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已成型 政經體製不再改

同“十八大”的召開與閉幕一樣，這次的“三中全會”之前，各界人士又一次普遍看好，紛紛把心裏的期望撰寫成文。乍看上去就像大會秘書處開過“吹風會”，體貼地把突破性的改革政治體製、擴大市場經濟等決議提前透露出來，免得“公報”一出，有人“過喜傷身”。然而，洋洋灑灑的“全體會議公報”政治部分照例了無新意，文從字順卻不知所雲。放寬心的，唯有“特權階層”中的一些人吧？“公報”的經濟部分，則因語涉“開發性金融”頗顯不俗。

 

 

黨八股是有語法的

 

其實，中國的政治體製經“十一屆三中全會”改了一下之後，就沒有再動過。35年中，黨完成了其向“特權階層”的轉變，巧妙地利用資本主義“養活”、延續了社會主義製度。然而，凡事都要付代價。於是人們看到的是中共與民眾“妥協和交換”的35年。但是，他們對於“封資修”的思潮在國內泛濫是無奈和不情願的，容忍有限，幾乎沒有放過一個遏製、消音非“主旋律”的機會。逃脫了“潘多拉盒子”的“牛鬼蛇神”當然要衝擊現存秩序和利益分配方式，政治體製再改動、再放寬，等於自廢武功、不戰而降。所以，回頭翻閱曆屆黨中央的大會、全會“公報”，針對民間期待的多黨製，新聞出版自由，立法、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等等全部訴求，字裏行間一直就是一句話：政治體製改革到此為止！詞同意異，中共術語“政治體製改革”，指的是行政管理、機構設置、運作程序的技術性調整。例如隨後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十六項60條。

 

就近舉一個例吧：新華社報導：今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和建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幹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可以說，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35年來，我們用改革的辦法解決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的一係列問題。同時，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產生，製度總是需要不斷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諸如此類的話曆屆領導反複過多次。這裏，禦駕親征，逢山開路、遇水架橋之意有之；為名曰“問題”實為“災難”承擔責任、禪讓賢能就完全沒門兒了。

 

看來，閱讀、理解“全會公報”之類黨的文件，是有一定方法的。當你念到一連串令人耳熱心跳的詞匯時，千萬別激動，回到句子開頭的地方，那裏一定有至少一個定語和限定詞。比如這次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定義要加快發展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是“社會主義”，另外還有大前提，則是引起人們痛苦回憶和聯想的文革式語言：“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雲雲。

 

中文的語言藝術，高深莫測、密布陷井。僅“偏正詞組”一項，就常令望文生義、各取所需的人落進圈套。這招兒，為政治家的最愛之一。經查：偏正詞組又稱偏正短語，由修飾語和中心詞語組成，結構成分間是修飾與被修飾的關係。如“恩怨”，中心詞是“怨”；“禍福”，中心詞是“禍”等等。既不對等，更非恩比怨大，福比禍多。這些字典辭書上查得到的，尚且有人理解錯誤。時代演進中出現的新 “偏正詞組”，更加混淆視聽。比如“一國兩製”。中央政府的意思，“一國”是中心詞、是前提，限製著“兩製”；港人不查或曰感情蒙蔽，重“兩製”大於“一國”，投入巨大的精力辯論這個新詞的含義。不熟悉這樣的句式和語序，就會帶來本來可以避免的意外或失望。一直以來，有人“據理力爭”地指出中央沒有兌現某文件裏的某項某條，許多是緣於對“黨文化”的失察。

 

 

體製背水一戰 措置決定成敗

 

據說“三中全會”萬眾矚目。我想，大家關心的點和麵應該不同。熱心政治的人大失所望，可謂遇人不淑；對經濟方麵有所期待者，人數可能更多，要求形而下之，能得實惠就好。經濟是政治、社會、科學、文化等等一切的基礎。當今之世，無論什麽主義，都在推崇市場繁榮、公平分配。這事，無論姓資、姓社，都有過慘痛的教訓。貧困與不滿，引發的社會問題，曾經迫使歐美統治集團為了維護既得的利益，發展法製與民主；傑克·倫敦的長篇小說《鐵蹄》對此有過生動的描述。國瘠民窮，幾致中國被“開除球籍”。及至官員人等嚐到了聲色犬馬、紙醉金迷的好處，想盡辦法發展經濟之“全黨共識”，瞬間取代“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時代不同了，黨員利益就是黨的利益，每當中共宣布繼續拚經濟，地球人無不懷疑其堅定不移。

 

