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鄰入侵，是莽撞地對抗還是優雅地忍讓？大概是紳士與魯夫的區別。據說，紳士長於“理性地愛國”，魯夫則是“民族主義”、義和團。僅中日之間，比釣魚島之爭更大的事件，發生過不止一件兩件。在國內，同樣的爭議也一再重複。
看似，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廬山抗戰聲明中的一些段落，幾乎可以一字不易地用於現在。如：“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那次，“保持和平”的結果是姑息養奸，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橫掃了東北、華北。那樣的局麵能叫“和平”嗎？所謂發展實為倒退。政府包攬抗日事宜、不準民間有所表達，不僅激化了政府與民間的矛盾、分散了禦侮的國力，還被詬病至今。
後來，國民政府終於決定抗日了：“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然而，抗日工作中一個大項是號召、督促人們“抗戰到底”。後人看來有些不解：把侵略者消滅幹淨或曰趕回老家，是不言而喻的事，用得著反複申說、提醒嗎？卻原來，民國去滿清未遠，滿清離蒙元未遠，都是外族入主中原，都沒遇到什麽像樣的抵抗。日寇入侵，是對我們民族素質的又一次考驗啊。
中國向有“麵子文化”，崇尚討巧。能“四兩撥千斤”才是高手；“牛刀殺雞”就會被人嘲笑……“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不在此列哦。辦事講究舉手之勞、水到渠成、不能“努著”。不然，則行韜晦之計，等待時機以求一逞。所以，裝神弄鬼的義和團，丟了中國士紳的臉，而不論他們幾乎是那時唯一一支有戰鬥力的武裝，“盲目排外”的對象，是燒殺搶掠的列強，其所輸入的先進文明是堅船利炮。果然，翻開今天的史籍，屢屢簽署賣國條約的李鴻章等，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外交家；農民組織義和團則“愚昧無知”雲雲。
正是諸如此類的曆史、文化，培育了大批墨客文人，大敵當前不事抗戰，而循“名不正則言不順”的思路，熱衷於尋章摘句、玩兒概念、抖機靈兒、說便宜話，攪亂了求和與抗戰的分野、模糊了漢奸與誌士的界線。還故作悲壯地宣稱：“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一部抗戰史，看得人羞憤難當。
連日，各媒體連篇累牘刊文呼籲的“理性”包括哪些？未見其詳；“非理性”的行為倒列出了不少。暴力行為、粗言穢語，民族主義之屬唄。按常理推算，不理性的反麵就是理性吧？那麽，殲滅入侵、犁庭掃穴，是理性還是暴力？淪為貶義的民族主義，與民族自尊、民族自豪的界線在哪裏？放棄民族主義難道重拾國際主義？民族主義至少包含著國家利益，國際主義給我們帶來過什麽？既曰“主權所在”為何“共同開發”？
粗看，民族主義最遭“理性”譏諷的是其情緒化行為。然而，情緒正是自尊、優越、自豪的主要部分。它普遍、深入地彌漫在城鄉間、根植於人群中；是無法忽視、不可改變、左右穩定的社會現實。尺度之拿捏、比重之分配，深不可測。其過激的閾值，隨對社會、對政府不滿而降低，則無庸置疑。社會現實的最大特性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隻能因勢利導，不宜試圖扭轉。強人如毛澤東者，遇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時事，也隻能長歎一聲：“讓他去吧。”事後再想辦法收拾。不然，就將引火燒身、變國際矛盾為本國朝野衝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