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朋友，你曾經那樣的英姿颯爽。
黃軍裝、紅袖章
在金水橋頭，
在長安街林道上。
可是今天……
答：今天又怎樣？
同樣是英姿颯爽！
這頭上，是“四聯”理發師的精創。
開士米的圍巾更使我風流高昂。
告別將校呢、
我換上雪花呢的中式服裝。
闊步長街
為市容增光。
這鞋，請你仔細看：
它尖、
它扁、
它亮、
它翹、
它窄！
五寸褲腿的線條，
正顯我妙齡正當。
我把它熨得像刀刃一樣。
它使我在人流中穿行，
所向無敵、無人敢擋。
這段對話，明白告訴讀者，他們曾經是“老紅衛兵”。“黃軍裝、紅袖章”馳騁北京街頭，是文革初期的時尚。起初那樣裝扮，不是為了新潮，而是表明出身和政治立場：革命者的後代，紅色接班人。
因為，文化革命的第一個任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內部把其範圍掌握在國務院和地方各級部門。中央發出明文“軍隊不搞文化大革命”。事緣，中共入主北京之前，就分成“軍隊黨”和“白區黨”。“白區黨”以劉少奇為首，其手下平均文化水平較高，建國後盤踞各地、各部委要津。所以，文革軍興，瞬間掃蕩殆盡。軍隊的高級將領，被觸及者很少。再則，宣傳多年的“革命傳統”，也圍繞槍杆子打江山的汗馬之功。其子弟當然要在一切方麵突出地為父兄張目了。
然而，毛澤東、林彪心裏有數，“軍隊是專政的工具”，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收拾完劉、鄧一夥，就開始“抓軍內一小撮”了。這時，紅衛兵的“先鋒和橋梁作用”也已用盡。“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為委員會）已因完成革命任務，回頭救助自己的爹媽，而變成了“保爹保媽”派，被“中央文革”逐出了曆史舞台。個中人等，本來就少不更事，靠山不在，就隻能任人宰割了。他們從熱情的革命者，蛻變成“頑主”、繼而墮落成流氓，隻用了三年左右時間。
紅衛兵、頑主和流氓，三者本來就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如好勇鬥狠，放蕩不羈，標新立異，作亂秩序雲雲。詩中，以裝束為標誌，區分了對話者的氣質變化。看似，從“黃軍裝、紅袖章”到細腿褲、尖皮鞋一步到位。其實還是有個過程的。先說從紅衛兵到“頑主”。文革初期，初、高中的孩子們，各自加入本校紅衛兵組織。“破四舊”、“大串連”都以學校為單位。“老兵兒”一犯錯誤，立即開始遣散，當兵的當兵、下鄉的下鄉，作鳥獸散。組織既不存在，學校也沒有他們的立足之地。但是，北京的部委和軍事單位的宿舍，多數比較集中。孩子們互相都認識，剩下的人自然就以“大院”為依托活動了。
他們從不同的學校和紅衛兵組織，帶來了同樣的東西：驕傲、失落、好鬥和滿腹牢騷。順勢而為地做出破罐破摔、尋求刺激、打架鬥毆、占山為王之類的“遊民”事體。此時，他們的父母不是被打倒、就是被下放，學校則在驅趕他們下鄉。他們當中，不想下鄉或從鄉下跑回來的人，隻能在北京“刷夜”----當城市盲流，才能繼續他們的生活方式。
本來就缺乏生活來源的孩子，一“刷夜”就連吃飯都問題了。於是，這些自命不凡的公子哥，不得不陸續幹起素來鄙視、嘲笑的流氓行為：小偷小摸、溜門撬鎖、坑蒙拐騙。此其時，對於革命事業，隻餘失望，英雄主義蕩然無存，軍裝、袖章等等標誌，就像一個諷刺，避之唯恐不遠了。同時他們發現：放下身段，生活會變得很容易、很隨意、自由度也無限地擴大了。
雖然紅衛兵已經改弦更張，一切方麵與市井流氓無異。他們仍是互相不往來、無衝突的兩撥人。“老兵兒”方麵，也許為後知後覺自慚形穢？流氓方麵則不屑與效顰者為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