政治體製改革談何容易。除去開放“黨禁”，一黨專政的極權體製怎麽改、往哪裏改？尤其是在積怨已久的中國。與“文革”相比，35年前的小改，已經大大削弱了中共的統治和威望，若是哪個側麵再有所鬆動，就等著看“呼拉拉似大廈傾”吧。事物的連帶關係是遵從“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呀。因為有此政治風險，雖然胡耀邦、趙紫陽隻想爭取一點辦事的靈活性，無意對黨釜底抽薪，即不見容於老謀深算的元老們；社會上不受操控的群眾組織，能不犁庭掃穴，以防哪天發生政治性轉變。

 

經濟體製內部調整幅度可能大一點。這個層麵的科學成分、技術含量高於政治；隻要掌控得牢，運作得好，就是對政權最可靠的保駕護航。至少在他們的帳本上，他們有基礎、有經驗、有辦法，不至於讓經濟命脈旁落他人。所以，這次的“公報”大談發展經濟，而且是“市場經濟”哦。有人道：經濟的發展對政治是有要求乃至有製約功能的。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君不見，歐洲資產階級就是從市場經濟中生長出來，坐大之後向封建主義提出政權要求的？顯然，中共的智囊團沒有屍位素餐，沒有忘記列寧、毛澤東關於借鑒曆史經驗的語錄。為免養虎貽患、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自打商品市場一出現，國民經濟的主要部門就沒放過手，政策一直往這裏傾斜：讓民營資本在辛苦多、風險大、利潤薄的日用品、服務業裏貢獻他們的聰明才智去吧。

 

盡管如此，在提到經濟、市場的地方，“公報”的撰寫者都沒有忘記冠以“社會主義”屬性。過去，因“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屬草創，沒有什麽成績，名不正言不順的，提到時不是羞羞答答、就是一帶而過。現在不同了，中國經濟今非昔比、有模有樣；放眼望去，整個領域各個部分主次明確、關係清晰，功能齊全，已經以“模式”論了。“中國經濟模式”則貴為“中國發展模式”最漂亮的一個側麵。很難否認的是，中國經濟模式，至少到目前、至少在社會的主體人群中，評價與政治模式相反，乃至被人樂觀其成------對政治興趣索然是大有人在；對經濟漠然視之的，打著燈籠也難找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餘裕

 

共產黨一直試圖發展經濟，過去的辦法是“抓革命、促生產”，失敗的很慘。現在他們知道“利用經濟法則、尊重市場規律”了。但是，“社會主義”的“印把子”不能丟！趙紫陽時開始引進外資，實為“借本撈錢”；朱鎔基時代整頓國企、開放民營，是拋包袱、卸責任；經過如此這般地韜光養晦，實力積蓄，到了江、李主政，國庫已經充盈；學徒業已期滿，知道撬動經濟的杠杆是金融。於是開始在國家政治體製的支撐、指導下，大規模地在經濟建設的各個主要行業，按既定規劃投資放貸，推行“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有這樣一個小自然段：“全會指出，經濟體製改革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其中那個“核心”的“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問題，指上述現行金融--經濟體製而言。其餘“市場”雲雲，都在這個背景/平台之下------這樣一個主體是由政府規劃出來的“市場”，看似能把產生具有政治勢力、與政府分庭抗禮，乃至問鼎中南海的資本階層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公報”發布幾天來，評論家對“資源配置”之事獻計獻策、議論紛紛。好像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不成問題，不是“資源配置”的基礎和前提。卻不知，“黨八股”看似乏味，有時深意就在其中呐。語焉不詳，可能是保守天機；我們不知所雲，有人可能會心一笑哦。這份“公報”反複強調的“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的地位和作用，都與這句話直接相關。既然金融掌握在國家手裏，生產靠金融推動，長期以來，民企得不到有力的金融支持，那麽，“政府和市場”關係，就是政府如何通過金融/國企管理、左右、調控市場。順理成章地結論大概是：目前看來，人們期待的、完全的、真正的商品市場經濟，不是遙遙無期，實則根本不在人家的規劃裏。故曰：與政治體製改革相似，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也呈技術性。

 

有關於此，前中國開發銀行董事長、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元，去年九月的著作《政府與市場之間-------開發性金融的中國探索》，對理解、認識“中國經濟模式”架構和運作方式，頗有幫助。

 

 

信貸資金財政化2.0

 

從各經濟體在近些年幾次世界性經濟危機中的表現上看，中國目前的經濟模式令人刮目甚至豔羨。經濟是一門科學，需要在實際運行中試驗。如果我國的這種經濟體製真的獨樹一幟，足以保障國計民生繁榮發展，有何不可？陳元的新書，通篇講述他們如果讓“開發性金融”的概念與方法，斡旋於政府與市場之間；它是政府的代表和工具，規定和限製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為：政府為市場製定規劃，市場則按時、按質、按量完成之。

 

