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第四節 喜與憂不期而至
1963年4月，呼倫貝爾盟農牧管理局發了一份處理臨時工的紅頭文件。文件中有如下規定：42歲以下的臨時工隻要身體合格，一律轉為國家正式工，超過42歲的一律予以辭退。我們家喜憂參半，我有幸轉為正式工，級別為二級，月工資51元。而現年50的歲父親，由於大大超出42歲的標準，被辭退了。
與父親而言，這個打擊是沉重的。由食堂管理員一下子變為社會閑散人員，處於衣食無著的狀態，憂慮可想而知。但父親是一個勤於勞動的人，閑居不久，聽說牙克石藥材收購站大量收購芍藥根，於是就帶著一把鐵鍬上山挖芍藥根。大興安嶺物產豐富，山坡上到處生長著芍藥，每到五月，白色的芍藥花盛開於高原草場的各個角落，隻要有力氣，一個山坡就可以挖上一個夏季。母親說父親剛開始挖的時候，手上磨出幾個血泡，但他也沒停手，戴上手套繼續挖。說來羞愧，這年父親究竟挖了多少芍藥根，如何運到牙克石賣的，我一無所知。一是我在牧業隊上班，夏季擠奶尤為緊張，每個星期才回家一趟；二是父親可能心中煩悶，從不和我談挖芍藥根的情況。後來我曾問過父親，芍藥根好不好挖。父親說芍藥根多，差不多每棵都能挖好幾斤，隻是太費力，芍藥長在草叢中，草根太難挖了。
不知是芍藥根太難挖，還是掙錢少。七月初，父親花了80塊錢買了一把俄羅斯大扇刀。這種刀有80厘米長、六厘米寬，口鈍了，不用磨、用錘子砸。他帶著這把刀去煤窯溝的草甸子打牧草。打草的過程是這樣的：用裝上長柄的大扇刀做扇形來回運動打草；打得的牧草晾幹後，堆放成大堆；堆放要講究技巧，雨水不能浸入草堆內部，否則草堆會黴變，黴變的牧草無法出售；打草季結束後，農牧場會來驗收牧草，包括質量和重量，驗收合格後付款，牧草即歸農牧場所有。
七月二十號左右，母親讓我去草甸給父親送用品，我去了一趟草甸。走了十幾裏後，遠遠地看見一個三角形馬架，孤零零地豎在小河旁，附近不遠的地方有十來個草堆。我不知道是不是父親的馬架，抱著試探的心情穿越草叢走過去。靠近馬架的時候，我聽到了父親的呼喚，就趕緊走幾步。等我到了馬架門口，父親扛著大扇刀走過來，問我是不是送麵粉來的。我鑽進馬架看了看，裏麵空間很小，連腰都直不起來，除了一個地鋪，幾乎沒有什麽空間。我問漏雨不？父親說不漏。我退了出來，見門口有一口鍋，被三個磚墩架起來，顯然是燒飯用。櫛風沐雨，簡陋孤單，悲苦相疊，父親的處境十分可憐。本應傷情的地方，可當時的我並不覺得傷感，父親自1956年以來曾經遭受的苦難那一樁都比這痛苦得多，何況這是勞動掙錢，吃苦所在必然，沒有傷心的必要。我還問父親這兒還有打草的嗎？父親說離這兒三裏路還有一個人，是免渡河鎮上的。聽父親這樣說，我的心更加安然。之後，我看了看這一片牧草的長勢，看到的盡是堿草和小葉雜，都是牛最愛吃的牧草，而且長得厚實緊密；又看了看父親的打草道，打草道足有兩米寬，草茬呈波浪狀，波峰差不多每隔三十厘米重複一次。也就是說父親每次揮動大扇刀，就能把身體左右兩米寬內的草割下來，且一次能推進三十厘米；被割下來的牧草均勻地排鋪在草茬上麵，父親說今天割明天堆，得保證晾一整天太陽，不然會黴變。之後，父親又問我六安來信了沒有。聽我說沒有，父親的臉色逐漸冷峻下來。
後來得知，父親自從被辭退後，就寫信給大哥，讓他抓緊辦理去六安定居事宜。在父親看來，既然被辭退，在免渡河再找一份固定工作希望渺茫，已經五十歲了的老人（那時的五十歲可算作老人），老家即便知道他在六安，也未必會再要求遣返，因為誰都不願找累贅。有關這個問題，大哥肯定也考慮過，家中有個四類分子，對他這個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絕非好事，可是，這時候的大哥非常孝順，寧願承擔責任，也要把父親從那荒遠的地方接回來。母親本來就主張去六安，因為她對二姐已徹底失去希望，又懶又吝嗇的人，誰也不願和她打交道。我由於年輕愚鈍，一直在父母膝下生活，對社會生活缺少了解，父母怎麽說，我就怎麽認識。母親說六安好，我也就天天想著去六安。二姐自然不希望我們去六安，母親在免渡河農牧場，她自然有依靠。張喜山也一再勸阻，因為他知道父親是閑不住的人，絕不會在家吃閑飯。可是父母去意已決，不為二姐張喜山好語所動。
1963年12月26日。父母帶著我離開免渡河牧場，去六安定居。在此之前，我在牧場辦理了退職手續。令我們意想不到的是，由於我是正式工，場部按辭退正式工的文件處理，這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發放的文件，意在鼓勵正式職工辭職，以減輕國家負擔。由於按辭退正式工處理，我和父母三人返鄉的旅費全部由農牧場出，且給了一筆安家費，差不多給了近兩百元錢。於我們家而言，這形同天上掉下的餡餅。想起四年半前，在蚌埠火車站因買車票的錢不夠而著急的心態，我幾乎要笑出聲來。
如今我每想及此事，深感人的一生是由神秘莫測的命運決定的。1962年6月底我從牙中退學，是我人生的重要轉折點。如果不退學，父親在1963年被辭退，必然會導致我輟學。勉強讀下去，1966年高中畢業恰巧趕上文化大革命，仍然是白讀。像我這樣的家庭，一旦上山或者下鄉，被抽調進城工作的幾率很小。更何況，我在農牧場18個月的時間裏，一共掙了差不多1100塊錢，這些錢除去每月留下十元夥食費，全部交給了父親，再加上補貼的回家路費和安家費，我給家庭純貢獻了1000塊錢。這些錢對日後在六安生活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自1959年6月18日，離開園宅集，到1963年12月26日離開免渡河，一共是四年六個月零十天。我和父母漂泊於東北，寄人籬下，嚐受了苦難。但也勞有所值，這個值體現在：在張喜山和大哥的努力下，父母和我由農村遷徙到城市，成為城市居民。在計劃經濟時期，農民和城市居民，感覺上如隔一重天，享受的待遇大不一樣，拿最簡單的例子來說，大饑饉時期，農民被餓死許許多多，城鎮居民沒有一個餓死的，因為他們每月能得到維持生命的糧食。所以，這是一次重要的身份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