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七十年——記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66）

第六章 新氣象

第一節 再現清明（1）

遠在1976年10月上旬，宋莉曾把我拉到一邊，悄聲對我說聽說四人幫倒台了。我第一次聽到四人幫這個名詞，就問什麽是四人幫？宋莉說就是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這四個人。我說這絕不可能，怎麽可以亂抓人呢？他們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抓他們得開會決定，你是在哪聽到這個消息的？宋莉說知青點裏都傳瘋了。這消息我聽了就成為耳邊風，直到返回六安城，抓捕四人幫消息公開，我才知道這是真的。當時對這件事的看法，就是這四個人在政治鬥爭中失敗了。隨著鋪天蓋地的妖魔化宣傳，我這才意識到前人所說的成是英雄敗是賊是怎麽回事。不知道李世民的玄武門事變後，有沒有對李建成和李元吉這樣妖魔化；雍正在取得皇權後，對他的政敵胞兄胞弟也如此抹黑。還有一點看法就是，這四個人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手中沒有軍權，有槍就成草頭王，那是指民間，在皇城，有槍是可以當皇上的。問題是，毛澤東這麽重用這四個人，一旦駕鶴西去，重臣立刻成為階下囚，他想到這一點了嗎？當時，我的這些看法很直接也很膚淺，直到三十年後，係統地閱讀了有關毛澤東建國理念的一係列資料後，看法才稍見深刻，自成一說，這些觀點都表現在拙著《陰柔的力量——淺析三齣巾幗大戲》中。

廢除英明領袖的過程，體現了鄧氏政治家的氣質。他沒用槍，而是用全會的方式解決問題，這恰恰是毛澤東一貫倡導的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在中央層麵上處理左派新貴的過程中，基本沒有抓人，這很值得稱道。當然，出氣政治還是有的，扒康生的墳；用刑事審判的方法解決政治問題，把對立的林彪、江青集團扭在一起搞世紀審判，還聲言要辦鐵案，這就有點滑天下大稽的味道了。這也能理解，打了江山卻不能坐江山，這窩囊氣一受就是十年，總得找個地方發泄。不過鄧氏和陳氏很聰明，他知道給他們氣受的是毛澤東，卻不敢晃動毛澤東這個大旗杆，一麵把他高高地捧在頭上，另一方麵卻抽去了了他的執政精髓——繼續革命的理論。使得中南海門口蕭牆上的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成為一個空洞的口號，紅二代們紛紛利用老子的權利批條子，搗弄緊俏物資發大財，發財之後又去搶官當。在他們看來，江山是他們老子打的，他們有這個權啊！老子英雄兒好漢嘛！文革中的西糾、聯動的成員們就是這樣說的。

在那位用槍指揮黨的英明領袖被廢黜後，新政猶如春風，吹綠華夏大地。最值得稱讚的是，一紙紅頭文件，摘去了數以千萬計的地富反壞右頭上的帽子，恢複了他們做人的尊嚴。人為地樹立對立麵，把反對派作為敵人來打擊，而且打擊手段殘酷惡劣，是土地革命時期共產黨的一貫政策。廢止它，解鈴還需係鈴人，因為這些惡政就是出之於他們之手。廢除這一惡政，也需要胸懷和底氣。當年，人為的樹立一個地主階級，是保證戰爭之本——兵民來源的策略。這個策略的核心就是：讓分得土地的農民時刻提防還鄉團反攻倒算，從他們手中奪回土地，進而自覺踴躍地參加共產黨的軍隊，最終目標是打倒形形色色的還鄉團的總頭子蔣介石。但是，這個政策一旦固化後，就成為一條鐵律，誰也不敢廢止，否則就會被人視為右傾，有被打倒的危險。因此，馬背上得天下的革命家們，一直在被他們剝奪了一切的富有階級的頭上戴著一頂地主富農的帽子，成為階級鬥爭教育的活靶子，時刻嚐受生不如死的滋味。後來，這個反革命的隊伍不斷擴大，凡是反對領導的人或者是給領導提意見的人，都被打入這個被歧視的群體。地主、富農後麵又塞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分子，成為非常龐大的“地富反壞右”陣營。文革中，當年惡政的製造者們被打倒，嚐到了被專政的滋味，方才切身體會到惡政的可惡之處在於不把人當人對待。因此在重新掌權後，以勝利者的胸懷，果斷地廢除這一惡政。另一方麵，鄧氏獲得最高權柄，是靠政治家的威信，絕非權術，在清除了左派的勢力後，執政的底氣十足，同時也深知能夠危害自己的力量源自黨內，絕非是基層的這些冤大頭。再說，都二十世紀了，再把俘虜當奴隸使喚，實在不光彩，不如把他們帽子都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