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延安作家俱樂部
篆刻大家陳巨來出了一本集子《安持人物瑣憶》。其在滬上藝術圈交遊廣泛，所涉親知之溥心畬、吳昌碩、吳湖帆、趙叔儒、張大千等等，多為後人敬仰的一時之選。文中內容卻為善良人士不解：他怎麽專門揭人隱私啊？卻不知，陳著的史料價值恰在於此，虧他不吝道出了親曆親見，我們才知道了那些人的另一麵、才見真實的他們啊。
《蕭軍 延安日記1940 – 1945》談人，亦因能及人所未道，而稱“邊區文化藝術人物史料大觀”。他們是解放後身居各級各地，文化局、教育局、作協、報社、出版社、大學、劇團……擔任要職，構成黨和政府文化藝術幹部之骨幹、具體運作宣傳工作。上網一查，人均一部光榮史。如：艾青、丁玲、羅烽、舒群、張仃、陳布文、曾克、黑丁、李又然、朱丹、張仲實、楊鬆、柳湜、阿甲、魏東明、馮蘭瑞、周文、寒十坡、師田手、魯藜、張石光、崔鬥辰、金紫光、白朗、匡亞明、陳唯實、歐陽山、草明、王匡、蘇鏡、吳伯蕭、陳凡、吳奚如、劉雪葦、何思敬、薛爾、鄧澤、張如心、杜談、王天鐸、嶽平、趙文藻、潘虎茨、程追、尚伯康、劉披雲、李一雲、石林、徐敬君、徐懋庸、閆達開、杜矢甲、鄭律成、金默生、高陽、王大化、塞克、周而複、江豐、王禹夫等等等等。蕭軍記述了他們生活裏的音容笑貌、工作中的點點滴滴，於今來看，彌足珍貴。間或也記錄了他們中一些人的“另一麵”。
延安時期，這些“黨人”中的大多數年紀還輕，不僅信仰未堅、鬥誌不強，其為人也還未臻圓滑成熟。因尚未取得相當職務地位，無需裝模作樣，接人待物本色出演。幸得蕭軍隨手描記，我們得以知道這些“黨的文藝戰士”生活中的真性情。頗有助於認識後來文化藝術領域風雲如何變幻、事件如何發展、人物如何作為的部分緣由、原理。略舉幾例，錐指管窺，以喻一般：
“雪韋原來是那樣一個無正義感怯懦的東西！他袒護‘自己的人’，他在洛甫麵前竟不肯說一句公正話！莊啟東原來是那樣一個卑怯的小動物，他競不敢到洛甫那裏給我送個信！他們還要革命，他們還要從事文藝嗎？死亡了吧！”（上卷P28）
“新來的黨員草明，她第一關心的是這裏的待遇、津貼，接著她就爭津貼、多領饅頭，支使小鬼吵著送孩子……。另一些黨人們，----如劉白羽之類---充大作家，裝病，進女同誌房子挨耳光等……。”（上卷P187）
“歐陽山來談了一些閑話。我回來他又到我的屋子來，提議給我們四人----艾青、羅烽、舒群----每月每人五十元錢，算作《文藝月報》的編輯費，我拒絕了。1、邊區無此例。2、我們是食住在公家。3、有坐地分贓之嫌。……”（上卷P229）
這樣的文化人，對“革命聖地”的態度，也很曖昧。“日記”中基本見不到他們因投身革命而熱情、忘我乃至亢奮。常見的是氣餒、失望、抱怨……，如：
丁玲：“我未來這裏之先……我是抱著怎麽樣火的心情啊！將將由南京出來！誰知道……竟像掉在冰窖裏一樣！沒有溫情，沒有照顧！並不如我想的……是一家人！”“人初到延安，感到延安是冷酷的……慢慢自己就變得冷酷了。”“作家到這裏，也好像失去彩色和作用了。”（上卷P60）
“趙文藻告訴我，她初來抗大時，抱著怎樣的光明理想，結果她被偷……被欺負……她背地裏去流淚，現在她說，她已經懂得了革命法了。光明越大，黑暗越顯，它將過去”（上卷P171）
“夜間作家俱樂部開觀摩會，吃了酒。每個人全瘋狂了，在地上跳著、叫著、滾著……這是人性和獸性的傾泄！李又然幾乎成了狂人，他淒慘地叫了又叫，他因會上遭了凱豐的評論，黑丁底謀害而痛苦了！ ”（上卷P302）
至於以個性乖張而不為人們所喜的王實味，這部日記也頗提到了幾次。其實，蕭軍不僅並不認識他，也未因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假以顏色。不顧安危地為王實味辯護，完全是打抱不平、對事不對人。
誠然，蕭軍比較熟悉的“延安人”多半隸屬文化藝術圈，軍隊和機關中人較少涉及。而大凡革命隊伍，參與者中最狂熱的部分多為文化者、藝術人，他們的興奮點較低。這個圈子氛圍不過如此，其他單位和部門中人的政治熱情恐怕也高不到哪兒去。然而，邊區有著思想統一、步調一致的大環境。很難想像，把宣傳的作用看重到“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程度的毛澤東，怎能容許其麾下一部士氣如此低落？此處，再次觸及一個曆史命題：烏合之眾能成大事嗎？看來，隻要他們手段夠狠、敵人夠弱，就能得勝利。曆史的進程一再表明，正義、純潔、高尚均非推動曆史所必備，就像臭名昭著的十字軍東征，燒殺搶掠兩百年，沒所向披靡哦，還歪打正著地鋪墊了文藝複興呢
文化人的平均素質，平日及運動中不如人意的表現，黨中央當然了然於心。其後不斷地整頓、改造、打擊這個圈子和圈子中人，毛澤東更以“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一語譏諷他們，也有他們咎由自取、不爭氣的成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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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平均素質再差也比“黨中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