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攢（cuan，北京土話：拚裝）礦石收音機聽社論”之說，即便當年也是盡人皆知的托辭。好在那簡陋的設備聽不到遠處的東西，所以沒有多大政治不軌的嫌疑，上綱上線到“革命意誌消退、玩物喪誌”也就到頭了。但也確有高人，組裝短波收音機,為的是“偷聽敵台”，這可是文革時的一項大罪。如海外反動勢力的對華廣播：莫斯科廣播電台、美國之音和台灣的“自由中國之聲”等。
“敵台”像原始WiFi，大功率發射短波。傳播遠、麵積廣，不易屏蔽。其傳送的“政治資訊”如洪水猛獸，令中共惴惴不安。於是，工廠生產的收音機具有短波功能的極少，有的城市甚至查抄短波收音機；據說，警察開著探測車在大街小巷巡行，車載設備能探知誰躲在家裏偷聽敵台。可見，政府施放的幹擾電波連城市都屏蔽不嚴。到了廣闊的鄉間更加鞭長莫及，“敵台”時斷時續，直至可以正常收聽。
據說，早自1940年，蘇聯就開始對華廣播了。BBC和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則稍晚。那時，插隊知青、下放幹部，用普通的短波收音機，就能清晰地聽到“莫斯科廣播電台，現在對中國聽眾廣播”。其隨伴的音樂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雄壯的合唱《祖國進行曲》化作“金鍾”似地樂音，從容優雅地奏出，另成一番意境。而內容則與國內的宣傳一樣，不吸引人。
奇怪的是，台灣的“自由中國之聲”，女播音員的音色和腔調，與大陸電影中醜化國民黨的表演一樣，酸軟緩慢，不成調子，與大陸人的審美觀格格不入，效果未見得好。可笑的是，台灣經常在廣播上呼叫其潛伏在大陸的特務，有代號、有聯絡方式等。看似虛張聲勢，沒人當真。至於最後那句“謝謝收聽”，與大陸文化完全相反：虛情假意，是何居心？
那是一個要求人人自律的時代。“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動”。非禮的廣播，政府屏蔽不掉沒有責任，你老人家無意間聽到，就會有革命群眾來給你“洗耳朵”了。若是有意收聽敵對廣播，批判之外，抓去坐牢也說不定哦。其實，“敵台”那些年說不到點上的叨叨絮語，在中國社會所起的反響，遠遠不及林立果一篇《五七一工程紀要》裏的寥寥幾句。對華廣播實際上成了一個招蜂引蝶的陷阱，讓中共額外迫害了許多無辜的人。下麵的小故事摘自一篇文革回憶錄《告別少年時代》。
那時候，人們之間的交往、每個人的行為都在周圍“革命群眾”的注意之下。校部一個男生通鋪宿舍裏，有人發現一個名叫夏禹文的人，經常夜間戴著耳機用半導體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廣播。這在當年可是一項嚴重的政治罪行，叫做“偷聽敵台”。那個連的領導為了“掌握證據，教育群眾”，對公開揭露此事做了周密布置：他們安排與夏頭對頭、隻隔一條狹窄過道、睡在他對麵的一個人向夏發動突然襲擊；再指定幾個人準備好批判夏禹文的發言。一切就緒後的一個晚上，夏像往常一樣脫衣就寢，在被窩裏戴上耳機、打開半導體、在短波波段上找到“美國之音”，悄悄聽了起來。他哪裏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眼裏了。躺在他對麵的突襲者讓夏某先聽上一陣，漸漸入神、放鬆了警惕。然後忽地翻過身來，猛然將手伸進夏的被子、一把奪過那個收音機、一麵喚醒大家、一拔掉耳塞、開大音量，全屋都聽到了“美國人的聲音”，這時幾個膺命在身的人，各司其職地組織起群眾，把個夏禹文鬥得七葷八素。
文革也不是鐵板一塊，中後期逐漸放鬆。不知哪年、但是看似偷聽敵台的人才會發現：美國之音製作了一個教學節目：“英語九百句”，何麗達主播；毫無政治色彩。於是，人們半公開地跟著學了起來。據說，恢複高考，一舉進入英語係的人中，受益於這個“敵台”者，大有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