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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上有一個說法，某人從未說過的事，可能正是他一心一意、極端重視的事；不說，是因為太重要、到了不宜提及的程度。就像：大象無形、大音希聲。以毛澤東為例，他一生談天論地、中外古今無所不及，卻很少涉及宗教迷信。但是他卻一直以教主之姿領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具體的做法就是以其倡導的標準，改造人們的世界觀。
解放的時候，中國有人口四億五千萬，到他老人家撒手人寰，少說也有七億五千萬了。老毛意在讓這麽多人全部樹立起共產主義世界觀，統一思想、統一意誌、統一步伐、統一行動。抱負之大，足令古今中外所有大小宗教、江湖會道門等瞠乎其後。
林彪送他四大頭銜：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他一展偉大的謙虛道：討厭！隻留一項“導師”吧，因為我是師範出身。其實，中國文化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傳統；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不妨視為：給兒童灌輸、給成人洗腦。毛澤東一生“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其實，戰天鬥地得靠人，歸根結底還是“與人鬥”。
古之“鬥人”，攻心為上。人的行為受思想驅使，統一民眾的世界觀，當然具有極大的好處和需要，看似從事革命和建設運動多快好省的治本之法。於是，精通馭人之術的毛澤東，不免借用宗教皈依、篤信、殉道等概念和做法。與基督教相似，人人都有原罪-----剝削階級思想；與伊斯蘭教相似，一切榮譽歸於真主-----偉大領袖毛澤東；與佛教相似，普度眾生-----解放全人類。把道德標準、價值觀念統一起來，一旦認同，人們就會為偏離軌道而自責。就像唐僧給孫悟空的頭上套的環，那潑猴兒一不聽話，便有緊箍咒響起、讓他頭痛！
思想改造，毛澤東一到延安就開始了，建國之後，行事更加方便。全國人民爭先“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都曾從中受益。到了文革，人民群眾更加配合，每天都要把自己的思想、行為，與黨和毛主席的要求相比較，一旦有所不符，不消政府前來懲處、糾正，廣大革命群眾先就自慚形穢、自愧不如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這樣深入持久地開展著的。
毛澤東利用人的行為機製，借用宗教傳播的形式，指導芸芸眾生，又與世俗宗教有所不同。宗教多半是修來世，今生修煉兌現了多少不用負責，真理與否無從拆穿，從而千秋萬代地傳了下來。但是打造“共產主義戰士”，則今生今世就要見結果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也稱無產階級世界觀，因其將個人的所作所為，與祖國的前途、人類的命運聯係起來，提升了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了人的生命價值，一度非常誘人，全國軍民趨之若騖-----修成一個革命英雄、精神永存，價值不亞於成佛成仙。
然而，長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學習、工作和改造，人們發現，世界觀的樹立與改造十分模糊而迷茫；樹立和改造的每一步，都是自我否定。此等事情，偶一為之可矣、行不得一世。如果說，舊社會過來的人帶有些許封資修的思想意識、需要改造，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少年兒童，為什麽也要進行改造？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則很難理解經濟地位與政治立場的必然聯係。
起初，出於對黨和毛主席的崇拜，人們不惜自我折磨，自覺自願地“鬥私批修，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鬥私字一閃念”。拚命約束自己、檢討自己，弄得人人自卑、人人自危，人人都像清教徒。最可憐是那些劃成各種“分子”的人，對比當時的政治標準，難免有所差池，被指反革命又心有不甘。他們都自詡緊跟共產黨、毛主席，隻有做的不夠、絕非有意反黨。為顯示衷心，便在竭力表現的同時，猛烈揭發批判別人，加重了那個時期的人間悲劇。
古往今來，人們的世界觀有所變化，是跟在生產生活方式、科技水平改變後麵的。作為群體，生活狀態沒有改變，世界觀是無法改造的。所謂共產主義世界觀。似應在社會生產力大增、民生物資極大豐富到各取所需時，自然而然地產生並深入人心。超前推行，頂多算是試驗。其違反常識、代價之大、過程之慘痛，令所有經曆者不堪回首、憤恨不已。
毛澤東大概是中外統治者中，惟一不遺餘力推動改造全民世界觀、並以此作為己任的。不料，凡事有所更新，理應配合某種改善。但是文革前後，以暴力和準暴力形式開展的思想改造運動，並沒有持續地給社會帶來新氣象、沒有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解放後，看似人們的世界觀有所更新，其實不過二十餘年。文革失敗的社會基礎，人們對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厭倦與反感、占很大成份。所以，毛澤東一死，中國立即變本加厲的回到了封、資、修一統天下的狀態。
同為 暴 君，毛澤東不像斯大林，斯大林喜歡在肉體上消滅對手和敵人，毛澤東則試圖而通過思想改造，讓人心悅誠服地向他頂禮膜拜、低頭認罪。斯大林動輒就殺，真的消滅了不少蘇維埃的敵人。結果是社會主義製度折磨俄國人達七八十年。而毛澤東，則留下了大批沒有改造好的修正主義分子、地富反壞右等等分子，成為“黨變修、國變色，改革開放”的生力軍，使中共得以於建國三十年後順利轉型，算是國人不幸中的大幸吧。
路過的，順便看看，發現經常張冠李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