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七十年——記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84）

釣魚鄉(3）

釣魚鄉派出所的警車於3月9日淩晨5點鍾趕到六安。見父親迎門躺在地鋪上，原本魁梧高大的身軀像一束幹柴，麵容黑瘦黑瘦的，不見一點生氣。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像一葉輕舟飄蕩在茫茫無際的大海上，而身上卻背負著養育妻兒的責任。那一瞬間，我深刻地理解了曾經壓在父親肩上的擔子有多麽沉重，他的人生旅途是多麽的艱難。我抓住父親幹枯的手，這冰涼的手傳遞給我的幾乎全是冰徹肌骨的信息。我潸然淚下。

悲痛中的我聽到一聲怪叫：我大爺，你的兒子來看你了。這句話像尖刀一樣刺痛我的心心，我是來看他的嗎？我是來處理喪事的，這是兒子的本分。但我沒有發作，知道此時壓在我身上的責任。一會兒，二姐夫張喜山從對麵過來，我問他都辦了些什麽事？他說：什麽也沒辦，我們接到惠芳的電話，已經天黑了。我馬上掏錢給張喜山，讓他現在就出去買壽碗、燒紙、花圈以及紅紙和白紙。張喜山看看天色已經大亮，拿著錢就走了。

我回到對麵的屋裏，見母親在床上睡覺，就沒驚動她老人家，接著問惠芳父親是怎麽去世的。惠芳說：下午3點多鍾的時候，我大爺要起來解手，沒站穩，摔倒了。我和我媽把他扶到床上躺下，我見他有些不對勁，就去把劉玲喊來。劉玲見我大爺的情況，立刻回自己家拿來急救針盒，給我大爺打了一針，然後就和我一道騎車去縣醫院取擔架，準備將我大爺送到縣醫院。在大門口，我分別打電話給徐雲和徐敏，告知他們情況。我們到了縣醫院，借到了擔架，劉玲說我先回去，看看大伯情況。等我帶著擔架走到地位後門口，見劉玲在那兒等我，說我大爺已經不行了，她把擔架接過去，送回縣醫院。等我回到家，張喜山、吳厚煜他們都把我大爺放到地上了。我說怪不得三姐見我回來，怪聲怪氣地說我大爺，你兒子來看你來了，好像她操了多大的心似的，原來我大爺的老衣是他們穿的。她怎麽就不想想，要不是靠著我們住，死了都沒人知道；要不是你通知他們，他們怎麽知道我大爺摔跤了。惠芳說：你就不要和他們計較了，各憑各良心。

父親去世，按理說要通知所有的子孫。鑒於大姐剛離開六安，可能還在途中，從貴州往返一趟不容易；我的長子在杭州讀大學，來了影響學業。因此就決定不通知他們。

張喜山買了一應物品從外麵回來。我立刻開始布置靈堂。又吩咐張喜山拿照片去放大，再帶一些早點回來。布置靈堂，關鍵是大奠字旁邊的一副挽聯，通過它來反映逝者的值得稱道的個性及優點。我花了十幾分鍾的時間擬定好了挽聯，重點反映了父親勤勞的品質和堅持自食其力的生活態度，家人都認為說得對說得好，可惜這幅挽聯的原稿沒保存好，時間久遠竟然忘了詞句。靈堂布置好，看起來空蕩蕩，這才想起來最該做的事沒做，這就是花圈。於是就趕緊吩咐人去買花圈，三姐妹和我，每家一個花圈。接著我又吩咐小牧找了一個瓦盆，在門口燒紙。這時候差不多快九點了。十點鍾左右，五中（二姐的單位）、輻條廠（三姐的單位）和針織廠分別來人送花圈、表示哀悼。針織廠來人時，我請他們務必讓朱士江來我家一趟。朱士江來後，我請他辦一件事，這就是買兩大箱炮竹，出葬那天，請他在父親的遺體離開家門後，就開始放炮竹，連續放到窯崗嘴火葬場為止。這是父親的遺囑之一。

按照六安風俗，逝者在家停屍三天後出葬。父親3月8日逝世，當在10日出葬。當小牧把老盆摔碎後，肉廠工會派來的四個漢子將父親的遺體抬上三姐找來的卡車。感謝釣魚鄉的領導為我長臉，出葬這天，在前麵開道的是警車，這位駕駛員很會做事，他時而拉起警笛，很壯聲勢。警車後麵是裝遺體的卡車，小牧和吳雪鬆捧著遺像站在前麵，除去徐家林一家外，二姐三姐以及惠芳都站在兩邊；卡車後麵是一輛皮卡，上麵坐著大哥大嫂；皮卡後麵是一輛大客；大客後麵是我租借的一輛卡車，朱士江在車廂裏放炮竹，真的是從地委大院門口一直放到窯崗嘴火葬場。

