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雜談：改造文化治聾成啞

文革的全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顧名思義，革命的對象是文化。中共自己也說，這是一場上層建築領域裏的大革命，還喜歡冠上一個定義“史無前例”，結果畫蛇添足了。中國曆史上，革文化之命的運動不止一次，遠的不說，

 

從曆史進程上看，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曆經幾個社會發展階段，變化可謂天翻地覆，方向未改強國富民，改造的主要對象一直是那個，妨礙中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傳統文化。明末，西方傳教士帶著一些科學技術來到中國，國人視為“奇技淫巧”，無礙中華文明優越性。是清朝後期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國人茅塞。洋務運動、變法維新、新文化、新生活、抗日戰爭……，都有內與落後的傳統文明鬥，外與“為富不仁”的洋人比的目標和動力。中國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進步的。

 

社會改造的方式方法很有哲學含意，有點像樸素唯物論指導出的中醫治病法則。首先是診斷，根據疾病陰、陽、表、裏、寒、熱、虛、實性質不同，製定汗、吐、下、和、溫、清、消、補治療方法，達到氣血通暢、陰陽平衡的理想狀態，名曰“致中和原則”。社會弊病像身體疾患一樣複雜多樣，區別對待、一一施救如對症下藥“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幹者潤之，濕者燥之，熱者冷之，寒者溫之”則緩不濟急。國民既無此耐心，世界局勢也不允許。隻能溯本尋源、一記中的、綱舉目張。

 

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民諺：不為良相便為良醫。都是醫病、治人與治國，原理不無相通之處。醫史“金元四大家”有張子和者，著有《儒門事親》。認為人體發病都是內有邪氣，不論正氣是否虛，必須先驅除邪氣，邪去則正安。所處之方，首重上述中醫八法中的“汗、吐、下”三個狠著。其藥多為峻猛之劑，就是曹雪芹所說的“虎狼藥”。此人在中國醫學史上很有地位，就像曆史上的政治家，看法極端、手段激烈就名氣大、實踐機會多。主溫和調解社會矛盾的改良派，多半做不出什麽大局麵。因為，百多年來，中國的內憂外患太嚴重了，等不起。

 

曾經在經濟、文化上領先世界的中國，後來落到任人宰割的悲慘境地，各界都說是傳統文化糟粕滯塞所致，需翻然改進、棄舊圖新。十九世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救國功效有限；五四學人幹脆主張全盤西化。西方思想派別不一，一齊湧入中國，等於打擂台。“狹路相逢勇者勝”，來自德國的馬克思主義和俄國的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勇者毛澤東等結合，主導了中國的社會改造。在那個選擇與試行的過程中，中國逐漸獨立、社會麵貌有所更新；“孔家店”關張歇業，新式中華文化孕育在腹。

 

雖然貫穿黨爭、內戰，中國卻在進步。國人無私無畏、高風亮節地接受了為此而付的生命財產代價，以為國家富強、民族昌盛，非暴力手段不辦。國家領導權，從而曆史地交在了共產黨、毛澤東手上。既然“惡治”有效、自然“效不更方”，而且“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適用五行八業、大事小情。限度何在，無人問津。

 

革命運動慣性巨大，個人崇拜深入人心；階級分析唯一思路，暴力革命無上良方。不料，社會承受改造、與病體適應療法一樣有個邊界。不得其法或力度大太，就會像老百姓諷刺庸醫時說的：聾子沒治好，又給弄成啞巴了。病人沒有醫學知識，易為錯誤療法所誤，民眾所知有限，就會把誤國之方當成興邦之策。文革，億萬革命群眾推波助瀾，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無所不用其極地鬥、批、改；抓革命、促生產，抗衡國際上的帝、修、反。將自戕之方當作振興之道，把國民經濟弄到了崩潰的邊緣。

 

文革失敗於社會主義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幼稚可笑、不成大器、不當大任；封資修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尚不過時，急於去之而無替代，違反了社會法則。毛澤東心知肚明，一次文化革命，不足以創建龍配套的“四新”，需待“七八年來一次”文革，逐步完善。第一次意在打下堅實的基礎。

 

但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既不符合國情，也不適宜人性。而抽掉了“四舊”的中國社會，就像空氣裏氧含量不夠、飲食中蛋白質不足，生存其間呼吸困難、營養不良、血流不暢、頭重腳輕。所幸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的人生第二大業，隨他一起扣在了紀念堂的玻璃罩子裏。按惰性，毛若多活十年，那種渾渾噩噩的狀態還會拖延。

 

曆史學家說：民族文化，起源於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由此決定的生存方式，在漫長的曆史時期內發展、成型。其傳播過程中，繼承、揚棄和改變的量與度，也受基本生產生活方式製約。自然進化與篩選。人為、急就，實屬不自量力。

 

然而，人類智慧的最大考驗之一，是政治方案的適用性；最難把握的，是社會改造的力度和分寸。所以，無論成功或失敗，曆史都是“英雄與人民共同創造的”。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劃時代的一次。前前後後，大中小規模的傳統反省、社會改造不勝枚舉。“史無前例”僅限規模，規模空前、失敗之徹底也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