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一 天津講話
194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五大書記中指導城市接收工作的劉少奇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派下，來到天津。在這座中國北方工業重鎮發表了著名的也備受爭議天津講話。
劉少奇去天津的背景是：華北局黨委書記薄一波寫信給中央，匯報了天津解放後工人要起來奪財產，資本家那頭情緒不穩定，天津的社會生產形勢不容樂觀的一係列情況。共和國的領袖們，知道取得政權隻是萬裏長征的第一步，能否取得最終的勝利還得看看他們是否有管理國家政治的能力，以及管理國家經濟的能力。而薄一波在信中反映的情況卻是一個極為棘手的二難問題：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最高興的當然是窮苦工人、市民，他們渴望城市也能像共產黨領導的農村土改一樣，在社會資源重新分配的革命浪潮中分得一杯羹，從工廠中分得一些財產，真正像共產黨號召的那樣，勞苦群眾翻身做主人；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後，憂心忡忡，非常害怕“土改”的激烈行動在城市重演，因為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沒有外逃的經濟能力，隻能坐觀形勢，差不多是坐以待斃。共產黨實施什麽樣的政策與他們而言生死攸關。
在這嚴峻時刻，在土改中以左傾著名的劉少奇，出人意料地發表了和共產革命根本目標背道而馳的講話。
盡管網絡如此發達，不知是何原因，我們卻無法搜尋到劉少奇在天津講話的全文。
現摘要新浪北極星的博客中《劉少奇天津講話》的有關片段：
【毛主席要劉少奇到天津去，是因為當時中共華北局書記薄一波給毛主席寫信匯報了天津解放後工人要起來奪財產，資本家那頭情緒不穩定，天津的社會生產形勢不容樂觀。要到天津去，劉少奇想到王光美的父母親都在北平，可先到他們那兒去摸點天津方麵的初步情況。
這是一個晴天，劉少奇到北平西城舊刑部街32號拜見嶽父母。劉少奇進得門來，稱呼二老後，握著二老的手說：兩位老人這些年不容易啊！
二老知道劉少奇講這話的含義：1924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遷都南京，王光美的父親不願跟國民黨走，隱居北平，教育子女，後來，子女大都參加了革命。王光美的母親還冒著生命危險掩護過地下工作者。
劉少奇坐下來，抽出一支前門煙，與王光英交談。王光英說，我不懂政治，軍事上更是外行，但知道仗還是要打下去的，所以，許多工廠還是可以用的。王光英向劉少奇介紹了天津的主要大工廠，哪家可以生產軍服，哪家可以生產軍火，講得頭頭是道。劉少奇聽著，微笑著說，仗不會再打多久了，全國很快就要解放了，現在是應該考慮和平時期的建設問題。比如說，城市應當怎麽搞……劉少奇詢問王光英對國家建設有什麽意見建議。王光英告訴劉少奇，天津的資本家長期受國民黨宣傳的影響，對共產黨不了解，害怕“共產”，也害怕要像地主一樣被揪鬥，人人自危，無心開工生產，有的已經抽逃資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殘餘勢力的破壞，市場極為混亂，物價上漲，原料匱乏，生產停頓，工人失業……
劉少奇認真地聽著，對王光英說，你回天津後要多聯係工商界人士，做點工作，宣傳宣傳黨的政策嘛。
半月之後，劉少奇到天津，發表了著名的“天津講話”。
天津是當時中國第二大工商業城市，人口200萬，是華北、東北、西北這“三北”的商業樞紐。劉少奇到天津去，目的非常明確：解決勞資矛盾，穩定社會情緒，恢複工商界的生產信心。為此，劉少奇偕同龔飲冰、盧緒章、張文鬆、正光美、吳振英等，匆匆趕往天津。
在天津市的幹部(主要是工會幹部)會議上，劉少奇批評幹部中存在的“左”的傾向，指出，對民族資產階級有聯合有鬥爭，但今後重點在於聯合而不在於鬥爭，在政治上聯合他們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作鬥爭，在經濟上要聯合他們發展生產，隻鬥爭不聯合是錯誤的，隻聯合不鬥爭也是錯誤的。
對於資本家的繼續存在，當時有的工人想不通，說，既然我們翻身當家作主，資本家要逃就讓他們逃，要關門就讓他們關好了，他們不開，我們開，組織起來辦合作工廠。在天津市職工代表大會和華北職工代表大會上，劉少奇針對這種情況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說，在目前條件下，私人資本主義的剝削有若幹發展，對於國民經濟是有利的，對於國家是有利的，對於工人也是有利的，失業還不如有業。中國工人階級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組織起有戰鬥力的隊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軍。工人階級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不是我們的鬥爭對象，而是爭取對象，如果把資本家作為鬥爭對象，就與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路線不符合，就會擾亂自己的陣線。當前，我們對資產階級的政策是又聯合又鬥爭，在經濟上聯合他們恢複生產、發展生產；在經營範圍、稅收政策、價格政策、對外貿易上限製他們，引導他們，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經濟發展。有限製，就有鬥爭。這種鬥爭，以不破壞聯合為準則，否則，工廠減少，生產下降，工人失業，對工人、對國家都不利。今天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太發展了，而是太不發展了。
