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雜談：民族的劫數

十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夢魘般的糾纏著千千萬萬經受它洗禮的人。回顧那個時代，恍若隔世；個中種種年輕人難以置信。我們也寧願它沒有真的發生過，然而，曆史不僅無法重寫，幾乎不存在其它可能。

就像在劫難逃，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必然導致文革之類的動亂。革命運動像運動中的物體一樣，具有慣性；社會活動與自然生命不同的是它還帶有領袖人物的個性。與其他統治者一樣，毛澤東嗜權如命，他被政治浸透，不擇手段緊握權柄；與有些獨裁者不同，掌權不是其終極目的地，權力隻是他推行政治主張的工具。

毛澤東及其之前的中國，科學技術一向落後，政府的管理方式也頗原始。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生活水準的途徑，基本依賴“皇家旨意英明與否”。中央集權需要公有製基礎。而帝製崩潰後的中國，中央集權有之，生產資料私人所有的製度，並沒有改變，中國依舊是一盤散沙。於是，許多人把二十年代的軍閥割據、後來的日本侵華等民族災難的根源，歸結為“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其理論解釋，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化；解決方法有列寧主義的暴力革命，並順利地號召了各界民眾。四年內戰奪取政權，順理成章、萬眾擁護、意外順利地完成了生產資料公有化，建立了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國家。

建國初期，社會精神麵貌煥然一新，經濟國防成就不俗。理論與實踐俱全。全黨全國不免以為，中華民族終於找到了通往共產主義天堂的康莊大道----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個勢頭的延續，不僅得力於中共的宣傳教育，也有外部世界敵視中國、“帝修反”國家本身行為不檢、社會弊端過多等的因素。即便資訊是開放的，西方世界的對華吸引力也頗有限。那時，中國社會的道德標準堪比烏托邦，價值觀念近似清教徒。人們樂於絕對服從黨的領導，自由民主乃多此一舉；崇尚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物質享受非英雄人物之所為。

社會製度雖然變了，文化傳統惰性依然。老百姓普遍不對英雄做任何批判；相信成功者一切都是好的、對的；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與興趣。堯舜的子民，從來都把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王侯、聖人身上。而毛澤東就是“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天才。懷著這樣忠君、自卑的心理，毛澤東在神州大地、億萬人民中間予取予求，何足為奇。

可惜，毛澤東不是一個容易滿足的凡夫俗子，其的思想境界、曆史視野、抱負事業竟不止於稱孤道寡、麵南而王。他還要改變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於國勢的規模與速度“有計劃按比例增長”也不耐煩。渴望移風易俗，“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達此目的，非繼續革命不辦。曆經多年鋪墊經營，毛孚眾到全黨全國追著請他獨斷乾綱的程度。其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多重目的，無一不在朝野一呼百應。“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怎能不轟轟烈烈、“自下而上地”開展起來”？ 

依照那個時期的行為方式，毛澤東的做法符合邏輯，人民大眾也沒有理由不推波助瀾。並非複興心切“慌不擇路”，實乃曆史局限“效不更方”。然而，革命徹底失敗，毛不顧而去一死了之。身不由己的人們，隻能以“參與了一次社會改造試驗”，聊以自慰了。計劃經濟的國策、集體主義的理想，階級分析的思路、暴力鬥爭的方法……，毛澤東不用，別人也會用；效力有多大、值與不值得，如同紙上不能談兵，用過才知道。曾經竊喜恭逢其盛、誰人料到不堪回首，就算為警示後人不再誤入誤途，自殘了一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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