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指揮排練《黃河大合唱》
日本記者波多野乾一1941年寫過《赤色中國的究明》一書,其第六卷為《延安水滸傳》,曾經作為“必讀文件”在侵華日軍中發行。以一百單八將的順序,排列毛澤東(呼保義)所部諸將,並有簡要的人物介紹,給日軍指揮官做參考。因為,在日本人眼裏:以延安為中心,縱橫二十餘縣,人口二百五十萬的“陝甘寧邊區”約等於“紅色梁山泊”。
其實,毛澤東等雖以“匪”稱,但其格局豈為宋江一夥可比?水泊梁山連個壓寨夫人都沒有,天罡、地煞,兄弟相稱,喝酒、吃肉,平均主義。陝甘寧邊區則製度羅列、等級森嚴-----黨政軍,分係列、按部門,相當完整、儼然國中之國。曆史上,延續了土地革命時期建於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現實則需要製造這樣的規模,與國民黨的“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分庭抗禮。對於根據地內部,如果沒有煞有介事的這麽一套,隻怕不能收編、安置、教育、訓練、差遣、控製、改造……來自全國各地、各階層,居心叵測前來投奔、輸誠的各色人等。
過去的延安書籍、回憶文章給讀者的印象:好像那時的延安是個大軍營,雖然吃的是小米加黑豆,人們卻士氣高昂地過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集體生活。而百萬字的《蕭軍 延安日記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告訴我們,紅色延安的居民基本上過著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生活,有市場、用貨幣,圖書館、展覽會、電影、戲劇、演出,學校、醫院、幼兒園……,司法也有“三級三審製度”(上卷P11)。而其舉辦舞會的頻率,直到改革開放才被超越。在延安“過日子”,一樣既很無聊也有誘惑。他們呼朋喚友聚餐、喝酒,也會逛街購物,下館子;幽會女友,串門聊天;花園散步、河畔練聲……把延安生活細致地寫到這個層麵裏的,此前可能隻有馮鳳鳴的《狂飆時代》(香港新潮出版社1967)等極少幾部吧?
文化生活貫穿蕭軍的延安五年,星羅棋布,散見於《日記》全篇。讀者的印象是,地處偏遠的延安不時舉辦藝術展覽,內容除去蘇俄也有歐洲題材。不言而喻,畫展隻能是聊勝於無的照片。
王大化、李波演出的秧歌劇兄妹開荒
魯藝創作並演出的歌劇《白毛女》
延安評劇院在中央黨校演出《逼上梁山》
戲劇,則新舊並存、中西參半。革命題材的作品,“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就已出現。名劇如白毛女、茨岡、第四十一都不成熟,至少是令蕭軍掃興。經典平劇(即京劇)曲目與粗糙的秧歌戲同台獻藝,鄭律成、符律衡(阿甲)、杜矢甲等在這裏嶄露頭角、搖曳生姿……。
如果說,囿於條件所限,延安的藝術生活還算多彩,那麽,延安的圖書館和私人藏書之豐,更差強人意。身為作家的蕭軍,素有博覽群書之需,延安生活諸多不順,唯有讀書,好像沒有給他造成太多困擾。《延安日記》有大量讀書筆記,這樣的書目琳琅滿目:屠格涅夫、列夫·托爾斯泰、柴霍甫(契訶夫)、希勒(席勒)、歌德、服爾泰(伏爾泰)、莎氏比亞(莎士比亞)、拜倫、司各特、巴爾紮克……;歐洲哲學著作、戰國諸子百家,中外文學理論……。所以,這部日記,文學評論、作品解析、藝術見解、素材準備,占有很大篇幅。蕭氏視野之廣、見識之高,也不多見。
“延安文藝座談會”合影:前排中為毛澤東,後排右二為蕭軍
至於“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蕭軍建議下召開的一事,《蕭軍日記》也有記載。從蕭軍的審美情趣、文藝思想、創作曆程上看,當初的提議,看似意在請中共明確一下自己的文藝立場而已。而毛澤東竟在後來的日子裏,開動全部國家機器、動員一切政治資源,讓“無產階級文藝”取代所有文學藝術形式,為人始料不及。