經查：“開發性金融”一語，源於英文Development和Financing（發展，開發）。《開發性金融實踐的理論總結》中說：“開發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發展。開發性金融是實現政府發展目標、彌補體製落後和市場失靈，有助於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增強競爭力的一種金融形式。開發性金融一般為政府擁有、賦權經營，具有國家信用，體現政府意誌，把國家信用與市場原理特別是與資本市場原理有機結合起來。

 

開發性金融是國家金融，其目標是彌補體製落後和市場失靈，實現政府的發展目標。為了實現上述目標，開發性金融的運作具有以下主要特性：通過融資推動項目建設及其製度和市場建設：以國家信用為基礎，市場業績為支柱，信用建設為主線；以融資優勢和政府組織協調優勢相結合；通過實行政府機構債券和金融資產管理方式相結合，實現損益平衡。

 

從世界性的發展趨勢看，開發性金融一般經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政策性金融初級階段，開發性金融作為政府財政的延伸，以財政性手段彌補市場失靈。第二階段是製度建設階段，也是機構拉動階段。開發性金融以國家信用參與經濟運行，推動市場建設和製度建設。第三階段是作為市場主體參與運行。隨著市場的充分發育，各類製度不斷完善，國家信用與金融運行分離，經濟運行完全納入市場的軌道、框架，開發性金融也就完成基礎製度建設的任務，作為市場主體參與運行。”

 

可見，中國的黨和政府接受這個金融工具，多麽順理成章、手到擒來。據稱：“開發性金融”不同於“政策性金融”。後者是把信貸資金財政化，前者是財政資金信貸化，即把財政資金用市場化的方法運作。這不就是“計劃經濟”時代“政策性金融”的升級版嗎，增加了技術含量，講究起效益來了；旨在糾正以往財政撥款的盲目性和執行中的種種笨拙與無知；在經濟建設中，“去除愚昧、解放思想”，不隻算政治帳了，讓“錢生錢”才能持續發展雲雲。

 

 

“規劃”乃“計劃”之子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為陳著作序時說：“在中國，開發性金融脫胎於政策性金融。”陳元完全認同此說：“開發性金融是一種金融形態和金融方法，是中國國情下的產物。它以服務國家戰略為宗旨，以中長期投融資為手段，依托國家信用，通過市場化運作，緩解經濟社會發展瓶頸的製約，維護國家金融穩定，增強經濟競爭力。其核心是通過銀政合作，主動建設市場，把空白、缺失的市場逐漸培育成熟，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築牢根基。”（見該書“自序”）

 

陳元是陳雲的哲嗣，繼承了乃父的光輝事業，為黨打理經濟。陳雲同誌是“計劃”大師，陳元先生則在著作中，反複提到“規劃”，如“科學規劃”、“規劃先行”等。也曾專門解釋過“規劃”與“計劃”不同。如2009年6月26日，陳元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做好科學發展規劃　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文章：“規劃不同於計劃。規劃是相對於事物的整體特征而言的，是指比較全麵長遠的發展計劃，帶有空間含義；而計劃則側重短期，是規劃中的具體環節和具體內容。我國從1953年開始，共編製過十個五年計劃，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2006年“十一五”開始，我國把計劃變為規劃，這一改變體現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和政府職能的轉變。計劃側重於層層分解下達的指令性指標，主要靠行政手段來實現；而規劃側重於解決宏觀性、戰略性、長遠性問題，提出指導性的思路和對策，主要靠經濟手段來實現。規劃也不同於策劃。規劃主要著眼於宏觀領域，時間跨度長、選擇空間小、變量少、操作技術成熟。策劃主要根據短期內的多變量多情景製定預案，時間跨度小、變量多。規劃與策劃通常可以同時出現，互相滲透和轉化，實現大的規劃往往需要一係列的策劃。”

 

又是語焉不詳，一筆糊塗賬。“計劃經濟”的產生和推行，有其時代背景和曆史的無奈。時移世異，“計劃經濟”一語意近諷刺。喚作“規劃”，強調區別，關鍵一點是一致而明確的：都是為現實政治需要、穩固現政權。

 

當年，實行“計劃經濟”才能順利地實現統購統銷、公私合營；才能“以鋼為綱”優先發展重工業；才能“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毛澤東才有財力發動“文化大革命”。而今，社會主義來到“初級階段”，所需財力物力，就拜托“規劃經濟”了。“計劃/規劃”既然一脈相承，操盤者舍血親其誰也？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一角

 

“三中全會公報”說：“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根基。公有製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製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製經濟活力和創造力。要完善產權保護製度，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製度，支持非公有製經濟健康發展。”國體向來是與經濟體製相契合的。手握主要工農業部門和社會行業，執政高枕無憂。

 

