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軍先生在魯迅塑像前
蕭軍日記原件與排印本
“延安時代”在中共黨史上的重要性無庸贅言，而其史料之缺頁斷篇、真假難辨也頗令人無奈。介紹延安方方麵麵的書籍文章雖稱汗牛充棟，卻多屬雲山霧罩的政治宣傳；既如風行一時的趙超構的《延安一月》也在此列。有點研究價值的如當年蘇聯塔斯社延安特派員彼德·符拉吉米洛夫（孫平）、美國“延安觀察組”成員等、長期在延安工作和生活過的外國人的相關著作，則嫌太“隔”。至於那些到此一遊的邊區訪客，雖有立場比較超然、角度比較個人者，怎奈浮光掠影，失之表淺。文革以後，“延安老人”可以講話了，回憶文章時見報端，細讀仍有隔靴搔癢之感：畢竟，年淹代遠，故事的真實度、完整性，不是從“記憶的篩子”遺漏過半；就是被變遷的時代、轉變的立場，潛移默化偏離了本來麵目。
終於，蕭軍的《延安日記1940-1945》在牛津香港出版社出版了，這部洋洋百萬言的現場實錄，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上述延安史料的遺漏、斷檔，糾正了許多偏頗。曆史，是人的故事，身為作家的蕭軍，長於觀察、分析人的音容笑貌、行為舉止；記錄需要深入，蕭軍長住邊區，與“黨人”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勞動；客觀需要距離，蕭軍不是黨員，他是共產黨的朋友、客人，被“允許”以其個人為一方與中共來往、交涉、周旋；他以超越政黨信條的理想主義，觀察中共的政治事業；評人論事，則以深厚、廣博的中西古今哲學、社會學、文藝學說為支點。舉凡中共曆史關鍵的那五年中，延安的政治、人物、文化、社會、經濟、生活等許多側麵，都可以在這部日記中看到大量生動詳實的第一手的資料。蕭軍回憶錄《人與人間》（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刊出過分日記，這裏更全。
延安整風
整風會場與文件
黨史名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作者高華，在“後記”中無奈地歎到：“在寫作此書的七年裏，我一直懷有深深的遺憾，這就是，我無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資料。……無法對一些當年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人士進行口述采訪。”“延安整風”，曾是中共禁忌的話題。文革中毛澤東本來是笑看“二月逆流”的，隻因陳毅以“文革”比擬“延安整風”，致使毛澤東大怒。於是，我們知道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其特色，其做法被曆次政治運動沿用。後來，針對“延安整風”的揭發、控訴，也都圍繞著無端被懷疑、長期受打擊的主題。然而，那次整風更深層次的悲劇則鮮為人知-----讀了蕭軍的《延安日記》可知：“黨人”大多怯於“堅持真理”、不能“實事求是”。為了解脫困境，他們自我批判不遺餘力；一經脅迫即胡供亂咬、誣陷同誌朋友……，攪得氣更濁水更混。此等行徑的直接後果，使黨員與黨的事業之間離心離德、黨員與黨員之間仇怨暗結，對於黨風和社會風氣、行為方式的影響至為深遠。
蕭軍日記中，初始提到“整風運動”正式開展，大約在1943年2月25日（下卷P45，以下所有引用的頁數，均出自牛津香港版之《蕭軍 延安日記1940-1945》）：“文抗在開討論宗派主義大會，每個人全在發言，說自己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但他們卻不能勇於舉出實例來。”響應號召是“黨性強”的體現。但是他們沒想到：他們相信黨、維護黨，黨卻並不領情。領導整風的“學委會”一看，既然唾麵自幹，肯定心裏有鬼！加碼、再幹！為嚴肅氣氛，各單位的運動封閉進行（下卷P78）。此舉施於本性懦弱的文化人，效果很快就顯現出來了。“4月9日：參加楊家嶺特務反省大會，……這是個特務自白的會，一共五個青年人，一個青年女人。” （下卷P81）國民黨特務、日本特務都有。主持其事的是任弼時、康生和劉少奇。（下卷P82）從此，運動進入“肅反”，特務大批湧現，罪行則無奇不有、證據確鑿。如工業局長，使邊區損失兩千多萬，政府秘書，借參加舞會繪製王家坪的地圖；還有特意來延安熟悉生活習慣和術語的變節工人等等，不一而足（下卷P86）。
