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說到“和平集會”、以物易物，交換的紀念章和半導體元件都是小東西。大的也有，而且是房子。那時，當你路過某房管所的時候，就會看到門前有一些人，和顏悅色地認真傾談。與換毛主席像章不同，人數少得多；與交換零件不同，不僅都是中年人，竟有女子點綴其間了。聚集的方式也不是幾十上百人摩肩接踵，而是三三兩兩交頭接耳。探討互惠互利、你情我願的可能性。
如果說“愛情是藝術永恒的主題”；住房就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題”。住房在北京人之“金貴”的程度，從來沒有降低過。據說，有南方人到北京出差，驚訝地發現：北京個個是能人欸，你要是想當副總理他都能給你找到路子！且慢，雖然北京以出產吹牛大王聲動神州，可是，一旦你順勢提出“幫我找套房吧”，保證沒有任何“侃爺”膽敢接茬。
分間房子有多難，居住條件有多差，“傷痕文學”雖有駭人聽聞的描述，其實不及實際慘狀之萬一。幾乎每個家庭的搬家史，都是一篇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商品房市場出現之前，住房的來源幾乎隻有單位分配。就北京而言，大機關有可能蓋房、分房，這是指中央部委、各軍兵種總部，市屬機關、大中型工廠等。區級以下機構則基本沒有分配住房的可能。因為蓋房子是個大工程，非夠相當級別、能量者莫辦。小單位偶爾也會風傳“上邊給了幾間住房”，但是普通職工想都別想。因為房子是跟著職務走的。
所以，房管所門前的換房者，都是最底層的老百姓。他們大多住在區屬房管處轄下的胡同大雜院裏，機關的房子是不能與外界置換的。所謂換房，以小換大自不可能，換房多半為了上班近一點；或者牆角能搭個小屋、屋簷下能圍個廚房；家有病人、犧牲麵積以求朝向也是有的。至於學區，不是目標：反正學校不上文化課，畢業之後得下鄉。
世事紛擾，機會閃現。文革期間，平民百姓倒是有過兩次改善住房條件的機會。一是初期大抄家，上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下至“地富反壞右”，他們的住房都會遭到剝奪，遷居進去的全是“革命群眾”。可是僧多粥少。不久，“戰備疏散”，市級以上機關單位全部開辦“幹校”，很多職工成為“光榮的五七戰士”，高舉紅旗上山下鄉去了。機關宿舍頓時空了一半。但是，敢於利用這個機會的人不多：向組織伸手、貪圖享受、詆毀社會主義等等大帽子等著你呢。
待到下鄉的人陸續回來，機關的房子恢複緊張。政治成份不夠好的，常常兩家擠住一個單元，鄰裏糾紛蜂起。一個著名的故事是：錢鍾書夫婦攜女兒與一對年輕夫婦同住一套樓房，共用廚房和衛生間。兩家關係不睦。一日，錢媛被隔壁女人訾罵，那家男主人及楊絳立即卷入其中，錢鍾書則“老夫聊發少年狂”，手持木棒從屋裏衝將出來，劈頭向人家打去，傷及鄰居男子手臂，送醫治療雲雲。錢氏夫婦則收拾起卡片和筆記本，搬到學部，住在辦公室裏編寫《管錐編》了。然而，錢楊夫婦是何許人，名歸實至隻在早晚之間。果然，釣魚台國賓館對麵的部長樓一落成，他們就遷進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