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散論：走偏莫如毛澤東

曾經有人說，毛澤東一生有“三不碰：不碰槍、不碰錢、不碰馬列原著。”這裏的“不碰”大概有幾層意思：

 

毛雖號稱“用兵如神”，卻有故事說他不會打槍。那件事不知確否，但在一張持槍瞄準的照片上、他的姿勢很笨拙。此事用“韓信善於將兵，劉邦善於將將”可以解釋。就像某著名遊泳教練，率隊獲得世界冠軍後，小夥子們表示祝賀把他扔進水裏，驚見他其實不會遊泳。另有人稱，通讀毛著後發現，毛氏基本不曾直接引用過馬恩列斯原著。這事也好理解：毛讀馬列已入化境，無需尋章摘句，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了。所以並不妨礙毛澤東信奉“槍杆子裏麵出政權……”；要求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唯有“不碰錢”這條，於已於人一體視之，原因是畏懼。

 

“大內總管”汪東興和一些毛的近侍，都講過毛澤東“手不摸錢”的事例。據說，按照古代“帝王術”，皇帝不宜觸摸銀錢。看似意為：貴有天下者，碰錢有失身份。毛澤東對己，用錢而不碰錢；對於臣民，因知人性本能趨利、玩物喪誌，遂將金錢視為革命意誌的天敵，畏之如虎，繞行惟恐不遠、避之惟恐不及。先是供給製、爾後低工資；文革中則猛烈批判金錢掛帥、物質刺激、資產階級法權。而為工農業生產提供另外一種推動力-----抓革命、促生產，替代“金錢為社會運轉潤滑劑”的法則。為其改造人們世界觀的具體實踐。有點“劍走偏鋒“的意思哦。

 

“宏觀經濟學”，一度在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稱“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初經十七世紀法國人蒙克來田提出，亞當·斯密把它發展為“國民財富產生和分配”的科學。到了馬克思，則將之變成了“政治的經濟學”，又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特點是政治地看待經濟意義、政治地設計經濟結構、政治地組織經濟生產……。因為，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的細胞-----商品”時發現，“商品”的特點是具有“剩餘價值”，此乃資本家追逐的目標，不惜為此剝削工人農民、毀壞社會道德，是社會沉淪的萬惡之源，必須鏟除雲雲。

 

既如此，社會主義生產就不能與之相同。釜底抽薪、生產資料全民或集體所有；“商品”變成了產品，產量質量沒有市場、服從計劃可矣；“剩餘價值”因不進資本家腰包、直接上繳國庫而改名“利潤”。生產既不是為了錢，也就不需要錢來推動了，人們根本不知“獎金“為何物。提高質量、增加產量靠什麽？靠在一個緊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抓革命、促生產”。因為毛澤東相信“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開展世界革命，都需要強大的生產能力和物質資源。所以，毛澤東不是不搞生產。解放後，與蘇聯簽訂幾百個援建項目；發動大躍進、超英趕美，文革稍一穩定，1972年開始第二次大規模引進外國成套設備等，都是他的經濟宏圖。但是他不懂科學，又不信非按經濟規律發展經濟之邪，另辟徯徑：生產目的政治化，生產過程運動化，生活享受道德化。此情此景，最初令人耳目一新，頗有效果，卻未能持續。工農業技術老舊落後，生活資料全憑票證，致使“國民經濟走到崩潰的邊緣”。

 

也許兩百年以後的人，在社會史、經濟史讀本裏看到，當年，在一個偉大的國度中國，曾經有過這麽一種經濟管理方法、運行模式，饒有興致地了解了實施方法後，看到其結果是計劃無據、生產停滯、生活困頓，可能會寬容地將這種所有製關係和生產方式，視為一種富於勇氣和想象力的嚐試；但是一定會慶幸自己沒有生在那個年代。

 

那絕不是把荊棘開辟成大路，付出辛苦換來便利；更不是“神農嚐百草、日中七十毒”，用自己的犧牲為民謀福。而是一種飲鴆止渴的自殺。就像瑞士化學家保羅·穆勒發明的DDT，起初功效卓著、風行世界，並獲諾貝爾生理/醫學獎。隨即發現其隻利用了部分生命法則，在更高的層次上違反了自然規律，消滅害蟲的同時、有毒殺所有生靈之虞，遭到全球範圍禁用。毛澤東等的政治經濟學，用政治信條重塑生產關係，用革命理想排斥物質享受的同時，人在生產中的主動性、科研裏的創造性、交流領域的靈活性也一並被忽視、限製、扼殺了，整個社會失去活力與生機。可見，人類文明幾千年形成的利益驅動機製，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是替代不了的。

 

被畏懼說明它強大，尤其金錢之原動力於生產生活，躲開、繞過都不可能。當今之世，商業社會、產品豐富、人欲橫流。看似中國人在社會改革的方法上走極端；追金拜物造成的道德滑坡，遠遠超過毛澤東的想象與擔憂。然而，曆史的進程卻證明，非金錢招喚、人們不肯早起；非物質刺激、產量不能增加；非占據擁有、何談主動積極。政治改造經濟、革命衝擊生產，也許用心良苦、也許事出有因，而且能夠收效於一時。但是，如果人類生產生活方式沒有根本改變，就整個社會而言，組織、促進、提高生產和生活的途徑，就離不開金錢鼓勵和物質誘惑。至於防止其產生弊端的方法，還是老祖宗那句話：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法律監管，自尊自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