劉少奇此行，還直接與天津的資本家見麵和座談，幫助他們消除疑慮。
4月21日，他來到宋斐卿任總經理的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接見勞資雙方代表。當時，這家公司的勞資關係非常緊張，工人認為解放了，就得分資本家的財產，就得共產，主張把庫存的毛線分掉，因而發生了“吃雞”還是“吃蛋”的問題，劉少奇告訴工人代表，在勞資兩利的情況下，還要讓私人資本主義存在一段時間。“如果吃了母雞，就不會再有雞蛋吃。”4月23日，劉少奇視察了朱繼聖任總經理的仁立毛呢廠。朱繼聖是清華大學畢業生、天津有名的企業管理專家，他曾用英文寫過一本企業管理的專著，與美國商界的關係特別好，是華北地區最大的中國工藝品銷往美國的出口商。解放前，他沒有跑往美國，堅持留在中國。劉少奇稱讚他的工廠在管理上的文明、先進。朱繼聖則把自己的英文專著送給隨行的王光美。
劉少奇天津之行的重頭戲在5月2日。他邀請民族資本家李燭塵、周叔韜、宋斐卿等128位資本家座談。這也是“天津講活”的主體部分。會上，資本家們表示，他們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產黨隻顧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無法生產。劉少奇耐心聽完他們的講話，說，工人和資本家是兩個階級，要從根本上調和使其沒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決辦法，隻有搞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就一定要革命。但從新民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經過流血革命。現在形勢很好，大門的鑰匙放在自己的口袋裏，要開多少關多少，都由白己決定。中國人民不再受帝國主義壓迫了，中國工商業發展有了保障，目前的主要問題便是恢複與發展生產。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既要發展國營經濟，也要發展私營經濟，從原料到市場，國營私營共同商量，共同分配，這叫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賺，就是貫徹公私兼顧的政策。
這時，有資本家說，他怕聽“資本家”稱號，也怕呼“剝削”二字。劉少奇笑笑說，如果你們能找出另外的詞來代替也可以，在沒有找到別的適當的詞之前，我隻好依舊叫你們“資本家”。劉少奇侃侃而淡：剝削是個事實，哪怕是罪惡，也隻好承認了。不過認為剝削多，罪惡大，要審判，要槍斃，苦悶彷徨，那是錯誤的。過去，你們一方麵剝削別人，一方麵又受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剝削。這是剝削製度的罪惡，剝削是個社會現象。誰也不願受剝削，剝削製度是很壞的,消滅剝削製度是大好事，但根據今天中國的現實情況，不是要不要消滅剝削，而是能不能消滅剝削。消滅以後怎麽辦？應當采取什麽樣的步驟？我們共產黨人知道，資本主義一方麵建立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剝削製度，另一方麵也為人類社會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產業。它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既為它的剝削製度所需要，也為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需要。
資本主義產業發展了，無產階級力量也會隨之增強。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100年間將生產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來幾千年生產的總和還多。從發展生產力看，資本家階級剝削是有其曆史功績的，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抹殺這個事實。罵是罵，而資產階級這個功績還是有的。從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說，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國資本主義還在年輕時期，還可以發揮它的曆史作用，尤其是當前我們要求工商界發揮積極性來發展生產力，建設新中國，這正是你們為國建功的機會，你們應該努力，不要錯過機會。今天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封建剝削除去之後，資本主義剝削是進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廠開得太多，工人受剝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剝削，對國家和人民有利，恢複和發展生產，除國家之外，還有私人的；國營與私營之間，可能有競爭，但政府的方針是使國營和私營合作配合。既要發展國營生產，也要發展私營生產，要采取限製政策，以避免舊資本主義前途。公私兼顧是限製，勞資兩利也是限製.
