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的北京,每逢春節,“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和共產黨”給我們安排的年貨是:憑證,每人購買半斤帶殼的炒花生、二兩瓜子還有一兩香油;是的,生肉也比平時的每月兩斤多了。大陸的首善之區不過如此,外地的情形更等而下之。食欲畢竟是人的原始本能,那時候,人們都盼著過年。後來,日子漸漸好起來,清湯寡水時的理想——天天都過年,似乎實現了,經過一陣子胡吃海塞。許多人發了福,不少人還福貴地得上了高血壓、糖尿病。年關節慶在節食、吃素聲中到來,民眾的興奮勁也就不那麽大了。
也正因為如此,經曆過貧困的人們聽來:“那時的飯比現在香,那時的水比現在甜”形容“上山下鄉”的日子,是多麽傳神和意味深長。 但是,這絕不是普希金所說:“那過去的,都變為可愛。”
口腹之欲滿足以後,我們全力追求精神升華了。古人定下的佳節吉日,還有親人團聚、訪朋問友的意思。不想,這時候我們卻背井離鄉,飄泊在外。又上了幾歲年紀,親朋故舊不是遠隔,就是凋零。 遙望故鄉的山水,貧瘠的土地因留著我們的足跡,便生出詩情畫意;原來的粗茶淡飯關聯著人情溫暖,竟也令人懷念。每思及此,不免“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一番。懸想,那些身懷詩才畫藝的朋友,值此之際,一定有滿含人生哲理的佳作構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