在1943年7月27日“搶救結束大會”上，“李富春報告直屬十餘個機關關於十二天搶救中，共搶救了二百六十人。最多的是中央招待所（九十一名），其次是中央醫院（八十一名）。”（下卷P192）大會開得熱烈而煽情，看似人們以“落水”為榮了：“趁了這機會，他們竟得到了三百六十人自願坦白的條子。……這一千多共產黨人中懷著兩條心、三條心、半條心……的人，竟占了三分之二！”（下卷P193）敵特分子現身說法的大會經常召開，“日記”時有記述，故事量大且繁、具體而微。特務之所以會暴露，不乏：“一起工作的人提供材料”。（下卷P165）
所以，也有不祥之兆向蕭軍襲來：“陳雲給招待所信中在我的名字下麵連‘同誌’兩個字全沒加”。（下卷P95）卻原來，“康生在大會上說有人過去曾替王實味辯護過，招待所的人們就說這‘有人’是我了。”（下卷P184）；更有“黑丁在坦白大會上曾指我為日本特務，並說敢於我對證。”（下卷P459）還“從閱讀雪葦的材料中，知道三部有人報告，把我，羅烽，舒群全算為‘特務’了，雪葦並肯定我和丁玲組織了反‘黨’的活動”。（下卷P564）（後來，雪葦向蕭軍表示了慚愧-----下卷P571）：“搶救時……全要咬我一口來滋補自己”的還頗有些人，而且都是蕭軍的東北老鄉、朋友、同事。以致一度“去街上買物，據說組織部已經注意了，從此我知道他們對我似乎還在作一種無謂的‘懷疑’和監視”。（下卷P255。按：當年被派去“偵查”蕭軍的社會部幹部、解放後官至邊防保衛總局局長的慕豐韻，曾為文專述此事）好在最後有驚無險。
蕭軍於延安東山窯洞（1945年）
至於經過肅反和複查等階段，延安到底有沒有日寇、國民黨的派遣特務？有多少敵特？朝野人士好像從來沒有具體的交待。倒是有一個說法流傳很廣：“搶救運動”因過於嚴酷而被毛澤東叫停，並向受害者鞠躬道歉；或曰毛開大會，向與會的受害者敬禮，還說：你們不原諒，我的手就不放下來雲雲。一路追述“整風運動”的“蕭軍日記”中相關的記載是這樣的：“閆達開傳達毛澤東關於搶救時犯的錯誤報告：1.在國民黨調統局登記領薪水的特務在邊區有六百七十餘人。2.政治問題的種類：特務、叛徒、自首、黨派。……4 .搶救運動中缺乏：調查研究，個別對待，以至犯了‘左’的錯誤。但政治路線是無錯的，一貫的。有獲得，消滅了自由主義，官僚主義傾向。”（下卷P542）所以，緊接“搶救運動”的是“複審”，又搞了兩個階段，曆時經年。其間，還是一樣的坦白交待，逼死逼瘋。每個故事都足令人膽寒。
從“日記”中可以看到，被整者多半有過失態、不妥之舉，不敢麵對同事、朋友和戰友。心裏的酸痛苦楚又需要傾泄，於是紛紛來找未卷入此事、全身而又清白的蕭軍。諸人的訴說給蕭軍的印象，並非如中央所說：隊伍更純潔、“黨人”更堅硬了。“此次共產黨的信譽，在知識分子中降落得甚為可悲，離心離德已經成了每一個知識分子黨員---除開那些拍馬者---心中的暗礁，隻要遇到革命低潮時，它們一定要顯露出來。”（下卷P657）“共產黨此次‘搶救’削盡了一個作為人底尊嚴，一個作為黨員的尊嚴---逼迫他們捏造，承認各種可恥的卑劣的事：奸細、墮落、無恥的行為等---這也是墮落了它自己的尊嚴，以至對它蔑視的冷淡，因為它對構成自己的份子蔑視，也就因輕賤蔑視了它本身！”（下卷P681）懷著羞愧和憤怒，在延安被“搶救”過的那些文化人，多有一走了之的想法。但是“外麵”不是淪陷區就是國統區，不易立足。猶豫間時間來到了，“日軍投降”。方才便離開邊區，但是他們心裏的怨恨並未稍減。此情此景，對理解這些人在後來的日子裏、事件中的表現，有所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