針對勞資緊張的問題，劉少奇說，你們資本家有身份，假如工人們罵你們一句，你們就認為丟了麵子。但是工人們有沒有身份呢？工人們也有身份，他們的政治地位還比你們高一點。你們想一想，假如你們罵了工人，他們會不會也認為是丟了麵子呢？現在，在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你們資本家可以充分發揮積極作用。
在談到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資本家怎麽辦時，劉少奇指指宋斐卿先生說，你現在隻辦了兩三個廠子，將來你辦8個、16個廠子。到社會主義的時期，國家下命令，你就把廠子交給國家，或者由國家收買你的工廠，國家一時沒有錢，發行公債也行。然後，國家把這16個工廠還是交給你辦，你還是總經理，不過是國家工廠的總經理，因為你有功，國家再交8個廠子給你辦，—共24個，薪水不減你的，還要給你增加，還要相應地給你高的地位。可是你得要辦好嗬！你幹不幹呢？宋斐卿說，那當然幹。
劉少奇這麽一講，在座的資本家鬆了一口氣。】
鳳凰講堂中《劉少奇和天津講話》有如下表述：
【曆史檔案表明，類似“剝削有功”的話，少奇在不同場合先後講了多次：同年5月12日在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5月19日在北京市幹部會議上的講話，8月28日在東北局幹部會議上的講話，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的談話中還說：現在剝削是救人，不準剝削是教條主義，現在必須剝削，要歡迎剝削，工人要求資本家剝削，不剝削就不能生活。今年關內難民到關外去，要東北的富農剝削他，他就謝天謝地。作為劉少奇這樣一個具有高度馬克思主義素養的黨中央領導人，這樣不厭其煩地一再向黨的各級幹部解說這個道理，顯然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並非一時脫口而出的失言。】
【現在有很多失業工人要求資本家複工，也就是要求你們剝削他們一下。“就是說你收他們做工，給工資，剝削他們，他們倒有工作可做，不失業了。” 少奇指著宋棐卿說，你“現在隻剝削一千多人，如果你能剝削兩千甚至兩萬工人那就更好。現在的工人是有人剝削比沒人剝削好，沒人剝削他更痛苦。有人剝削他雖然痛苦，但總比較好一點，不會失業，有飯吃(雖然隻能吃半飽，但總比沒有飯吃好)。”又對周叔弢說：“你能開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工廠對社會更有好處，功勞就越大。”因為，“你們把工廠建立起來，用全力把工廠管好，對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是有功勞的。”總之，“今天在中國正是資本家建立功績的時候，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動的，而是青年時代，還能夠發展。”】
劉少奇上述講話，即便是在經濟上資本主義已經完全複辟的今天，也是不能在報刊文摘上發表的，更何況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剛剛取得勝利，勞苦大眾揚眉吐氣的時候！幾十年共產革命的基本綱領就是反壓迫、反剝削，帶領勞苦大眾推翻壓在他們頭上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三座大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二把手，在有資本家參加的座談會上，如此放肆地大談剝削有功實在出人意外，這仿佛是一盆冷水，劈頭劈臉地潑向十幾萬歡欣鼓舞津門工人兄弟。這會讓那些眼巴巴地看著共產黨為他們解除剝削枷鎖的廣大工人和貧民作如何想？這會讓那些在崇高的反剝削、反壓迫戰爭中置生死於度外浴血奮戰的廣大將士作如何想？因此，劉少奇天津講話在黨內引起劇烈的反響是必然的，有人反對有人支持，什麽人反對什麽人支持，是由他們的世界觀決定的，這幾乎是檢驗他們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的試金石。如果我們細細地把各種反映梳理一下，便可看出十七年後文革期間在如何對待造反精神和繼續革命理論的態度上，革命派和特權精英陣營劃分的淵源。什麽人是為勞苦大眾翻身求解放而參加革命的，什麽人打江山是為了坐江山的一目了然。
