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第三節 三個姐姐的機遇（2）
回到園宅集的大姐，寂寞的時間不長。碰到有媒人上門，說皇廟鄉蘇台子有一個解放軍從四川回來娶親。 此人年齡比大姐大三歲，個頭很高，高中肄業，是在1949年在家鄉參軍，隨二野進軍大西南，曾在西藏的亞東駐紮一段時間，後來被分配在四川崇慶縣兵役局，1955年被授予少尉軍銜。大姐和父母對這個年輕人都很滿意。大姐就這樣在1957年夏季跟著蘇良恩走了。大姐走出園宅集也是乘借了時代之風，蘇良恩家是地主成分，在他17歲高中即將畢業時，解放軍解放了他的家鄉，參加解放軍借以擺脫地主家庭的桎梏是他唯一的出路，由此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由於他有文化且性格溫順，在部隊被提拔為軍官，後來轉業到地方縣委辦公室當秘書。如果不是國家政權更迭，生長於富裕家庭的蘇良恩也不會參軍，也不會到荒無人煙的西藏，由此耽擱到25歲才回故鄉娶親。
大姐是幸運的，但是，她的火爆脾氣使她的人生路走得坎坷不平。這在後麵詳述。
現在說三姐。三姐是三姊妹中唯一的具有內向性格的人。用她自己的話說：“我是人縫中長大的，哪個眼裏會有我。”也就是這句話，把她自卑、多疑、自尊心強烈的性格完全展現出來。她說得沒錯，在我們這個大家庭裏，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父母的注意力不會放在她身上，加之她很少出去玩耍，因此，村裏少有人知道老徐家還有這麽一個女兒。三姐的學業也和兩個姐姐一樣，讀完六年級畢業就終止了。上麵之所以說三姐很少出去玩耍，當有客觀原因。大姐風風火火，一直忙於公家的事，比如合作化、巡回法庭，自然占去很多時間，二姐生性懶散，家務活能躲就躲，加上母親也偏向她，因此她很少做事。這樣一來，許多家務活自然而然地落在老實巴交的三姐身上，她性格內向，有苦就往肚裏咽，長此以往，她對母親自然而然地生出許多不滿。
我雖然是兄弟姊妹五人，但真正了解和親近的隻有三姐。大哥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出去工作了，一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見麵，才知道大哥長得什麽摸樣；大姐和我年齡相差十二歲，這幾乎是代差，姐弟之間自然沒什麽心談，據母親說我從小幾乎就是在大姐的肩膀上長大的，帶我、抱我是大姐無法推卻的負擔，因此，印象裏大姐對我並非真心關愛。她1957年結婚離家，也是直到1967年她送孩子回六安，才算知道她長得啥模樣；二姐走得更早，因為她工作的地方離家近，加之母親帶我去了懷遠縣幾趟，所以和二姐不算生分，但也不算十分親近，因為二姐隻顧自己，而且吝嗇，丟給他人的念想不多。自上麵的三個哥哥姐姐離家後不久，園宅集也成立了人民公社，嗣後接著就是大躍進，除去下雨天無法出工外，父母所有的時間都奉獻給了大躍進。家裏的一切都是三姐主持，我也成為三姐的得力助手。我記得很清楚，屋後的坡地都是我挖出來的，種上了時鮮蔬菜。抬水澆菜是我們姐弟倆共同的活，從香澗湖裏抬水往坡地上澆菜是個力氣活，一隻木桶40來斤水，每天都要抬十幾趟，兩人累得哼次哼次的。三姐照顧我，盡量把繩頭往她身邊扒，以此減輕我承受的重量。我還記得家裏養了幾隻雞，平均每天差不多能收5枚雞蛋。印象裏，我們很少吃雞蛋，每隔二三天三姐就把雞蛋用葫蘆瓢裝著，拿到東廟的供銷社去賣，賣得的錢，供家中零用。
我和三姐在困苦中相依為命了一年多，三姐對我是真正的好，從內心裏疼我，無論吃什麽東西，她都不會落下我，甚至是一隻螞蚱腿。如果說如今我念及什麽人的恩情，那麽隻有母親和三姐了。可是，這相依為命的生活隨著一次突然來臨的機遇驟然而止。
1958年上半年，記得是春節過完不久，蚌埠農業科學研究所到園宅集招工。村裏的年輕人蜂擁而聚在鄉政府辦公室，圍在鄉政府的一個負責登記的辦事人員的桌子旁。記得當時的條件是年齡十八歲——二十歲，小學畢業以上文化程度。三姐好不容易擠到桌子前，可那位辦事員不給她登記，說沒見過這個人，有人說這是徐家榮的妹妹，那辦事員堅持說不認識這個人。三姐急哭了，情急之下，我和她一道跑到老嬸家，請老嬸出麵幫忙。老嬸叫吳萬英，是一個誠實忠厚的人，這時她擔任生產隊長，在園宅集的交際場麵上小有地位，這個地位也和三叔在中央機關工作有關係，一個在中央部委工作的人的妻子，在偏避的農村應當是很有臉麵。當老嬸帶著我們再次來到鄉政府，這時已不像先前那樣擁擠。老嬸把三姐介紹給負責登記的人，那人說還沒聽說徐家榮有這麽個妹妹，他指指裏屋，讓老嬸和副鄉長說一說。大約五分鍾後，副鄉長出來吩咐辦事員將三姐的名字登記上。直到這時，我們心中的一塊石頭才算落地。據老嬸後來說，那辦事員聽說她是徐家榮的妹妹，馬上就聯想到父親的頑幹身份，也就是說政審不合格，他不敢承擔讓一個壞分子的女兒招工進城的風險，所以讓老嬸去找副鄉長。副鄉長也是看在老嬸的份上，才同意招工三姐。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當時階級鬥爭的弦比建國初期稍微繃緊了點，但沒達到1964年以後的程度，副鄉長之所以能同意，肯定是此事於他而言不存在風險。這要是在1964年以後，副鄉長絕對不會同意，因為弄不好會別人當小辮子抓，說他階級立場不穩，有丟官的可能。
導致我的三個姐姐相繼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時代之風，就是始於建國初期的婦女翻身解放運動，以及在農村大麵積推廣掃盲識字和普及新式學校的教育。翻身的婦女如果沒有文化，等於沒有翅膀，想飛也飛不起來，從鍋台到田畝仍然是她們終其一生的不二選擇。可見父母還是有眼光的，三個姐姐上學時，正是家庭生活極度貧困的時候，有時都揭不開鍋，吃了上頓不知下頓在哪兒。他們不因女孩會嫁人而放棄對她們的文化培養，特別是母親，在女兒已經能承擔家務和農活的時候，沒有像多數家庭那樣，為了減輕自己的勞累而把女孩栓在灶台上或者趕進農田裏做莊稼活，使她們得以完成學業。小學畢業文憑的價值，現在已微不足道，可在建國初期的農村，能夠小學畢業的還是少數。有一萬多人口的園宅集鄉，每年僅僅有三十幾個人小學畢業。那時候，有小學畢業的文化程度，進城找一份像樣的工作不是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