在做了簡短的追悼儀式後，父親的遺體被推去火化。三姐夫婦去和大嫂親近去了，二姐和二姐夫不知到什麽地方去了，自父親去世到出葬前，我沒看見大哥徐家林到靈堂來過，他們父子關係肯定是出了毛病，但什麽毛病導致他連父親的遺體看都不看一眼，我弄不清楚，反正覺得矛盾挺嚴重的。記得好像出葬那天大哥大嫂是隨一輛皮卡來的，隻是停在人民路上，人沒下車。惠芳在和針織廠來的人寒暄，我一個人跟著靈車來到火化爐，跪在爐前，眼看著父親的遺體被推進爐子裏，瞬間被火焰吞噬，直到和爐火融為一體。差不多個把小時後，司爐工將一袋子骨灰遞給我，說你家老人個子肯定大，骨灰很多，得買一個大一點的盒子，否則裝不下。

張喜山買了一個六百多塊錢的骨灰盒，我覺得很一般，盡管心中不快也沒吱聲，就把盒子接過來，開始裝骨灰。果如司爐工所言，父親的骨灰多，滿滿地裝了一盒，我裝得非常小心，生怕撒了一粒在外。整個裝灰的過程，沒一個人伸手相助。兩個女婿是外人，我不能計較，可他還是有其他的三個親生骨肉，為什麽都對此無動於衷？平日裏不是一口一聲我大爺喊得異常親切嗎？人之薄情，莫過於此。

骨灰裝進盒子後，我依照入土為安的古訓，及時將父親的骨灰安葬在離窯崗嘴殯儀館一公裏之外的西郊墓地，那是我一年多前為父母購置的。

給父親送葬回來，我和妻子走到故居的山牆旁，幾乎是同時喊了一聲“我大爺”，幾乎又是同時哭出聲來。這個時候，我對父親有深刻的成見，而這成見後來經過近十年的歲月消磨才得以改變，而且是強迫所為。可是，那一刻，我和妻子的情感瞬間同時噴發，可能是父親的靈魂，此刻仍在家門口深情地看著我們的感應吧！ 除此以外，還能有什麽樣的解釋最合理呢？這也是我自我強迫消除對父親成見的力量所在。

送葬後的第二天，老徐家最醜陋的一幕開演了。可能是他們兄妹三個約好了，齊齊地在九點鍾來到父親住的小房子。過了一會兒，外出倒垃圾的惠芳小聲對我說：你去到對麵看看。我不解的問看什麽？惠芳說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嗎？我走到對麵麵，看到大哥在指揮兩個妹妹在一件一件的翻父親的衣服，掏了所有的口袋。我聯想到在北京三叔家，三叔說：你大哥說你大爺有幾十萬，為什麽不給孩子一些？知道他們是在翻存折。大約半個小時後，什麽也沒搜到，大哥惡狠狠地說：都燒掉！這個長子，根本沒把坐在旁邊的老母親放在眼裏，竟擅自做主將他十幾年從未關心的父親的遺物付之一炬。我聽他這麽說，於是就在父親的遺物裏，找出一副棉手套和大頭鞋，拿回來留作紀念。那雙大頭鞋保存了一段時間後，因為裏麵羊毛遭蟲蛀被丟棄了，手套我一直保管至今。兩個姐姐把父親的遺物抱到圍牆根點燃了，那些衣服和被褥一直燒了兩個多小時。這是我此生此世所見最無恥的一幕現實生活劇。這三個人分別是副縣級國家幹部、一級人民教師和工廠的財務科長，都有著光鮮的身份，卻幹著令人不恥的事。

 

父親的遺體下葬後，我讓母親和我們一起住。我花了三天時間將他們的住房徹底清掃，鏟去床上、牆上和地上的痰跡，為了消毒，用石灰水重新粉刷牆壁。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活，加之悲傷、旅途勞累以及送葬的操勞，我對惠芳說：累死了，我從來沒有這樣疲倦過。這天晚上，我多喝了幾口酒，一夜鼾聲雷動，用惠芳的話說：屋巴都快被你震塌了。第二天醒來，精神仍然提不起來，又休息了兩天，方才回複過來。

我對惠芳說：我們已經完成了四分之一的任務。因為過去我們曾經常說我們兩家有四個老人，為他們送終是我們的職責。我對我處理父親的喪事比較滿意，這滿意包括針織廠來了很多人，此時我已經離開針織廠三年多，還能來這麽多人，說明公道自在人心；妻子的單位地區肉廠也來了很多人，包括廠工會副主任、車間主任、工段長在內也有十幾個，父親的遺體也是他們抬上車的。三姐單位也來了許多人，這說明三姐人緣關係很好，在單位吃得開。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去世，一般被人們認為是喜喪。父親的喪事我辦得轟轟烈烈：孫子摔老盆；花圈擺滿了十幾米長的巷道；炮竹一直炸了十幾裏路；幾十人送葬，而且是警車開道。為此我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