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雜談：文革遠因逾百年

據說，曆史學界中有一派，主張把重大事件放在曆史進程中，才能看清楚其來龍去脈、意義雲雲。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若是引用這個方法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與機製，則近因不晚於毛澤東出掌中共；遠因至少萌發在鴉片戰爭。 按照湯因比的說法，直至十九世紀前期，歐洲人心目中的“世界曆史”，隻包括歐洲大陸和接受其文化的“殖民地區”，是為“歐洲文化中心論”。無獨有偶吧，那時的中華帝國也真誠地以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不料，列強炮艦幾艘、兵將數千就在中國入無人之境了。此事對中華民族的刺激太大了，無論付出什麽代價，若不盡快崛起，幾於無地自容。 曆史學家如黃仁宇等解釋社會進程、民族運動，又有“接力”之說。認為：不同黨派、集團相繼以不同的方式領導國家，其爭權奪利背後的推手，是承先啟後推動國家改造、民族進步的大趨勢。曾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尼·雷日科夫在《大動蕩的三十年》中說：“曆史本身是沒有具體形象的，它的具體形象是人。曆史把人推向前台，授權他們以曆史的名義說話、做事。”近代中國迄自1840年，鹹豐皇帝、慈禧太後以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北伐統一、乃至後來的共產主義運動，無論發起人心裏做何打算，其號召民眾的共同點有“振興中華、強國富民”之意，區別在於采用的方法手段各有不同。 從這個大脈絡上看，為了雪恥與富強，中國人什麽辦法都樂於嚐試。《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國人以博大的胸襟“師夷之長以製夷”。一一篩選西方成功有效的方式方法。體育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歐美留學生倡議，響應的人不少；社會主義、階級鬥爭、改變生產資料所有製……，蘇聯共產黨指導，施行的力度大。多種方案裏，“改變社會製度”強暴勝出。可能是求成心切吧，所有的人都想在有生之年看到中華恢複其世界地位。雖然帝製結束進入共和，抗戰勝利躋身四強，但是，社會改良緩不濟急，非大動幹戈不能掃清障礙、興利除弊。 確實，許多社會問題的解決，非改變製度不可；公有製、集體化、黨領導，易於整合資源、凝聚力量。國民黨雖然維持了中國的統一與獨立，終因無力協調朝野力量、迅速廓清社會環境、發展經濟，令民眾失望而被共產黨取而代之。因中共的方針政策與以往那些效率不高的建國方略完全不同，而且頭頭是道。第一次鴉片戰爭到中共建國，已經過去一百多年，為了實現民族複興，除了“社會主義道路”，什麽辦法都試了，與西方的差距仍然懸殊地令人汗顏。人們不免打起精神，給共產黨這個機會。 中華民族信奉“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了遠大的理想，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你說，生產資料公有製有利於建設，我們就把土地劃歸集體、工廠交給國家；你說我們得艱苦樸素、發奮圖強，我們就節衣縮食配合你的票證定量；你說右派幹擾黨領導建設，我們就批判剿滅絕不留情；你說來個超英趕美的大躍進、激發一下民心，我們砸鍋賣鐵沒有二話；你說美帝組織包圍圈遏製中國，我們就與他勢不兩立；你說三年自然災害蘇聯落井下石，我們就反修防修，清查其在黨內國內埋下的別動隊；……。 中國人的境界真高啊，犧牲精神舉世無雙。誰能拿出改造中國、複興民族的方案，忍辱負重也心甘情願。不然，十個中國共產黨、一百個三頭六臂的毛澤東，也不能那麽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就像人家說的，一個時代有一種緊箍咒般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並配以相應的行為方式。沒有人能夠超越、不受它的製約。毛澤東的基本隊伍是共產黨、社會基礎是人民大眾。那道緊箍咒可以歸結成十個字：祖國的前途、人類的命運。黨內從建立開始念，國內從建國開始念，聞者無不動容。 人們有時會奇怪：洋人談到中國的文革，好像不那麽大驚小怪、不可思議。僅僅因為事不關己、沒有設身處地嗎。看似不止於此，卻原來，各個國家的曆史進程大同小異，多半也有過相似的經曆。比如法國大革命，幾乎殺光了國內的貴族；因為他們擔負了阻礙民族進步的罪責。德國人跟隨希特勒迫害猶太人，因為“他們是德意誌複興的障礙”；美國種族歧視，因為有色人種與他們的文明高度不配。蘇聯大清洗，因為黨內有一支西方勢力豢養的第五縱隊。都因事涉根本利益，而有全民參與。 陳寅恪、沈從文等又說：文獻資料需與文物對照，才能恰當地解釋曆史現象。文革之興，符合當時的社會基礎、民意人心的史料多矣。隨便上網搜搜圖片視頻：天安門前的“紅海洋”、機關學校的“大批判”、工廠車間“講用會”、田間地頭的“表衷心”……，都是現場紀錄不是擺拍哦。曆史真相不因參與者愧疚而裝聾作啞或文過飾非就改變行跡。所以，說文革是毛澤東利用甚或迎合了人們的“革命要求”，才順利發動起來的，不無憑據。其實，毛等號召七億人民投身文革，用的是最為“草根”且又“庸俗”的一招：不打倒黨內走資派，老百姓就要受二遍罪、吃二茬苦，中國將淪為列強的附庸。 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此言絕非強詞奪理、大言不慚。毛澤東之在中國獲得神祇的尊榮與地位，人民群眾的信服崇敬、抬舉吹捧至少占一半因素。但是，我們造了這麽個神，原意是希望他帶領中國走向繁榮富強。不料，他與我們一樣，受製於時代的局限，除了階級分析的方法、暴力革命的手段，別無它策。任憑革命的慣性，把最後的能量在繼續革命中消耗殆盡。樂極生悲似地，在中華民族取得長足進步之後，轉向苦難的深淵。 然而，中國人不必因為認真出演文革鬧劇而自慚形穢，曆史的法則中根本就沒有“直線進步”這一條。民族成長、社會進步反而隻能是一個痛苦掙紮、迂回曲折、誤打誤撞的過程。一切高瞻遠矚、正確路線，都是事後添注。幸而，我們是一個知錯即止、善於學習的民族。轉而開創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放在曆史的進程中，莫說十年文革，三十年改革開放，即使一百七十年中國近現代史，在以往幾千年、未來無限遠的曆史長河中，不過“彈指一揮間”。 人生的價值在於經曆人之所無。我們能夠期望的隻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史無前例又後無來者，讓我們獨享那份“唯一”，差似不幸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