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女人唱大戲——陰柔的力量 序（1）

一

   發生於十九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像一個晴天霹靂，震醒了所有的華夏兒女。一向以世界中心自居的中國，瞬間成為戰敗國，屈辱地和西夷簽訂城下之盟。國門被洋人的大腳強行踢開，洋貨如洪水，摧毀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與此同時，鴉片像一個黑色旋風，在攫取財富的同時也掠走了多數國人的健康，東亞病夫的帽子一直戴了一百多年。此後的一個世紀裏，中國人經曆了一場場噩夢般地遭遇，150餘萬平方公裏的國土被強迫割讓，殘存的國土也被劃分為各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成為帝國主義的角鬥場。他們橫行霸道、頤指氣使，致使中國大地生靈塗炭、百業凋敝，輝煌的曆史幾近成為毛邊紙上的記憶，五千年文明長河麵臨斷流的危險。

    失去尊嚴的中國人，並沒有被列強的囂張氣焰嚇倒，更沒有因遍體傷痕而失去拚搏的勇氣，他們一方麵奔走呼號，以期喚醒迷蒙的國人；一方麵研究探索圖存救亡之路，發揚傳統、師夷之長，在黑暗中摸爬滾打了一個多世紀，付出了幾千萬條生命的代價，方才取得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共和國，確立了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並以憲法的形式確立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逐步消滅剝削製度，對富農經濟采取限製和逐步消滅的政策。憲法總綱明確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崇尚勞動；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一切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經常保持同群眾的密切聯係，傾聽群眾的意見，接受群眾的監督；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效忠人民民主製度，服從憲法和法律，努力為人民服務。

       建國之初的八年，是五千年文明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清明時期。不僅僅是因為共和國的建立使古老中國免除像西瓜一樣被列強切割的命運，而是在這期間內，領導階層相對廉潔，各項政策措施得當，政府有強大的凝聚力；由於及時滌蕩了舊社會遺留的汙泥濁水，破除封建迷信，割除社會毒瘤，廢止一切形式的剝削，廢除一切歧視婦女的宗法製度，使婦女獲得徹底解放，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祥和與安定；人民安居樂業，人心思善，互相幫助、助人為樂等社會美德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獲得了最大限度的擴展。同樣的，在經濟領域，在蘇聯的大力支持下，國民經濟也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從無到有，一個完整的工業體係初具雛形。

       眾所周知，自1957年之後，共和國經曆了數次激烈的政治動蕩。在政治壓倒一切的形勢下，在個人專斷的境況中，加之領導人沒認清經濟規律且頭腦發脹和多數國民的投機心理作祟，原本蓬勃的發展勢頭被破壞了，繼之而來的是1960年恐怖的大饑饉和國民經濟嚴重地衰退。當然，帝國主義和一切反華勢力對新中國的政治敵視和經濟封鎖，也是造成困境的重要原因。如果說1956年以前的曆次運動，像一把手術刀，割除的是軀體上的諸多的毒瘤，那麽，從1957年之後的政治運動，則像一劑劑猛藥，不但沒對羸弱的軀體產生滋養作用，反而在摧枯拉朽的治療中連諸多健康的細胞都殺死了。

       為什麽自建國以來蓬勃發展的經濟勢頭會突然放緩甚至倒退？為什麽一群久經磨練的政治精英會屢出昏招，甚至相信畝產萬斤的鬼話，做出一些諸如砸鍋煉鐵等匪夷所思之事？為什麽在1960那樣嚴重的大饑饉情況下，共產黨的政權依然堅如盤石？為什麽在當今溫飽不愁、錢袋鼓鼓的情況下會出現一次又一次的毛澤東熱？對一些過來人，按理說他們不會忘記在毛澤東時代曾經出現的餓殍遍野的觸目驚心場麵、嚐受過的饑腸轆轆滋味、以及對政治運動中無情打擊的恐懼。可是他們現在卻在擺滿山珍海味的餐桌旁，在觥籌交錯的宴席中高唱毛澤東的讚歌。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怪兮兮的熱土，用儒家的觀點或者用西方的精英學說無法解證上述的幾個為什麽。但並不能由此說這些問題無解，如果換一種角度，或者換一種思維，也許很快就能做出正確的解答。

       針對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後的一係列政治動蕩，有人分析說是權力之爭，也有人說是專製的必然產物，更有人說是體製弊病。這些分析不乏中肯，也有一定的說服力，但究其所闡述的觀點來看，其中肯和說服力是在有限的範圍內，根本沒有觸及到根本，就像H7N9病毒所表現的症候和一般感冒所表現的症候基本相同一樣，說這種致命的禽流感是感冒肯定是誤診，輕則延誤診治，重則傷及性命。

       實際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動蕩，從根本上來說是治國策略的不同造成的，本質是世界觀在政治上的反映，具體一點就是依靠什麽人的問題。權力之爭、專製、體製隻是其中的次要因素。毛劉原本一家，後來因為治國方略出現嚴重分歧，無可奈何地分道揚鑣；鄧小平原本是毛澤東少數的親信之一，由於執政理念的分化，冷淡了毛，倒向了劉，致使其在文革初期和劉一起被打倒；毛周原本是對立的，由於過度相信毛的魄力，反到成為毛的得力助手。而其他的開國元勳，則有意或者無意地在兩個陣營中站隊，文幇基本傾向劉，武幇鐵了心地保毛，這是由血的經驗和世界觀決定的，並非是權力之爭。

    為什麽要這樣說？

    自1840年以來，在中華民族麵臨危亡的形勢下，救亡圖存成為一切中國人的共識。各種主義、各種派別、各個階層在救亡圖存的旗幟下，匯成一股巨流，衝向阻礙中華曆史前進的堤壩。在這股巨大的洪流中，有飽學之士，也有粗壯勞工；有舊世界的精英，也有智慧超群的草根；有背叛剝削階級家庭的激進賢達，也有懷揣飛黃騰達夢想的寒門子弟。他們對如何救亡圖存的認知，以及采取什麽樣的方略，可以說有天壤之別。最終，這股洪流經過數次分流和沉澱，終於涇渭分明，右翼人士差不多都歸順在青天白日旗下，左翼分子則紛紛奔赴中央蘇區和延安。盡管那兒貧窮困苦，但一群泥腿子向國人展示了樸素廉正簡明的政治模式，因此具有強大的號召力。最終，樸素取代了奢侈，貧賤戰勝了高貴，弱者打敗了強者，廉正驅逐了腐朽。