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體長詩《決裂，前進》片段：
問：你到底要什麽？
答：教授的工資，
高幹的待遇，
農民的自由，
學生的思想，
小布爾喬亞（小資產階）的生命。
這種隻向社會索取、不擬有所貢獻的心態，今天雖然受到普遍認同、視為理所當然；但是，作者落筆在1970年左右。此其時，文革高潮甫過，人民大眾革命興致盎然。全國城鄉，老的“誓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拋頭顱；小的尋找機會“為世界革命灑熱血”。縱有私欲也不敢麵對。如此嘲諷時代精神、道德標準、價值觀念、行為方式者，一朝落網，無疑會按“現行反革命”論處。同樣的欲念逐漸自公眾的潛意識裏浮出，約在二十年以後了吧。曆史在這裏又顯示出了“螺旋上升式的循環”：那幾樣東西，原是文化大革命的目標。
教授的工資：直到文革發動之前，國內的高級知識分子，多為“舊社會過來的人”，教授、研究員大半在歐美留過學。共產黨需要他們，對他們很客氣，讓他們享受“贖買政策”，支以高薪。幾經調整，文革前夕，一級教授、研究員的月薪約為345元，二級280、三級240。而當時各類職工的平均工資隻有幾十元。其實，“演藝大咖”的工資更加誘人。如侯寶林月薪600，梅蘭芳、馬連良等就上千了。更有以資產“入股”公私合營的資本家，領取的“定息”高至企業利潤的1/4呢。唯此等人物寥若晨星，言及收入缺乏代表性，故詩人舉人數較多的高知為例。也是為了排比語句比較整齊吧？
高幹的待遇：黨員幹部的薪水，一向與社會差距不算太大。令人趨之若騖的原因也是古今一律----特權。以毛澤東等人為例，剛剛實行工資製時，毛為唯一的“一級”，月薪600元；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為二級550元。後來，他們的工資雖然降了，毛僅月支404.8元，其餘人等也就是個“特級教授”水準。但是，衣食住行、享受人工服務的水平卻扶搖直上、令人瞠目（具體例子不勝枚舉，此處不贅）。文革初起揭發批判“走資派”，就是從其生活腐敗、特權階層入手的。人之常情：責之狠的，望之切。
言及高知、高幹，不妨多說幾句。解放後文革結束，高知多偏安在學校、研究所；不像現在，被黨票、官位收編。他們的子弟也不合流、互有愛恨或曰互相有所羨慕、忌妒。有這樣一個故事：北京的育才學校，延安保小演化而來，當然是幹部子弟寄宿製了。為了“不脫離群眾”，從附近居民中招收了幾個走讀生。走讀生在班上處境不言而喻。一日，某班某走讀女生因看不下去高幹子弟的優越感，借故邀請最囂張的幾個到她家去一趟。幾位沒想到，這個走讀女生的家是一座小洋樓，家裏沙發好幾套、客廳裏擺著鋼琴。乃父是留洋歸來的中央音樂學院教授。生活水準和品味當然不是“老八路”可比的了。當時的司局長，不過一套三居室、家具多半是單位配給的。那女生什麽也沒說，就讓幹部子弟自愧不如了。
農民的自由：這裏，作者不是為了排比而以辭害意，就是對於農村毫無所知。農村是中國最不自由的人群，古代，他們安土重遷出於觀念；解放後，則被集體化牢牢釘在本村的土地上了。《決裂，前進》的作者可能在農村遊玩的時候，看到農民不怎麽參與運動，以為其有個人選擇。其實，那是隊長無能，不會組織煽動。若是碰上富有政治覺悟的貧下中農當社隊幹部，農民也得像工人、學生一樣，全身心地投入“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在農村，生存、活動自由度大一點的，唯有插隊知青，兵團、農場的都不在此列。一是由於農民多半並不歡迎知青，“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乃是常識。二則農民管束不了知青。“強龍壓住了地頭蛇”----知識青年嘯聚成群，打老鄉、砸老鄉家的事件，許多地方都出現過。再者：農民不必嚴管知青---回家了、不幹活，就不掙工分、少分紅唄。
學生的思想：從詩人的氣質和價值取向上看，這裏所要的“學生的思想”，並不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而是其去未遠曾經讓他們風騷無限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與清純無涉。
小布爾喬亞的生命：“布爾喬亞”，法語：bourgeoisie的譯音，指資產階級。“小布爾喬亞”就是“小資產階”（petitebourgeoisie）。不是社會政治、經濟地位中的某一層，而是一種生活的品味和情調。文革之前及以後，這種品味和情調不出：浪漫、優雅、感悟、小康的範疇，文革中，尤其在“頑主”這裏，則完全變味、變調成了《決裂，前進》中的那一套。或曰：大資本、大官僚，雖然風光無限，責任、義務、風險也隨之倍增，有的時得不償失候。不如獨來獨往、自由自在。
那時的人們，追求份外的物質享受，除去偷竊、打劫，隻能幻想，根本沒有生財之道。最富想象力的人，也未能預感中國會改弦易轍到商品社會。如果改革開放之後再請長詩的作者述說欲望，他會把自己打扮成擅長官商勾結、坑蒙拐騙、偷稅漏稅，縱橫商海的企業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