要是沒有書看,蕭軍恐怕早就不顧而去了。因為,延安的物質生活實在貧乏。市場不大,酒肆飯店不多,物價卻堪以“騰飛”喻之。可想而知,設機關、辦活動、養軍隊……都要花錢。錢是邊區政府發行的“邊幣”。而“大生產”開辦之前,花銷大多征自邊區的鄉間吧?其它的財路則如1942年2月6日所記“聽了財政廳長報告邊區經濟狀況,甚至製作鴉片煙膏,我聽了很難過。‘為了錢,除開我個人沒有去搶人去以外,幾乎什麽方法全做過了!’他說。”(上卷P399,據指出,此君即為南漢宸)蕭軍隨手記下日常開銷和家常用度的價格波動,也足令人吃驚。
先看待遇:1940年9月26日“這裏的作家共分------1、特等:如茅盾,小廚房,雙窯洞,男勤務和女勤務,開銷不限。2、甲等:每月十二元津貼,不做正常工作。3、乙等:八元。4、丙等:六元。5、工作人員:四元。”(上卷P56)蕭軍沒說自己是“幾等”,從“日記”中的一首詩看,似為“甲等”,間有稿費,如1941年1月14日“下午去新華書店把16.8元的《八月的鄉村》版稅拿到。芬去門診部為小孩看病,請她了一頓館子。”證之1941年2月20日“借了十元錢,準備給張棣賡和高原寄去,……”(上卷P125)可見那時邊幣幣值尚可,十塊錢不僅能幫助兩個人,還可以買兩隻下蛋的雞。(上卷P152)
到了1942年,支取和花銷就成百上千了。如1942年3月24日“上午去南市場把旅費1500元取了,僅是買了幾支鉛筆,簿子等就費去了三百元。”(上卷P427)4月2日“北門外買了一斤肉回來----已長到十二元……。”(上卷P435)又過了五個月,“20元買了半斤羊肉。”(上卷P594)
1943年5月,夥食費已經漲到450元。(下卷P121)後來,物價上漲不但沒有得到遏止,反而加快了速度,1945年夏天,一萬八千元稿費,隻夠買肉吃了。(下卷P721)
誠然,早已有人披露過,如李建國在“試論陝甘寧邊區的通貨膨脹與反通貨膨脹措施”中指出:“八路軍沒來以前豬肉比菜還便宜”,“1945年底延安的物價指數,是1937年初的18,259倍。”但那學院式枯燥、冰冷的數目羅列,怎比跟隨一個具體的家庭,在父母的艱辛、孩子的成長中,看到收、支給他們造成的困擾,來得感同身受、印象深刻?
恰如恩格斯所說:我們從巴爾紮克《人間喜劇》中經濟細節裏學到的東西,比當時所有職業曆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裏學到的全部東西還多,《蕭軍日記》中的其它史料亦可作如是觀。
所謂“官兵一致”當然是謊言,僅從《蕭軍日記》摘取一例即可想見一般:1941年6月24日“下午去看芬,在醫院中聽到了很多醜惡的事情!(1)李伯釗自己帶小鬼,每天做飯五次,罐頭、牛乳、雞蛋、香腸等應有盡有,饅頭也是白的。(2)據小鬼說,楊尚昆買雞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雞蛋,餅幹代早餐。(3)毛澤東的女人生產時,不獨自帶看護,而且門前有持槍衛兵。產後大宴賓客。去看病時,總是坐汽車一直開進去,並不按時間。(4)一個法院的院長女人住單間,彭家倫女人生產也住單間。總務人員總是吃香煙,買十幾元一斤的魚,各種蔬菜由外麵西安等地帶來……雖然他們的津貼各是四元或五元。”(上卷P200)
1937年12月延安政治局會議:前排右起:劉少奇、陳雲、王明、凱豐、項英。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康生。
日軍排列“延安一百單八將”,頗有幾位也見於《蕭軍延安日記》,如:朱德(玉麒麟)、周恩來(智多星)、陳紹禹(入雲龍)、林彪(小李廣)、彭德懷(大刀)、賀龍(花和尚)、王明(公孫勝)張聞天(豹子頭)、葉劍英(雙槍將)、林伯渠(美髯公)、徐特立(撲天雕)、乃至劉少奇、任弼時、康生、彭真、楊尚昆、凱豐、周揚……等等,處世為人各擅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