這樣的“老北京”能看懂的、還在用的詞語，不到一半。可見語言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新陳代謝最快的工具之一。

 

行文至此忽發奇想，上帝對通天塔建設者的動功之旨，是不是被他們理解錯了，也許悲天憫人的上帝原意是：世間的芸芸眾生，這麽多人隻會一種語言，豈不枯燥而又單調？根本不值得樹碑立傳，教你們一個豐富人類文化的方法吧……enjoy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