如何治理國民黨留下的滿目蒼夷的爛攤子，不會隻有一種鼓勵繼續剝削的老路，否則共產黨鬧革命的動機就會受到質疑，那就成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曆史鬧劇。解決這個問題當有許多種方法，比如最簡單的就是組織工人委員會，監督資本家管理企業，實現毛澤東強調的 “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當是一種不錯的選擇。為什麽會一邊倒，選擇讓剝削階級繼續剝削這條讓勞動人民寒心的這條路。人們不禁納悶，這位曾在安源路叱吒風雲的工運領袖，為什麽在紅色江山剛剛建立之時，就坐在資本家的沙發上對工人指手畫腳：現在剝削是救人，不準剝削是教條主義，現在必須剝削，要歡迎剝削，工人要求資本家剝削，不剝削就不能生活。
劉少奇在晉綏土改中曾這樣命令下級：同時要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然後幫助其生產，而解決土地問題的中心一環是發動群眾，要依靠群眾自己來解決土地問題，群眾不起來，任何英雄好漢都是解決不了的。（摘自在蔡家崖晉綏邊區幹部會上報告，劉少奇年譜1947年）
同年4月22日，劉少奇致信賀龍、李井泉、張稼夫等。指出：“地方農民已分得若幹土地，有些地主被鬥爭，有些地方也正在進行工作，但群眾運動是非常零碎的，沒有係統的，因此也是不能徹底的。”“沒有一個有係統的。普遍的、徹底的群眾運動，是不能普遍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目前你們的任務，就是要有計劃地組織這樣一個群眾運動，並正確地把這個運動領導到底。”“在個別的村子的典型運動開始後，周圍村子的運動就自動照樣開始，使運動成為潮流，成為風暴、才能解決問題。”（劉少奇年譜 1947年。）
對照劉少奇在晉綏土改和天津講話的截然不同的態度，人們不禁會問：這是同一個人嗎？為什麽對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態度形同天壤？同為剝削者，在晉綏的地主富農是被剝奪、被鎮壓、被砍頭的對象，而在天津的資本家卻堂而皇之成為共產黨的座上客，並鼓勵他們繼續剝削。
劉少奇去天津前，專門去刑部街32號拜望嶽父母，以期了解天津情況，為此還特地征求妻兄王光英的意見。至於他的嶽父給了他什麽影響？妻兄王光英給了他什麽影響？妻子王光美給了他什麽影響，這一切都無從了解，真相也許永遠不會解開。如果稍加分析，在劉少奇天津講話的背後，有王光美的身影，有王氏家族的身影，他們無疑給了他一些建議。至於是什麽樣的建議，我們不可妄加推測，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動機肯定是純潔的，是為了能給身為共產黨高官的女婿一些有益的幫助，更好地解決天津當時的企業怎樣恢複生產的問題。但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是水火不相容的。在資產階級看來是優勝的選項，在無產階級看來可能一劑毒藥，是對本階級的背叛。劉少奇在天津的講話就是在這樣背景下產生的，給他帶來的影響巨大且致命。因為他是共產黨，卻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講話；還因為共產革命在某種意義上來講是運動革命，運動一旦開展起來，任何人都會受到懷疑，天津講話等於是埋在劉少奇身上的定時炸彈，一旦時機成熟，有人肯定會撥動這枚炸彈的指針。另一方麵，也是不容忽視的一麵，天津講話受到高崗的激烈反對，而恰在此時，毛澤東委托高崗調查劉少奇在奉天被捕以及如何出獄的情況，這是劉少奇被定為大叛徒的早期調查。毛劉一家，此時處於密切合作時期，毛澤東此舉是否受到天津講話的影響不得而知，可以推論的是，一向以解放勞苦大眾為己任的毛澤東，麵對如此露骨鼓勵剝削的論調，當是不會無動於衷。沒人懷疑劉少奇天津講話的動機，隻是這樣一來，人們起碼也會在最低的限度上也會認定他是一個投機者，沒有管理現代國家的能力，充其量也隻是在資產階級那兒學點皮毛而洋洋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