為此，即便沒有“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偉大箴言，也能輕而易舉地另找一個說辭，把無論何人何地、姓甚名誰的經濟工具拿來一用。於是，35年來，發展中國經濟的方式方法非常多元，或曰無所不用其極。這其中，位居中堅的，當屬國家開發銀行最為青睞的“開發性金融”。 陳元說：“開行與商業銀行最大的區別在於，商業銀行是運用現有的市場，而開行在不斷用融資建設新的市場。”首先是為政府建哦。陳元又說：什麽叫“開發”銀行？就是先做“開”路先鋒，然後把市場培育成熟，它就“發”了，這就是“開發”，先“開”後“發”。國企和地方政府的經濟“盤子”就是這樣越做越大、越做越強的。

 

以國家開發銀行為代表的投資“規劃”，囊括了能源、礦產、交通、製造、電信等“兩基一支”（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中的全部門類。從政治層麵上看，雖然經曆了“改革、開放、搞活”的35年，政治與經濟、與市場不但沒有疏離，聯係反而更加多重、多元、多樣化了。1997年國家開發銀行有資產3,811億元，在各個行業執行“政府主導、規劃先行、市場化操作”的“開發性金融”15年之後，2013時，該銀行的已經坐擁七萬億了。可見其參與的領域之廣，掌控的行業之多，主導的企業之大。

 

在2012年3月國開行“開發性金融致力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建設”座談會上，水利部部長陳雷說開發性金融：多年來堅持把水利作為重點支持行業；住建部副部長齊驥說：國開行積極支持各類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截至2011年底，貸款餘額2136億元，占全國同業份額61%；教育部部長助理林蕙青說：國開行長期以來支持教育事業改革發展，幫助數以百萬計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走入大學校園，貸款金額和受益學生均占全國總數的80%左右，是國家助學貸款業務的主力銀行；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楊道喜說：國開行始終堅持“政府熱點、雪中送炭”的方針，在支持廣西經濟社會發展、民生改善、培育市場環境等方麵取得顯著成效；等等。他們說完以後陳元說：當年將繼續加大對民生領域的支持力度，新增保障性安居工程貸款餘額1000億元，發放水利建設貸款500億元，新增助學貸款85億元，支持家庭貧困學生170萬人，中小企業貸款餘額達到1300億元……。這裏順便補充一句，“開發性金融”，還用於“助力中國企業“走出去”。2005到2012年3月底，開行外匯貸款餘額近2200億美元。”

 

難怪陳元曾不無得意地說過：“開發性金融具有“順境隱於市，逆境托舉市”的強大力量和獨特功能。它用政府信用穩定了市場信心……。”由此，人們看到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一角了吧？中國商品市場的實情如此，民企的活動舞台能有多大餘地呢？

 

 

變量合力未可期

 

據說，西方國家的“開發性金融”都是政府幹預、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的。與我們的區別是，歐美等國是市場成型、成熟在先，政府攜“開發性金融”介入於後。意在扶持、補充私人資本和企業。在中國，商品市場尚在稚齡，“開發性金融”就挾風帶電空降下來，代表黨和政府，對懦弱的各行各業、地方經濟進行規劃。主次地位完全不同。離“凱恩斯主義”遠，離“國家資本主義”近。因無前車之鑒，難以逆料其好景能有多長？

 

管理經濟學家李惠彬曾撰《開發牲金融風險輔征及其控製》一文，指出：“開發性金融的曆史使命和業務特點決定了其麵臨如下主要風險，(一)長期大額集中的信貸風險；(二)資產負債匹配的風險；(三)宏觀經濟波動帶來的風險；(四)擔保抵押的風險；(五)借款主體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所造成的信貸風險。”

 

前述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針對的就是這類質疑：“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35年來，我們用改革的辦法解決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的一係列問題。”還是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任何問題都不在話下”的口氣，。我們也受過“公報”裏提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記得其原理中有：任何事物都有不止一個發展方向，甚至會發生異化的條文哦。

 

《公報》裏的馬克斯、列寧、毛澤東都說過：“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適應時會怎麽，不適應了將如何；真正的市場經濟，不一定民富國強；一黨專製，未必不繁榮興旺。上層建築中，社會意識、社會思潮、民間輿論可能會對政權性質發起挑戰；經濟基礎裏，資源占有不公，可能引發強力訴求。都不是技術性調整可以擺平的。

 

其實，把革命與改革、否定之否定，放在曆史的進程中看會發現，這其中並沒有什麽好壞、善惡，是非、對錯，而是曆史接力發展中一個一個階段；內在的機製是變量多少、合力多大、方向朝哪裏雲雲。

  

[鹹人]

好文！學習了！俺認為由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路子是對的。開發性金融是政府手上很趁手的這麽一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